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孫道萃，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學術部主任、博士後
原標題 | 《寬嚴相濟與“醉駕”治理》
自《刑法修正案（八）》增設的危險駕駛罪施行以來，各地嚴格執法，查處了一批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依法懲處醉酒駕駛機動車犯罪，維護公共安全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這充分說明增設危險駕駛罪的立法意義與社會價值。
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關於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
近年來，各地在執法過程中也不斷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對危險駕駛罪的法律適用標準出現不同的聲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關於辦理“醉駕”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浙高法〔2019〕151號，以下簡稱《紀要》）結合浙江省的實際情況，對新形勢下如何依法有效治理“醉駕”提出了新的思路，也有助於對該罪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目前，“醉駕”案件數量高位運行不止。在新時代，應當堅持寬嚴相濟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依法科學高效治理“醉駕”問題。
一、公共安全法益與“醉駕”的刑事違法性判斷
按照《刑法》第133條之一的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是“醉駕”涉嫌構成犯罪的時空場域，也是其刑事違法性的發生時空場所。而之所以設定“道路”這一基本的罪狀要素，就是為了保護公共（交通領域）安全法益。
《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119條第1款的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範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於公眾通行的場所。這是理解“道路”之空白罪狀的行政法依據。
《紀要》對“道路”作出兩個層面的限制：
一是不包括居民小區、學校校園、機關企事業單位內等不允許機動車自由通行的通道及專用停車場。
二是對於醉酒在廣場、公共停車場等公眾通行的場所挪動車位的，或者由他人駕駛至居民小區門口後接替駕駛進入居民小區的，或者駕駛出公共停車場、居民小區後即交由他人駕駛的，不屬於《刑法》第133條之一規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
第一種情形旨在將明顯屬於封閉的“內部道路”予以排除，第二種情形對“道路上”的“駕駛行為”作了限定理解。
這兩種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在具體操作中，也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 一是對道路的“公開性（公共性）”之理解，雖然原則上應將“封閉性”的道路予以排除。但“封閉”是相對的概念。不允許自由通行的內部通道或專用停車場，其“封閉性”是不確定的，並不必然不涉及公共安全問題。應當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
◆ 二是應當遵循危險駕駛罪的罪質，對“醉駕”的行為特徵進行理解。“醉駕”是典型的抽象危險行為，一旦出現，就隨時可能對公共安全造成高度危險或不確定的現實危害。因而，一般不存在中止、未遂等停止情形。
即使在相對封閉的道路或區域等，短暫或臨時“醉駕”，雖然客觀上沒有造成現實的危害結果，但不能就此否認該類行為的危險性，及其對不特定的多數人的現實危險性，更不能直接認為不屬於危險駕駛行為。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綜合案件的所有情況，具體地判斷與認定，做到實事求是，不拔高也不降低。
基於此，對“道路”的理解，應當迴歸立法原意，特別是需要遵循危險駕駛罪系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對“道路”的規範內涵作出符合目的與功能的解釋。
對於“駕駛”行為的理解，也要結合“道路”的情形，並同時結合其他要素，綜合地進行實質判斷。不能僅因“道路”的情形較為特殊，或與相關法律規定的不太一致，就簡單地予以排除。
“道路”作為前提條件之一，對“駕駛”行為的認定具有時空範圍的約束，但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不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
二、輕微罪質與“醉駕”案件的不起訴裁量
根據《刑法》第133條之一的規定，構成危險駕駛罪的，處拘役，並處罰金。
縱觀1997年《刑法》中的所有罪名，按照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精神，可以認為，危險駕駛罪是目前最輕微的罪名。從立法原意看，之所以《刑法修正案（八）》增設本罪，是因為“醉駕”這種高發的危險駕駛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
從這點看，“醉駕”入刑，是對相對輕微的違法行為予以入罪，反映了從嚴的一面。相應地，在刑事司法中，對“醉駕”的寬嚴相濟處理，不能矯“嚴”過“寬”。
《紀要》規定，醉酒駕駛汽車，酒精含量在170mg／100ml以下，認罪悔罪，且無8種從重情節，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以下，且無8種從重情節，危害不大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不移送審查起訴。
