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後不久，蜀漢昭烈皇帝劉備去世，繼任君主劉禪年幼，由丞相諸葛亮輔佐朝政。諸葛亮本人在戰略選擇上主張孫劉聯盟，共同抗曹。在其主政後，立即派鄧芝前往東吳，與孫吳再次結成同盟。鄧芝在遊說孫權時，對吳蜀聯盟的優勢做了如下論述：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先恭維了孫權一番，說孫權是“命世之英”，後來又對吳國的地緣優勢做了概括，最後展望了未來——進可併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
諸葛亮的政治理想，如他在《出師表》中 所言：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因此他對蜀漢的戰略規劃具有一種進攻的態勢。因此他與孫權結盟主要出於兩個方面考量：第一，孫權能夠配合兩路出兵，讓曹魏應對不及；其二，即便因為溝通問題而難以協同作戰，諸葛亮也寄希望於孫權能夠造成曹魏政權的損耗，以消磨其國力。但事實證明，孫權作為諸葛亮的盟友，不僅沒有給諸葛亮的北伐幫上任何忙，反而處處起到副作用。從孫權的表現來看，鄧芝說他是“命世之英”還真是在恭維孫權，至於“進可兼併天下”，更是笑話。
蜀漢丞相諸葛亮
孫權的戰績
孫權第一次北伐是在魏黃初七年八月，當時魏主曹丕去世，年幼的曹叡繼位。孫權認為，曹叡年幼經驗不足，而曹魏又處於國喪之中應對不充分，此時北伐必能有所斬獲。此次軍事行動並沒有諸葛亮的配合，而根據兩年之後諸葛亮北伐之前所作《出師表》推斷，這一年諸葛亮正在“五月渡瀘”，平定南中，同時準備北伐所需器械。孫權出兵號稱十萬，但沒想到號稱“命世之英”的孫權，居然被初出茅廬的惡黃毛小子曹叡給收拾了。根據《三國志.明帝紀》載：
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
曹叡一眼就看穿了孫權的弱點——孫權軍隊陸戰不行，現在孫權敢陸戰是因為文聘沒有反應過來，一旦文聘回過神，孫權絕對不能持久。因此他自信地拒絕了其他大臣發兵支援前線的提議。果然，在此之前派往前線勞軍的荀禹僅僅從沿途各縣召集了幾千軍馬，擺出一招以兵之計，孫權便不戰自退。通過這一戰，不難發現：曹叡是一位被低估的君主，不僅在國家小有動盪之際臨危不亂，冷靜分析敵我優勢，同時對於文聘這位鎮守一方的大將非常信任，可見其深得為君之道；而孫權與曹叡相比，甚至稍有遜色。
江夏之戰後，魏太和四年，孫權再次出兵，號稱十萬，進犯合肥。曹魏主將滿寵聞言，立即集結兵力禦敵，結果孫權此時突然撤退。滿寵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認為孫權是假意撤退，等到合肥兵力分散之後在乘虛來擊，因此滿寵始終保持著警戒狀態。後來孫權果然掉頭回來，滿寵全力作戰，孫權再次無功而返：
四年，拜寵徵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此戰之後，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與孫權相約共同行動。孫權應允，繼續出兵合肥，依舊號稱帶領十萬大軍。結果此戰被滿寵用火攻之計打得大敗，損失軍士和器械無數，連孫權的侄子孫泰也被射殺。後來孫權聽聞曹叡的援軍將至，便引殘兵退回。
合肥之戰（來源網絡）
可見，孫權在諸葛亮與曹魏相持之際，雖然幾次出兵北上，但合肥始終是他無法突破的障礙，每次合肥之戰孫權或“不克而回”，或“大敗”。曹魏對付孫權，甚至連援軍都不需要，只需徵南將軍自己轄區內的兵馬足矣。孫權的軍事行動，根本無法給予諸葛亮有效的幫助，尤其是最後一次，諸葛亮北伐已經逼得司馬懿不敢出戰，但因為兵力太少而不能攻城。孫權在東路兵出三路，聲勢浩大，但結果卻虎頭蛇尾，差點把自己搭進去。假使孫權稍微給力一些，曹魏極有可能分雍涼之兵前往增援，軍餉供應激增，從而緩解諸葛亮的壓力。
孫權也因為自己歷次出兵都號稱十萬但毫無斬獲，而被調侃為“孫十萬”。
孫權屢戰屢敗的原因
孫權在軍事上屢次失利，定不是偶然，其背後隱藏著深層次的原因。
1，孫權自身軍事水平有限
孫權的定位，從一開始就是守成之君。孫策去世之時，曾將孫權召至病榻之前，向他說了這樣一番話：
