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日下午3時，在上海西摩路宋家宅邸（（今陝西北路369號），蔣介石與宋美齡遵循基督教儀式舉行了一場西式婚禮，譚延闓、何香凝、王正廷和李德全是以介紹人的身份出席，而主婚人是蔣介石兄長蔣錫侯夫婦和宋美齡姐夫孔祥熙夫婦，證婚人則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擔任，餘日章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蔣介石和宋美齡為何要請他作證婚人呢？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照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曾有一份英文週刊《密勒氏評論報》，在中國政界和知識階層很有影響力，該刊曾評選出了12個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按讀者投票多少排序分別是：孫中山、顧偉軍、馮玉祥、王寵惠、吳佩孚、蔡元培、張謇、閻錫山、餘日章、王正廷、黎元洪、陳炯明，而餘日章就名列其中，可見其當時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餘日章
餘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出生於湖北武昌一個基督教家庭，其父余文卿是中華聖公會的牧師，餘日章從小入讀沙市宜昌諸教堂的附設小學堂，1895年考入武昌文華書院，因其學習成績優異，每逢考試必得第一，並經常參加演說、辯論等活動。
文華書院舊址
1900年是“庚子之變”之年，餘日章隨父親前往上海，入讀聖約翰書院神學科，當時該校已經形成了文科、理科、醫科、神學科及預科教學格局，並且是全英文授課，餘日章在校期間就開始為“青年會”服務，並接受軍事訓練，還曾被擢為隊長。
餘日章於1905年畢業，這一年聖約翰書院升格為聖約翰大學，他回到武昌文華書院擔任英文教師，創辦了《文華學界》月刊，還加入了湖北革命團“日知會”，1907年1月“日知會”總幹事劉靜庵被逮捕後，餘日章曾參與營救，因而餘日章也被通緝，幸得聖公會美籍主教吳德施施以援手，介紹餘日章赴美留學。
聖約翰大學舊址
由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生可以直讀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因此餘日章是於1908年免試進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主修教育學，期間曾任北美基督教學生會副總幹事，1910年6月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於當年底返回武昌，並於1911年春被聘為武昌“文華大學校”附屬中學第一任華裔校長，任內曾舉辦夏令營，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夏令營。
餘日章
“武昌起義”爆發後，因起義軍與清軍浴血奮戰，餘日章聯絡中西人士成立了“武昌紅十字會”並自任總幹事，組織人員投入到戰場救護，並掩埋陣亡將士遺體，此為中國最早的“紅十字會”組織。
前來清剿起義軍的是海軍提督薩鎮冰，而新任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因與薩鎮冰有師生之緣，遂擬一信欲與薩鎮冰“和解”，餘日章自告奮勇前往拜見薩鎮冰並進行遊說和勸阻，餘日章的大義之舉，讓黎元洪甚為感動，挽留餘日章當了自己的英文秘書，並在軍政府協助處理外交事務。
中華民國成立後，在吳德施主教的引薦之下，餘日章前往上海，在教會辦的私立光華大學附中主持校政，1913年由王正廷推介進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演講部主任幹事，經常被派到各地青年會演講，其卓越的才華和演講口才，使他的聲名漸漸鵲起。
1913年5月，餘日章曾出席世界學生青年會第八次會議並藉機遊歷歐洲各國，1915年5月曾應邀參加了北洋政府農商部實業考察團並擔任秘書兼發言人，在美國各大城市考察時講演90餘次，深受美國民眾的歡迎。
實業考察團成員在美國合影
1917年9月，時任大總統黎元洪曾邀請餘日章出任教育總長，但信奉基督教的餘日章沒有選擇做官，而是接替王正廷出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期間曾與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往來頻繁，經常前往位於莫里哀路（今香山路7號）上的孫公館探望孫中山先生，並與蔣夢麟、宋慶齡等人參與孫中山《建國方略》的編撰工作。
《建國方略》
1920年夏，晏陽初從美國留學歸來，他沒有去政府和高校謀職，而是接受了餘日章的邀請，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全國協會智育部平民教育科主持平民教育，由此開啟了其一生從事平民教育生涯，而餘日章可堪稱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的引路人。
1921年11月，餘日章與蔣夢麟以國民代表身份隨北洋政府代表團赴美參加華盛頓會議，奔走於美國朝野之間，介紹古老的中國，徵詢各方意見，助力中國代表施肇基、王寵惠和顧維鈞，以求美國贊助，回國後被上海工部局聘為顧問，還被母校聖約翰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並自1923年起又兼任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成為中國基督教界的領袖。
餘日章
1927年7月，餘日章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率中國代表團赴美國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國民會議，回國後於12月1日按基督教儀式為蔣介石和宋美齡主持了西式婚禮，第二天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的盛大中式婚禮上，餘日章與蔡元培一起又作為證婚人出現在結婚典禮上，餘日章也曾是宋美齡的領導，宋美齡於1917年8月回國後，就曾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擔任英語教師工作。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照
1932年8月，餘日章前往美國治病，期間曾拜見了時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因為當時中國軍隊正在進行長城抗戰，急需國際社會主持正義，尤其是希望美國政府出面遏制日本的侵略行為，並給予道義和物質上的援助，當他與史汀生談及中國抗戰形勢時，忽聞山海關失守，由於悲憤而引發腦溢血，竟在史汀生的辦公室暈倒。
餘日章被緊急送往華盛頓海軍醫院搶救，史汀生經請示胡佛總統按國賓醫治，餘日章的表現，讓史汀生感慨萬端，“餘日章是個偉大的人物，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使他康復，使他繼續為世界服務。”儘管餘日章撿回一條命，但卻因腦溢血而導致癱瘓。
餘日章
1933年9月，餘日章從美國治病歸來不久，就因健康原因辭去了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此時的餘日章剛過知天命之年，曾經終日奔忙的他，一旦閒暇下來，考慮最多的還是教育事業，曾於1935年慷慨解囊捐獻了1000銀元，在其家鄉創辦小學，並責成其族侄餘新祥具體經辦，命名為“日章小學”，由余日章擔任名譽校長，教師薪水及辦公經費均從其捐款中支付。
1936年1月22日，餘日章在上海病逝，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通過了《全國協會董事部紀念餘日章博士決議案》，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餘日章生前好友範子美為其書寫了墓表，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學問宏道，道德高尚，其自強不息之精神，邁進無前之毅力，能貫徹於其始終不渝之意志中，則先生為真實之基督徒，奉耶穌服務犧牲之訓言，身體力行，實踐而無愧，此所以成就之偉大，至於如斯也。”這也是對餘日章一生最精準的概括。
《紀念餘日章博士專號》
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先生也為老朋友餘日章撰寫了《餘日章君紀念碑》，對餘日章的一生進行記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