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氏故地
根據《史記》和《漢書》記載，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連間”，這幾乎已經成為月氏老家所在地的固定說法，所以在秦漢之後的幾千年裡，不乏中外探險家在今日的敦煌和祁連山附近尋找月氏這一神秘民族的足跡。奇怪的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在“敦煌祁連間”找到過關於月氏的一丁點線索。
1999年至2004年，王建新一直在做一件事——確定“月氏”的故地 “敦煌祁連間”究竟在哪裡？當他多次徘徊在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周邊荒蕪的戈壁灘毫無收穫後，不禁對“敦煌祁連間”在河西走廊西部的傳統說法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只有真的到過那裡，才會明白為什麼月氏的故地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王建新說。
位於甘肅西北部、蘭州、張掖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大片地區地貌環境是大片戈壁灘，不生寸草，戈壁灘中有一些綠洲。“這裡只能發展以定居農業和牧業為特徵的綠洲經濟，而並不適宜遊牧者生存。”王建新說。
按照歷史記載，月氏人至少有50萬上下，這麼大的人群，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灘上無法放牧，僅僅靠為數不多的綠洲是沒法生存的。
“而且綠洲是固定而有限的，作為遊牧人群的月氏在這裡如何能遊得起來？”雖然這裡的地貌在幾千年中可能發生些許變化，但不至於翻天覆地，王建新在對河西走廊的地貌進行了深度調查以後，認為月氏的故地並不在河西走廊西部。
認為“敦煌祁連間”在河西走廊西部是從《後漢書》開始的，《後漢書》作者是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王建新認為，出身南朝的范曄未必瞭解中國北方地區的地理情況，對月氏故地地理位置的判斷極有可能出現偏差。
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考古學界一直在這個歷史誤判裡尋找月氏的故地，這使得月氏的研究工作進展緩慢。
直到考古學家們穿過整個河西走廊，來到了新疆的東天山腳下，才解開了“敦煌祁連間”到底在哪裡的謎題。
天山山系位於歐亞大陸腹地，平均海拔約4000米，東起中國新疆哈密星星峽戈壁，西至烏茲別克斯坦的克孜勒庫姆沙漠，橫跨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4國，在中國新疆境內的天山山脈被稱為“東天山”，綿延約1760千米。
東天山的山頂終年積雪，山頂並不陡峭，像被刀橫著切過一樣，狹長而平坦。從山腳下往上看，山頂就和雲彩連接在一起，天山之名也由此而來。
諸多冰川河流自山頂流下，故而在東天山以北地區形成一片廣闊的草原——巴里坤大草原。
根據《漢書》注，匈奴語中“天”的發音是祁連，中國的史書對月氏的記載最初就與匈奴有關，所以匈奴口中的天山應該就是祁連山。
林梅村在《大月氏人的原始故鄉》一文中指出，漢代的祁連山指的應該是新疆天山東麓，先秦稱為“崑崙山”、唐代稱為“析羅漫山”，都是吐火羅語中“天山”一詞的各種音譯。
“相比敦煌、張掖那些地方，東天山以南地區的地勢地貌顯然更加適合遊牧民族的生活，可以肯定，月氏人生活的‘祁連’並不是今天的祁連山，而是新疆的東天山，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幾百年間人們都沒有在‘敦煌祁連間’找到月氏的蹤影。”王建新說。
正是這個歷史細節描述的錯誤，讓很多大月氏、塞人、烏孫甚至漢唐文化的研究都發生了偏差，“敦煌祁連間”這一錯誤的矯正讓很多歷史疑問得以重新審視。
雖然大的範圍確定了，但巴里坤草原十分遼闊，到底哪裡是月氏的故地，還需要考古學家的進一步探查。
事實上，中國人並不是第一次把眼光聚焦在這片草原之上。
上世紀80年代，新疆考古所的一隊人馬進入了巴里坤草原。
在此之前，巴里坤草原一個叫蘭州灣子的村莊有了一個意外的考古發現。
一個普通村民在巴里坤草原收集積肥用的羊糞，鐵鍬一下去，突然聽到了類似刮石頭的聲音。再往下挖，挖出了一個看起來像醃東西用的陶器。這件陶器就被送往地區文物管理所，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部門的專家鑑定：這是距今兩三千年前在此生活過的人使用過的陶製品。