“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孫策向孫權交了底，分析了二人的長處與短處，指出孫權的優勢在於“舉賢任能，各盡其心”，即孫權在選用人才，整合人力資源方面，而在“與天下爭衡”方面，孫權的能力是有所不足的。另外，孫策也提出了孫權的任務是“保江東”，這項策略在孫策託孤張昭之時對張昭也有所言明：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可以說，孫策的眼光非常犀利。他敏銳地察覺到，以江東的實力並不足以和北方列強爭雄稱霸，逐鹿中原，因此必須等待時機，“坐觀成敗”，等到群雄精疲力竭，江東再坐收漁人之利。
東吳大帝孫權（新三國劇照）
可見，孫權的任務，以及他能夠做好的，只有治理好江東，而不是向北開拓。但孫權可能並不認為自己的兄長所言正確，他極力想證明自己的軍事才能。縱觀三國時代的君主，孫權御駕親征的次數是最多的，此舉更加印證了孫權北伐，多多少少有證明自己軍事才能的成分。不可否認，御駕親征可以提高軍隊士氣，但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君主幹預戰鬥指揮會掣肘專業將軍的決策，從而造成“專業的人沒法幹專業的事”這樣一種尷尬的情形，尤其是君主還是一個軍事庸才的情況下。
因此，限於自己的能力，孫權屢戰屢敗，不僅沒有消耗曹魏的國力，反而每次作戰都是自己損失慘重。
2，孫吳的國策決定了其軍隊保守防禦型的戰鬥特點
孫吳軍隊水戰能力強而陸戰渣，這是三國的共識，連登基一個月不到的曹叡都知道這一點。然而，孫權明知軍隊缺陷，但卻絲毫沒有改變的意思，這就非常匪夷所思。逐鹿中原，必須要擁有一支強勁的騎兵，東吳限於地理位置，無法獲得高大的戰馬，騎兵戰鬥力不強可以理解，但至少步兵是可以練出來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諸葛亮的蜀漢軍隊，在與曹魏騎兵野戰之時，絲毫不落下風。但孫權甚至連加強步兵建設的措施都沒有，這很難不讓人懷疑：孫權真的有一統天下的打算嗎？
孫權，可能真的沒有一統天下的打算，或者說，他“不能有”這種打算。前文指出，孫策臨終前為孫吳政權定下的國策是“保有江東，等待天下有變”，闡明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守土自保是孫氏政權的常態。要實現自保，則必須先維持政權內部的穩定，孫吳的具體做法是與江東士族合作，徹底本土化，藉助士族的社會影響力實現對江東地區的政治，文化，社會三統一。合作的代價是，江東士族大量進入孫吳政治網絡，形成一股對孫吳君主專制權力的制約性權力。孫氏政權的核心人物張昭，步騭，張紘等重臣無不是江東本土大族，重臣中的諸葛瑾，雖出身於琅琊諸葛氏，但其女嫁給張昭的兒子張承，通過婚姻等方式融入了東吳的士族權力體系。可見，孫吳政權的權利核心，被東吳士族網絡所壟斷。
本土化保證了孫吳在固定地域範圍內的穩固統治，但也造成了其政權擴張取向的削弱。一旦孫權拿下北方，則由東吳士族壟斷的吳國核心政治網絡便會被打破，北方士族作為異質性力量將大規模湧入此權力體系。而北方大族無論在數量還是實力上都遠高於江東士族，可想而知，若如此，則江東士族的特權便不復存在。因此，江東長期壟斷孫吳政權的最優方法，即將孫吳的疆域限定在固定範圍內，防止因疆域的增加而造成異質力量對江東士族權力壟斷集團的衝擊。
因此，孫權不得不向士族網絡妥協。在士族的要求下，孫吳的軍事建設思路堅持以長江為依託，建立一支足夠防守之用的水上軍隊，步兵建設長期被忽視。從而令東吳軍隊守成有餘而開拓不足。
總結
孫權的幾次出兵，自然是想要有所斬獲的，但在主客觀因素的制約下，他的出兵註定是徒勞，因此在孫權執政後期，也放棄了北伐想法，專心處理內政，而這也成為了後來孫吳歷代君主堅定奉行的國策。所以，孫權在軍事上帶給諸葛亮的幫助，非常有限。
參考文獻：
《三國志卷三.魏明帝紀》
《三國志卷二十六.滿田牽郭傳》
《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
《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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