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豈無憑
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他的長時段理論中，將歷史進程劃分為了三個時間結構，即：
長時段的地理時間、中時段的社會時間、短時段的個體時間。他認為與環境的變遷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相比，個人的力量和影響是極其有限和微不足道的。英雄人物即使擁有著超凡的識見與才能，也不可能改變歷史的進程。年鑑派是近代歷史科學中非常重要的學派，所闡述的理論博大精深。以我的微末知識自然沒有能力對其品評，而且我也認為歷史潮流無法阻擋。但歷史行進的方向總不會是憑空而來，總是會被某種因素所制約的。
歷史是由人所書寫，假如個體影響是微不足道的，那麼個體行為的意義又會是什麼呢？幾千年歷史長河中，國家可能不斷的興盛和衰亡，民族可能不斷的融合與分裂，如果說這個大的進程方向是由中時段的社會性所決定的，無數個體的思想和行為，難道不是決定社會走向的核心力量嗎？如果這個假設成立的話，那麼決定個體思想和行為的核心力量便只能是民族的文化傳承。
我們不妨以明未的一段鐵血往事，來尋找一下文化傳承的脈絡。
邊塞狼煙
以天子守國門的大明王朝，從不缺乏硬捍一切來犯之敵的豪邁，卻始終被黨爭與腐朽侵蝕著。歷史進入了17世紀，這位屹立了200餘年的巨人已經被折磨的虛弱不堪。
公元1619年，薩爾滸戰役中異軍突起的努爾哈赤重創明軍，進而攻佔開原、鐵嶺。公元1622年，又大敗熊廷弼和王化貞，遼陽、瀋陽、廣寧相繼失守。隨後又連下遼西40餘城。形勢急轉直下，大明在關外的據點損失殆盡，退守山海關。
自命不凡的明王朝處於了風雨飄搖之中。
臨危受命
失去關外緩衝的明王朝舉國震動，如何挽救頹敗不堪的局勢成為了朝廷中樞核心的議題。而首當其衝的便是聽取遼東經略王在晉的意見。王在晉給出了這樣的結論：
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沈，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
王在晉的看法相當悲觀，大明一錯再錯三錯四錯，目前已經無棋可走，唯有退守山海關。那麼山海關能否守住呢？王在晉認為：難，非常難。
但山海關已是大明最後的屏障了，王在晉自然心中清楚。而且王在晉也自有豪氣，表示背水一戰，誓死不退。
王在晉的主張得到了一些朝廷大員的支持，但被很多前線將領所反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袁崇煥。袁崇煥主張“
堅守關外，屏障關內”，也就是建立關外防禦體系，作為山海關的戰略緩衝。但時任寧前兵備僉事的袁崇煥人微言輕，既不能改變王在晉的看法，也無權直接向朝廷上書。只得輾轉的將自己的意見彙報給了首輔葉向高。葉向高憑直覺認為把國運全押在山海關的守備上十分的不妥，所以對袁崇煥的意見非常重視。可他不懂軍事，在此危急之時萬萬不敢對遼東的軍事部署草率行事，只好來找天啟皇帝朱由校請示。
朱由校是一位心靈手巧的皇帝，他對木工活的研究有著大師級的造詣。據說他製作的很多木工既精巧又實用，稱得上巧奪天工。可惜木匠的手藝並不能幫助他解決遼東的危機，但他幸運的有一位好老師--孫承宗。
孫承宗的文才武略是早就享譽朝堂的，早在一年前，就有朝臣舉薦孫承宗專門負責遼東的戰事。但被朱由校拒絕了，朱由校的理由簡單而單純--我離不開孫老師。
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
由此可見朱由校對孫承宗的依賴和信任 。可到了這個時候，也不能再意氣用事了。面對學生的憂慮，孫承宗主動提出，要到前線去看一看。
關寧錦防線
來到山海關的孫承宗聽取了王在晉、袁崇煥等人的意見，但沒有表態。隨後一行人眾開始對關外形勢進行實地考察，先後視察了中前所、中後所和寧遠等地。這些曾經的要塞在明軍廣寧之敗後已經廢棄，破敗不堪。但觀其山川地形，仍不失為戰略要地。尤其是寧遠，居於錦州與山海關中間，地形險要，為遼西的咽喉，是後金從遼瀋攻打山海關的必經之地。
經過全面考察與深思熟慮，孫承宗採納了袁崇煥重建寧遠城的意見，並構畫了關寧錦防線的雛形：以寧遠為中心，山海關為後盾，錦州為前翼，守關外蔽關內，逐步推進，收復全遼的戰略設想。以此戰略為核心，關遼軍民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築城運動。
從天啟二年，在孫承宗的指揮下，關寧錦防線逐層推近。到了天啟五年，大小城堡達到了數十座，連成一線。每個據點既可獨自堅守，又可互相支援，戰則一城援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
層層佈置，節節按排，邊亭有相望之旌旗，島嶼有相連之柯艦，分合俱備，水陸兼施。
而關寧也由前哨陣地變成了大後方。至此，關寧錦防線正式建成。
關寧鐵騎
世上沒有攻不破的防線，再堅固的防線也需要精兵良將來守衛。文才武略的孫承宗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經過分析後，孫承宗認為明軍屢戰屢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不懂軍事的文官指揮下，武將的才能難以發揮。於是向天啟皇帝上疏說：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今天下當重將權，授之節鉞，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
孫承宗不但給予武將自主決策的權力，在選拔將領中也“大破常格 , 勿拘資敘”。對於部下，不看親疏，不看資歷，不論文武，“有才者，便偏核之”。在他的治下，大力提拔重用了袁崇煥、祖大壽、滿桂、趙率教、何可綱等一大批能征善戰的優秀將領。這些人雖然最後的命運各不相同，但都在守衛大明的戰爭中做出過卓越的貢獻。
