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人類學》的作者維克托·布克利兼有藝術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專業背景，為倫敦大學學院物質文化領域教授。
該書聚焦於居住空間，解釋了人類學家們如何思考公共與私人的邊界，性別、性和身體，建成形式以及材料的物質性，建築技術和建築表現。從人類學內部考察建築到底“做”了什麼——建築如何塑造人與形態，如何維繫和解析社會關係。
重點闡述，建成形式的物質性如何以極其豐富多樣的形式造就了人與社會？建成形式的物質性通過其多樣的物質呈現方式可以發揮怎樣的社會性作用？作為一種抽象的概念？作為一棟被居住的建築物？作為一種隱喻？作為思想，作為符號，作為環境的適應，作為化石，作為表現，作為遺蹟，作為重複，作為被毀的對象，作為意象，或是作為流動和轉移？
在這裡，可以看到十九世紀的語言學類比隨著“語言學轉向”和結構主義的興起而重新迴歸,把建築當做思維的一個方面來重新解讀。
民族考古學領域中，人、物質文化和建築之間的交叉領域對於社會研究而言呈現出了方法論和理論上的重要意義。這樣一種方法強調的是考古學的長時段視角，它讓我們去思考，物質呈現方式可以隨著時間的流逝，以迥然不同的方式發生變遷、發揮作用。尤其是隨著新石器時代和持久性建成形式的興起，考古學對相關變遷之解讀的重要意義得到了人們的討論，當定居和農業產生時，社會關係的變化和新的住宅之物質形式也隨之而來。類似的，考古學參與到長時段和文化變遷的研究之中，也促成了對於嶄新的現代建築形式的想象，從而在更廣泛的發展過程與現代化過程中推動了社會改革，並確定了“基本需求”的條件。此後，強調錶現、強調建築形式具有歷時性重複之特質的後結構主義方法，把焦點轉向去關注建築形式能做些什麼而不是它們代表了什麼，去關注建築隨時間流逝而不斷變化的物質呈現方式。
在列維-斯特勞斯“家屋社會”概念的影響下，建築的語境如何在人類社會的解讀中再一次承擔了核心意義。重點考量了對住宅的解讀，以及與家屋社會相關的制度，就如卡斯騰和休-瓊斯（Carsten and Hugh-Jones 1995：8）所說，家屋本質上是社會關係的虛幻“物化”，人們創造出它來以解決社會矛盾。在人類學內部，隨著身體以及對建築空間解讀的身體性隱喻越來越重要，這種在住宅、人以及宇宙觀之間的結構性類比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得到了充分探討——例如卡斯騰和休-瓊斯就觀察到，
把身體和建築在意義上區分開來本質上是很困難的。這一章追隨瑪麗蓮·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 1999）研究中的見解，把家屋作為生產性物資的建構性管控者進行考察，觀察了食物、體液等多種多樣的物質資料。這一章考量了這樣一個問題：對於這些生產性物資之流動的管控，如何把以多樣化的物質方式呈現的建築及其隨帶的動態特性納入其中，例如那些助長了非移動性、共生性、圖底化、可移動性、去物質化的形式。
“機構與社區”考察了不同的機構形式以及它們在人類學思想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對於現代消費主義的解讀。這一章考察了這些方法如何去關注物質形式在體驗時所帶來的出乎意料的結果，考量了如何通過創造附著或者分離來形成社會生活，以及與控制管理等相關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如何取代了經典的福柯式的學科解讀。通用化物質形式帶來的影響，諸如在門禁社區遇到的情況，以及病態建築綜合症等現象，都得到了考察，此外還包括最近的數字技術與建築形式中傳統的“磚和灰漿”的疊合所帶來的影響，它為社會性創造出了全新的物質條件。
“消費研究與家庭”討論了消費研究因為和家庭相聯繫而在建成環境中的興起。家庭是大多數消費者實踐的基本語境，也是其對象。探索了不斷變化的消費者實踐和性別關係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女性主義的影響，以及關於家庭建築物質性不斷變化的解讀。文中就家居空間的體驗，以及物質性的附著、分離、流動如何產生、如何造就了社會關係以及對道德人格的解讀這些方面，考察了衛生問題及其結構性特質。類似地，家居空間的特質也通過身體、通過抵押貸款等資本主義經濟工具進行了解讀，其核心特質則在於中性、色彩（例如白色），以及它們所促成的流動和價值。此外，本章還考察了通用性和可交換性的特徵，考察了它們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語境中促進流動和居住的能力，以及在這些條件下所產生的道德人格的新形式。
“涉身化與建築形式”考察了身體和建築形式之間內在的模糊關係，討論了建築形式顯而易見的擬人觀。這一章首先在西方視野下考察了這一關係——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塑造了對於身體與建築形式的解讀，而諸如相機暗箱這樣的時間表達技術湧現出來、使非身體性的參與形式得以實現。隨後，討論轉移到了致力於克服這種區隔的現象學解釋，身體性與建成形式深深地彼此重疊交纏人們籍此考察了建成形式與身體形式之間的密切聯繫，在一系列民族誌語境中，這個問題都在建築的構築和維護之中有所反映。
“偶像破壞主義、破敗與建築形式的毀壞”考量了“殺死建築形式”的後果。本章把毀壞看作是一種“鼓舞人心”的實踐，並探索了建築形式的實際破壞所具有的更廣泛的人類學含義。重點考量了破敗和毀壞對於建構社會生活新形式來說，在生產性和社會性方面的生成性力量。考察了柏林牆，破敗的農場和工廠，各種形式的廢墟的政治美學，以及在破壞性實踐中造成的不在場所具有的生產性效果。這其中有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考察破壞力合理或不合理的形式，尤其是它與城市謀殺、與破壞性實踐所帶來的意料之外的後果相聯繫，能夠產生新的政治與社會認同。
建築不僅是社會關係的反映，
而且在社會關係的再生產中發揮著主動的建構作用；
身體與建築之間的密切關係，
兩者深深地彼此重疊交纏，
不論是涉身化還是離身化的形式都對社會生活產生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