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越人廣泛分佈於古代中國東南部和華南。先秦時期，越族建立了越國。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到越人的祖先是夏少康庶子于越之後，屬於華夏族。但是因為越國地處一隅，與中原各諸侯國斷絕了聯繫，直至春秋時期才逐漸和中原各國恢復聯繫，因此斷髮文身，與華夏習俗迥異。但是司馬遷的這個說法被後世的很多學者質疑，認為越族與華夏族的祖先不同。本文今天就以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初步分析百越是如何融入華夏的。
百越的分佈
1.越人的歷史記載
越族不僅部族眾多，而且分佈廣泛，有不同的名稱，因此叫百越。越王勾踐在臥薪嚐膽之後，於公元前473年滅掉吳國。在滅吳之後，勾踐繼續北上爭霸，先後與齊、晉等大國會盟于徐州。周天子派人賜予勾踐胙，命為伯。宋、魯、鄭、衛、陳、蔡等中小諸侯國先後來朝拜。越王勾踐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
臥薪嚐膽
越王勾踐死後，越國勢力漸漸衰弱，在齊、晉、楚等大國的打擊之下，霸業也不復存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派軍隊打敗越軍，越王無疆被殺，越國因此滅亡，越人四散於浙江、福建和嶺南一帶。秦國統一六國以後，征服了百越地區，在越地設立了郡縣進行控制，但是秦的統治並不穩固。秦朝滅亡之後，嶺南地區的越人自立成立了南越國，福建地區有閩越國，浙南地區有甌越國。南越國在漢朝初期勢力一度十分強大，直到漢武帝時期才逐漸消滅這些越人建立的政權。
越國的北界
從考古證據來看，具有越人文化特徵的土墩墓不僅在江浙地區分佈廣泛，在湖南常德、山東日照、廣西合浦、雲南曲靖等地也發現類似墓葬形式，這就說明了越文化播遷甚遠，影響範圍極廣。東南、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的幾何印紋陶遺存與百越及其先民有關。駱越不在幾何印紋陶分佈區，可能屬於濮人。有些學者認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夜郎、且蘭、句町、漏臥和哀牢諸種屬於百越支系。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地區的濮人考古學文化雖然與百越有差別，但這並不影響將濮人納入百越的討論。百越本“非止一族之義”，界定百越包括哪些人群集團當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這些具有某些文化共性的人群集團曾經活躍在中國南方的歷史真實，及其背後的歷史意義。
百越人群有著面向東南亞、面向海洋的文化背景，與中原居民在體質、語言、人文等方面的“文化基質”有差異，羅香林、林惠祥、戴裔煊、凌純聲、張光直等於此多有論述。陳仲玉將此背景概括為：“就以環南中國海地區諸地的地理、人種、交通、貿易和歷史背景等方面觀察，中國東南沿海諸省和臺灣，幾乎是東南亞區域的一部分。”
在體質人類學上，先秦時期主要分佈在浙、閩、粵、桂的“古華南類型”與現代印度尼西亞人、美拉尼西亞人等較接近，可能代表了“古越人”種系特徵。考古學證據包括有段石錛、幾何印紋陶、稻作農業、金屬農具和牛耕向東南亞的傳播，廣西平南、北流等地冶鐵、冶銅遺址技術體系與泰國等地的聯繫等。在陸地東南亞方向，與百越淵源密切的古代“撣族”分佈在紅河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印度阿薩姆地區，雲南貝幣亦與印度、印度支那“成一系統”。
2.百越地區融入華夏
越文化隨著越國的強盛而北擴至山東膠東半島一帶。楚悼王任用吳起，楚國國力大盛，“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楚威王滅越等都導致越文化的傳播被打斷。原先分佈於江蘇、浙江、湖南、江西的越人進一步向南遷移，遷至福建、廣東等地。隨著楚文化的東進，江浙地區春秋晚期開始出現土坑墓和木槨葬具，隨葬器物的種類、組合和紋飾風格產生時代性差異。昆明羊甫頭墓地填埋膏泥、設置墊木和腰坑等習俗與濮人在遷徙過程中受到楚系民族的影響有關，雲南地區的T形玉璧、環“應是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楚文化的傳播而進入的”，滇池周邊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似乎表明楚風確實吹到了滇中高原”。
滇王印
廣東博羅銀崗二期遺存中的“板瓦、筒瓦、雲紋瓦當、青銅帶鉤、玉帶鉤、陶馬泥塑模型、青銅蓋弓帽等車馬器及鐵臿、鋤、斧、錛、鑿、削、刮刀、矛等鐵質生產工具和兵器”等中原因素顯然是秦統一嶺南的界標性實物，秦代始建的番禺城亦受到中原築城理念和建築技術的影響。
百越融入華夏的兩種類型主要包括江浙類型和嶺南類型。江浙地區的“福泉山類型”以揚州、上海為中心，是中原文化與吳越文化傳統相結合而產生的地方類型，惠帝至景帝時期楚文化因素大幅減退、吳越文化因素復甦是其形成基礎。武帝前後至成帝時期，福泉山類型的越文化因素有增加現象，並且向江淮平原西部擴張，至東漢早期仍有一定勢力。江浙地區漢墓隨葬器物中高溫釉陶和泥質硬陶比例大，仿銅陶禮器以高溫釉陶為主，泥質灰陶從未佔據主流，陶器種類、形制亦有地方特點。“泥條盤築的製作方式、器表拍印幾何紋的裝飾技法仍貫穿於整個兩漢時期”；高溫釉陶雖然“在產品種類、施釉方法和釉色、原料等主要方面”與“原始瓷迥然不同”，但是為“東漢成熟瓷器的燒製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南越國墓漢式、越式隨葬器物普遍混雜，出有漢式鼎、盒、壺、鈁的墓中越文化因素同樣突出，這些現象是“以都城番禺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形成一種新型的漢越融合的南越文化”的表現，墓主“大約是一般的南下漢人和已漢化的越人，也有南越國的下級小吏”。在考古學上這兩類人群已經難於區分，其族群身份可以稱為“次生越人”。南越國土著越人與南下漢人交融的軌跡是“民族意識的越化”和“文化的漢化”，趨勢是“次生越人”發展壯大。 南越國滅亡後，但是漢文化沿珠江等水系和海岸交通線更為廣泛深入地傳播開來，城市建築更加普遍；硬陶罐和釉陶器等南越國文化因素擴散至湖南地區。西漢中後期嶺南漢墓中的越文化因素已是孑遺，戳印紋硬陶中出現五銖錢紋、捲雲紋等漢式紋樣，墓主族屬可以稱為土著漢人。
3.蓑翁說
從考古學出土的器物來看，越文化很明顯的受到了華夏族的影響，最終漸漸融入到了華夏文化之中。華夏文明煥發出勃勃生機就是在於不斷吸收周邊少數民族的文化，海納百川，最終形成了強大的影響力，創造出獨特的華夏文明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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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劉超：《考古發現與民族認同》
2. 鄭君雷：《百越融入“中華一體”的考古人類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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