同時，醉酒駕駛摩托車，沒有造成他人輕傷及以上後果，認罪悔罪，酒精含量在200mg／100ml以下，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其中，酒精含量在180mg／100ml以下，危害不大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不移送審查起訴。
《紀要》區分駕駛機動車與摩托車的情形，根據酒精含量的程度、認罪悔罪、是否有8種從重情節以及犯罪情節是否輕微幾個主要因素，決定是否起訴、免於刑罰處罰或不予起訴。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紀要》對不起訴的處理，相比於《意見》，更多地體現了從寬的一面。
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對於判處拘役並處罰金的“醉駕”行為，雖然是輕微罪，但仍存在出罪的空間。《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訂）第16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責任，不予以起訴。
因此，對“醉駕”行為，不必然一律都應當按照犯罪處理。這在實踐中必然違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於一些個案，檢察機關根據案件事實與證據，可以做出不起訴處理。
然而，在把握“醉駕”案件的不起訴問題上，總體上要堅持審慎的嚴格適用立場，而不能過於放寬標準與範圍。其理由為：
一是輕微罪的入罪門檻已經偏低，客觀上無法預留較大的立法出罪空間 ，否則，必然削弱立法的科學性與必要性。
二是“醉駕”入刑後，如果不起訴的適用率過高，不僅導致本罪的司法覆蓋面下降，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本罪的立法初衷。
三是雖然“醉駕”案件的基數很大，甚至高居“榜首”，是“案多人少”現象的主要內因。但不能單純為了“壓縮”案件數量，而人為地放寬“醉駕”的刑罰處罰標準。這在個案中可能異化為功利主義對司法正義的不當滲透。
四是對“醉駕”作不起訴處理，有其積極的社會意義，但在積極的一般預防效果等方面卻明顯被壓制。辦案機關應當權衡得失，既要對社會關切問題予以充分保障，也要對反映強烈的特定情形予以排除。
對於“醉駕”案件的起訴權把握上，總體上應堅持綜合判斷的原則。既要充分考慮“道路”、“駕駛行為”等基本要素，對刑事違法性作出全面的認定。同時，應當重點結合酒精含量的程度、認罪認罰、是否有法定的從重情節、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的輕重等要素，對社會危害性作出整體的判斷。
而且，應當針對群眾關切，突出打擊重點，對特定時期、區域等情形的“醉駕”持“零容忍”態度。通過權衡上述因素，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
三、認罪認罰與“醉駕”案件的從寬處理
《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訂）第15條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這一項基本的刑事訴訟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這為“醉駕”案件的從寬處理提供了規範依據。在實踐中，“醉駕”案件已經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大戶”。
《紀要》與時俱進地結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及其相關規定，作出了以下探索：
一是根據酒精含量，決定是否採取羈押措施。
二是明確“醉駕”犯罪案件的訴訟證據要求，特別是對酒精含量的鑑定之爭議問題作出規定。
三是規定八種從重處罰的情形，但是，醉酒駕駛汽車或醉酒駕駛摩托車，無8種從重情節，且認罪悔罪，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可以依法適用緩刑。
四是人民檢察院作不起訴處理的，公安機關也應當作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五年內或十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的行政處罰。
應該說，《紀要》的規定遵循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對於“醉駕”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在從寬處理上，必須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當前，應當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存在基礎的犯罪事實為前提，依法核實酒精含量，充分核實“醉駕”犯罪的情況，嚴格把握證據條件，堅決防止“冒名頂罪”、“花錢（買）免刑”等現象。
二是“醉駕”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結合案件的其他情況，在不起訴的把握上，應做到不枉不縱。對確實應當做出不起訴的，也要敢於依法貫徹，實現區別對待。
三是以認罪認罰的自願性為前提，依法從寬處理。主要綜合考慮道路的情況、醉駕的時空場合、酒精含量、認罪認罰情況等反映“醉駕”危險程度的各種因素，同時也結合有無駕駛資格、駕駛的車輛種類、實際損害後果、曾經酒後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被處罰的情況、其他交通違法情況等情節，
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實體從寬與程序從寬，而非一律從寬，更不能超出現行法律規定的範圍予以從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