每年的4月是愛國衛生月。
當愛國衛生運動遇上疫情，顯得尤為特殊，也引起人們更多的關注。
愛國衛生運動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1950年代興起的一場全民參與的群眾性衛生運動。從名字就可以看出，“運動”點明瞭要動員群眾；“衛生”標記著範疇，“廁所革命”、垃圾分類、杜絕食用野生動物以及當下的健康防疫，都是運動的具體內容；而“愛國”，直接把衛生相關的工作，提升到了愛國的高度。
“愛國衛生運動”宣傳畫
講衛生難道不更多是個人問題，“衛生”和“愛國”“運動”到底是怎麼掛上鉤的？
這先得從“衛生”這個概念講起。
01 近代中國才講“衛生”
我們現在理解的“衛生”這個概念，其實是一個年輕的舶來品。今天我們享受著現代文明下的衛生秩序，但在古代中國，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觀念。
雖說早在先秦典籍《莊子·庚桑楚》中就有“衛生”一詞，但這裡的衛生，指的是一種養生術。直到近代日本人在翻譯英語hygiene一詞時，才引用《莊子》中的“衛生”一詞，來指代現代意義上的衛生，有講究清潔、預防疾病的內涵，然後傳到我國。
中國古代的城市街頭，髒亂差是常態。首先，糞便處理是一大難題，據清康熙年間史料記載，京城人畜混雜，每家每戶沒有廁所，婦女會把馬桶裡的濁物，連同各種生活汙水，直接倒在街邊的溝渠，所以水溝裡都是臭水。如果真像電視劇那樣可以穿越到過去，我們很可能剛到就被燻暈過去了。
清末北京街頭
當時，人們還習慣將垃圾直接傾倒進河中，造成水的渾濁和河道擁堵。民國初年，一個日本人在遊記中寫道：“黃河水和長江水是一樣渾濁的，但長江水像黃醬湯，而黃河水就像番茄汁一樣。”
在農業社會，人與排洩物共處，其實是很常見的事，這也是人們普遍對髒亂差習以為常的根源。糞便對於農業生產有著非常正面的作用，前邊我們提到，人們習慣把糞便灑在溝裡，只有每年春耕時才有人掏出溝裡的糞土，拉到農村當糞肥賣，農民也可以自己進城來掏糞。即使歷史上有一些“公共廁所”的記載，修建的出發點並不是為了衛生，而是為了更方便地收集糞便。
當然，這種狀況不是中國獨有的。在工業社會以前，城市惡劣的衛生狀況，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被稱為18世紀歐洲最骯髒的城市巴黎，也是在工業化之後，通過“奧斯曼計劃”完成了系統化的改造，一躍成為了“現代城市”的標杆。
奧斯曼改造前的巴黎
這樣大型的公共衛生的變革，需要動力和刺激。
而刺激中國近代公共衛生興起的，是“外部敵人”的出現。
02 當“不講衛生”成為詬病
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現代化之後，衛生逐漸變成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文明的標準。幾千年的文明古國，開始被當作“東亞病夫”，這直接激起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最先開始著急的是近代知識分子。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文，指責官府在公共衛生治理上不作為。他甚至更激進地說，“不講衛生”，人“皆為病夫”，國家也變成“病國”。
在外部的刺激下，個人的健康和種族的強壯，被認為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清潔和衛生更是民族強大和國家文明的重要體現。
衛生不再是一件個人養生或者健康的問題，而和整個民族、國家息息相關。
除了被“東亞病夫”深深刺痛之外，近代中國人在不斷與世界連接之後，也確實意識到了中國的落後，開始嘗試建設現代衛生體系。
在早期，一些城市模範的是租界模式。一方面注重日常環境、飲食和個人清潔衛生的監管；另一方面完善應對傳染病的強制清潔措施。維護公共清潔成為官府的日常事務，官府需要加強衛生巡查和檢查，增配人力、設備等進行公共衛生治理。
民國“新生活運動”服務團（1934年12月）
民國時期，蔣介石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就是想改造中國人的日常行為，樹立新的規範。這一運動以“規矩、清潔”兩項為目標，涵蓋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光“須知”就有95條。
在蔣介石看來，“一個人或一國國民的精神、思想、知識、道德，統統可以從基本生活的樣法，表現出來”，挽救國家、復興民族的道理，就在這些小事之中。所以從衣食住行入手，改變人們的餐桌禮儀、穿衣不整、亂丟垃圾、隨地吐痰之類的“不文明”行為，使“所有的國民個人都過整潔樸素，一切能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
