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类学》的作者维克托·布克利兼有艺术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专业背景，为伦敦大学学院物质文化领域教授。
该书聚焦于居住空间，解释了人类学家们如何思考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性别、性和身体，建成形式以及材料的物质性，建筑技术和建筑表现。从人类学内部考察建筑到底“做”了什么——建筑如何塑造人与形态，如何维系和解析社会关系。
重点阐述，建成形式的物质性如何以极其丰富多样的形式造就了人与社会？建成形式的物质性通过其多样的物质呈现方式可以发挥怎样的社会性作用？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作为一栋被居住的建筑物？作为一种隐喻？作为思想，作为符号，作为环境的适应，作为化石，作为表现，作为遗迹，作为重复，作为被毁的对象，作为意象，或是作为流动和转移？
在这里，可以看到十九世纪的语言学类比随着“语言学转向”和结构主义的兴起而重新回归,把建筑当做思维的一个方面来重新解读。
民族考古学领域中，人、物质文化和建筑之间的交叉领域对于社会研究而言呈现出了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这样一种方法强调的是考古学的长时段视角，它让我们去思考，物质呈现方式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发生变迁、发挥作用。尤其是随着新石器时代和持久性建成形式的兴起，考古学对相关变迁之解读的重要意义得到了人们的讨论，当定居和农业产生时，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新的住宅之物质形式也随之而来。类似的，考古学参与到长时段和文化变迁的研究之中，也促成了对于崭新的现代建筑形式的想象，从而在更广泛的发展过程与现代化过程中推动了社会改革，并确定了“基本需求”的条件。此后，强调表现、强调建筑形式具有历时性重复之特质的后结构主义方法，把焦点转向去关注建筑形式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它们代表了什么，去关注建筑随时间流逝而不断变化的物质呈现方式。
在列维-斯特劳斯“家屋社会”概念的影响下，建筑的语境如何在人类社会的解读中再一次承担了核心意义。重点考量了对住宅的解读，以及与家屋社会相关的制度，就如卡斯腾和休-琼斯（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8）所说，家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虚幻“物化”，人们创造出它来以解决社会矛盾。在人类学内部，随着身体以及对建筑空间解读的身体性隐喻越来越重要，这种在住宅、人以及宇宙观之间的结构性类比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了充分探讨——例如卡斯腾和休-琼斯就观察到，
把身体和建筑在意义上区分开来本质上是很困难的。这一章追随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 1999）研究中的见解，把家屋作为生产性物资的建构性管控者进行考察，观察了食物、体液等多种多样的物质资料。这一章考量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些生产性物资之流动的管控，如何把以多样化的物质方式呈现的建筑及其随带的动态特性纳入其中，例如那些助长了非移动性、共生性、图底化、可移动性、去物质化的形式。
“机构与社区”考察了不同的机构形式以及它们在人类学思想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现代消费主义的解读。这一章考察了这些方法如何去关注物质形式在体验时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考量了如何通过创造附着或者分离来形成社会生活，以及与控制管理等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如何取代了经典的福柯式的学科解读。通用化物质形式带来的影响，诸如在门禁社区遇到的情况，以及病态建筑综合症等现象，都得到了考察，此外还包括最近的数字技术与建筑形式中传统的“砖和灰浆”的叠合所带来的影响，它为社会性创造出了全新的物质条件。
“消费研究与家庭”讨论了消费研究因为和家庭相联系而在建成环境中的兴起。家庭是大多数消费者实践的基本语境，也是其对象。探索了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实践和性别关系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关于家庭建筑物质性不断变化的解读。文中就家居空间的体验，以及物质性的附着、分离、流动如何产生、如何造就了社会关系以及对道德人格的解读这些方面，考察了卫生问题及其结构性特质。类似地，家居空间的特质也通过身体、通过抵押贷款等资本主义经济工具进行了解读，其核心特质则在于中性、色彩（例如白色），以及它们所促成的流动和价值。此外，本章还考察了通用性和可交换性的特征，考察了它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中促进流动和居住的能力，以及在这些条件下所产生的道德人格的新形式。
“涉身化与建筑形式”考察了身体和建筑形式之间内在的模糊关系，讨论了建筑形式显而易见的拟人观。这一章首先在西方视野下考察了这一关系——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塑造了对于身体与建筑形式的解读，而诸如相机暗箱这样的时间表达技术涌现出来、使非身体性的参与形式得以实现。随后，讨论转移到了致力于克服这种区隔的现象学解释，身体性与建成形式深深地彼此重叠交缠人们籍此考察了建成形式与身体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一系列民族志语境中，这个问题都在建筑的构筑和维护之中有所反映。
“偶像破坏主义、破败与建筑形式的毁坏”考量了“杀死建筑形式”的后果。本章把毁坏看作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实践，并探索了建筑形式的实际破坏所具有的更广泛的人类学含义。重点考量了破败和毁坏对于建构社会生活新形式来说，在生产性和社会性方面的生成性力量。考察了柏林墙，破败的农场和工厂，各种形式的废墟的政治美学，以及在破坏性实践中造成的不在场所具有的生产性效果。这其中有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考察破坏力合理或不合理的形式，尤其是它与城市谋杀、与破坏性实践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相联系，能够产生新的政治与社会认同。
建筑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而且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发挥着主动的建构作用；
身体与建筑之间的密切关系，
两者深深地彼此重叠交缠，
不论是涉身化还是离身化的形式都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