在兵員的選拔中，孫承宗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方針，遼人是對東北漢人的統稱。遼東淪陷後，遼人流離失所，倍受壓迫。孫承宗首先將流民組織起來進行屯田，併發放農具、種子等，並且根據地理環境，鼓勵流民發展副業，“
因煤以鑄錢，因海以煮鹽，因船以貿易貨物”。通過這些舉措，一方面解決了流民的生計問題，一方面又獲得了大量的糧草和金錢，解決了軍需糧草短缺的問題。而後孫承宗在這些流民中挑選強壯有力者招募為伍。這些流民大多身懷國仇家恨，又是保衛自己的家園，所以遇到敵人都拼命死戰，戰鬥力十分的強悍。
武器配置方面，因為遼東戰事是大明的當務之急，再加上孫承宗與皇帝的特殊關係，所以朝廷也是不惜血本，單從澳門購買的葡萄牙紅衣大炮，就撥付寧遠11門，其他火銑、火炮、火箭、佛郎機等先進火器不計其數，並請專家輔導士兵使用。
在孫承宗不遺餘力的打磨下，關寧鐵騎正式組建完成，成為了大明最為精銳的軍團。
寧遠大捷
到了天啟五年，這四年間，孫承宗為關寧錦防線留下了豐厚的家底，
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炮石、渠答、滷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石）
孫承宗任職期間，努爾哈赤的大軍始終未取越雷池一步。
但天啟年間，還有一個大人物-九千歲魏忠賢。不管你喜不喜歡，魏忠賢都是一個能夠左右大明命運的重要人物。在孫承宗遼東大業做的有聲有色的時候，魏忠賢也沒有閒著。他先是拉攏孫承宗，但是孫承宗並不買賬，尤其是孫承宗要為被魏忠賢陷害的政敵向皇帝求情的時候，魏忠賢坐不住了，發動黨羽向孫承宗發起了政治攻擊。
因為朱由校的信任，想要搬倒孫承宗並不容易，但是對關寧的軍政事務掣肘魏忠賢還是有辦法的。對此孫承宗也很清楚，為了儘量減少對遼東防禦的消極影響，孫承宗選擇了辭職。經過幾次上疏請辭，最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而後由魏忠賢的黨羽高第為遼東經略。
高第是個很膽小的人，他覺得還是退到山海關以內安全。所以上任伊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全線退往關內。對此袁崇煥表示：“我的官職是寧遠道，我要死就死在這裡，決不離開寧遠一步！”但高第並不管這些，於是，除了袁宗煥所部的少量人馬，大軍及輜重悉數撤回了山海關。
孫承宗的離任和明軍的後撤，給了努爾哈赤千載難逢的良機。1626年，六萬後金大軍直撲寧遠，當時袁崇煥的守軍不足兩萬，但萬幸寧遠留有11門紅衣大炮。袁崇煥會同滿桂、祖大壽等人親冒疾矢率軍堅守。
戰鬥打的十分慘烈，經過四天四死的鏖戰，在紅衣大炮的強大威力與全城軍民的拼死抵抗下，後金傷亡慘重，被迫撤軍，明軍取得了寧遠大捷。
隨後努爾哈赤突襲明軍的後勤基地覺華島，守島軍民殊死抵抗，終因寡不敵眾，全島1.4萬軍民被殺戮，糧草輜重及船隻被焚燬。與此同時，明將毛文龍出兵襲擊後金的後方永寧，努爾哈赤被迫撤軍。
寧遠大捷被努爾哈赤稱為用兵44年來最嚴重的慘敗，而後在鬱悶中，努爾哈赤疽發身亡。
可堪回首
在其後的十幾年間，大明王朝在風雨飄搖中又演繹了許多或慘烈或悲壯，或使人扼腕嘆息，或令人怒氣衝冠的歷史故事。但像它的所有前朝一樣，終究走向了壽終正寢。而一個個有名或無名的英雄們也都迎來了不同的結局。
孫承宗在崇禎年間曾被再次啟用，但已物事人非，回天乏術。1638年，清軍打到了孫承宗的家鄉河北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族人登城據守，城破被擒，自縊而死。全族百餘人全部罹難。
1629年，率軍勤王，並解京師之圍的袁崇煥，在政敵的構陷和大清的反間計下，以通敵的罪名凌遲處死。
1640-1642年松錦之戰，明軍慘敗，祖大壽、洪承疇降清，關寧鐵騎損傷殆盡。
1644年，李自城攻入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而死，大明王朝終結。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無論是孫承宗還是袁宗煥、朱由檢，都盡到了自己的職責，出色的完成了各自的歷史使命。甚至祖大壽、洪承疇，即便氣節有虧，但在自己的崗位上時也都是出色的佼佼。而為了完成職責，他們也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代價。所不同者，他們更平凡一些，在艱難的處境中選擇了不光彩歸宿。
如果我們以大明王朝作為一個歷史時段的話，則正如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所闡述的觀點，個人的力量和影響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畢竟大明滅亡了。
但是如果我們以華夏文明的傳承來作為歷史時段的話，則雖然社會結構在不斷變革，思想理念在不斷的發展，可我們民族的血液中卻始終流傳著一些亙古不變的東西，在民族危難的時候催生出了一個個的個體，義無反顧的投身於自己的事業中。正是由於這樣一個個的個體思想和行為，使得幾千年中華夏文明雖然屢遭磨難，但仍生生不息。
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每個民族的歷史發展都是由本民族的文化傳承所決定的，而文化傳承則要由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來體現，這些代表文化傳承的個體一脈相承，繼往開來，從而在歷史走向需要抉擇的時候，選擇了與自身文化性契合的方向。我想，這便是個體對於歷史的意義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