但是，當時的民國政府並不能做到有效地動員全社會，而且中國尚處於向現代社會過渡時期，民眾缺少自發性改造的意識，所以新生活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
真正做到全民參與的，是新中國成立後發起的“愛國衛生運動”。
1952年抗美援朝時期，中國報紙頭版紛紛刊登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境內使用了細菌戰的信息，隨即號召全國掀起一場“愛國衛生運動”。這是運動的最早起因。
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展覽會（1953年6月）
當時，細菌被描述成外部敵人，是中國為了實現主權和現代性必須戰勝的敵人。群眾相信，這是一場“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漸漸地，就發展成一場全國性的群眾性衛生運動。
愛國衛生運動深刻而廣泛，一直持續到今天，“除四害講衛生”、“五講四美”、“提高個人素質”、“整治城市環境髒亂差”“廁所革命”“科學防疫”等我們熟悉的說法，都是不同時期的倡導。
通過廣泛的宣傳和政治動員，人們開始普遍接受一個觀念，那就是“衛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講究個人衛生就是一種愛國行為。
03 潔淨背後的政治秩序
愛國衛生運動從1952年開始持續至今，確實給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做出了很多貢獻，意義深遠。
最直觀的是，講衛生讓中國人更健康了。
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35歲提高到2018年的77歲，嬰兒死亡率由建國初期的200‰下降到2018年的6.1‰，孕產婦死亡率由1949年的1500/10萬下降到2018年的18.3/10萬。
和身體健康相對應的，則是精神層面，從新生活運動到愛國衛生運動，中國人的公共性在成長，人們開始意識到現代生活和利他主義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總結過，文明有三個要素：潔淨、秩序和美好。要想變成一個文明的國家，必須從清潔開始做起。
《教養身體的政治》| [日] 深町英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2017年7月
《教養身體的政治》作者、日本中央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深町英夫則認為，衛生運動背後的深層邏輯，其實是一種“身體教養”。
他認為，現代化的終極目的是富國強兵，為此需要的就是有足夠的力量和健康的國民，沒有這種國民的存在，不能建立起富強的國家。所以西方也好，日本也好，所有的國家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都需要進行身體的教養。
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勤洗手、不在公共場合抽菸再到垃圾分類等等，這些瑣碎的、事無鉅細的行為規範，本質上其實是在通過身體和行為的規訓，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塑造新的國民。
中國在現代化的轉型中，則更加需要建立起一種新的秩序，一套新型的生活規範，從而通過管理身體，達到社會生活的有組織化。
今年愛國衛生月的海報
在經歷了疫情這樣一次巨大的衝擊後，我們整個社會對於公共衛生問題的關注達到了一個新高潮，也讓我們意識到公共衛生服務所承擔起的社會責任。
正如19世紀流行病學家魯道夫·佛爾楚說的：“醫學就是政治，政治不過是更大的醫學。”
愛國衛生運動的目標，不只是孤立的個人“講衛生”習慣，而是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在共同形塑我們的社會面貌和社會成員；同時，愛國衛生運動依靠的，也不僅僅是人的道德性和自發性，政治的宣傳和強制，商業社會的流動和複雜，還有無數瑣屑的人際碰撞和交流，都在一齊確立著我們今天的“文明”規則。
作者：賈奕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