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東疆考古隊對蘭州灣子遺址進行了正式發掘。
考古學家發現這是一處保存完整的史前人類居住遺蹟，石屋有主室、附室之分，共佔地面積200多平方米。經過碳14測定，該遺址被認定為青銅時代的文化遺存，距今約3000年左右。同時，在這一區域內又發現像這樣的石堆遺址還有三處，都保存完整，沒有受到破壞。
蘭州灣子在《漢書》中被稱為“疏榆谷”，歷史記載，塞人、大月氏人、匈奴人都曾在此地居住。雖然蘭州灣子遺址經新疆考古所發掘，收穫巨大，發掘出了珍貴的環首銅刀和銅鍑甚至是遺骨，但是，因為這裡的屍骨遺骸既有歐洲原始白種人，也有黃色人種的羌人以及有多種血統的混血，而出土的器物也無法確定是哪一種文化遺存，所以蘭州灣子遺址到底是匈奴人、塞人或者是人們一直在尋找的月氏人，還是無從判斷。
1990年，這裡被列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定名為“蘭州灣子石結構建築遺址”。從這個命名就可以看出，當時這座遺址尚有很多待解之謎，只能根據最基本的特徵稱其為“石結構建築”。
蘭州灣子遺址的發現，是在上世紀末中國考古學家跟遠古大月氏距離最近的一次，人們曾猜測蘭州灣子就是大月氏的遺址，但是沒有明確的證據支撐。
不過，對於巴里坤草原這片處女地來說，蘭州灣子的發掘畢竟是讓西域史的考古研究往前走了一大步。
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對於古老遊牧部落生活方式瞭解的加深，漸漸縮短了他們與月氏故地的距離。
一直以來，學界並不認為遊牧部落會存在明確的遺址，因為從古至今流傳的觀點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生，居無定所。
但是，王建新他們經過多年對牧民的走訪和調查，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他認為，農業人群和遊牧人群對聚落的選擇是不一樣的。在新疆，農業人群選擇在河湖邊有水、地勢平坦之處落腳，所以農業聚落遺址經常是盆地中心、綠洲邊上，牧民則不同。
冬季的巴里坤草原十分寒冷，牧民不可能在枯黃的大草原上游蕩，必須找一個適合的地點定居下來，天山南麓的山坡上才是最好的選擇。
“冬季的牧民一定會在背靠山、避風向陽之處過冬。所以在靠山地區發現的遺蹟，不可能是農業聚落，一定是遊牧聚落。”王建新說。對遊牧聚落認識的進展，讓考古學家不得不重新審視那些山腳下被認為是普通羊圈和農民住房的石堆和土堆。
“遊牧聚落遺址和一般的農業遺址不同的是，它通常就在那裡，但是我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王建新說。
20世紀初，王建新把目光鎖定在蘭州灣子遺址西邊不遠處，一個早已發現卻從未進行深入發掘的遺址上——位於新疆哈密地區巴里坤縣石仁子鄉石人子村南的石人子溝遺址。
早在1957年至1959年，新疆文管會（新疆文物局前身）籌備處文物調查組和中科院考古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新疆隊就先後對這片遺址周圍的墓葬進行過調查和試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木器等遺物，推斷其發現為“新石器時代”遺存。
多年來，這片遺址就靜默地矗立在巴里坤草原上，直到2001年西北大學考古隊到來，這裡才真正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
“2001年，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在對周圍的地勢地貌進行觀察後，結合當時對於遊牧民族冬季定居地點的研究，我們認為這絕不是一個農業遺址，更大的可能性是一箇中大型的遊牧聚落。”王建新說。
2005年7月至9月，西北大學的考古專家們對石人子溝遺蹟進行了初步測繪，確認了東西寬約3.5公里，南北長約5公里，總面積約8.75平方公里的遺址範圍。第二年，新疆文物與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與哈密文物局合作，由王建新主持，對石人子溝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清理出高臺1座、居址4座、墓葬12座。
石人子溝遺址是一個十分完整的大型遊牧聚落遺址，更加重要的是，結合巴里坤草原在東天山腳下這一特殊的位置，考古學家們大膽猜測，這裡很有可能就是大月氏在中國的故地，而石人子溝遺址，則被認定為與月氏人有極大關聯的王庭遺址。
如果事實確實如此，與石人子溝緊緊挨著的蘭州灣子遺址，或許也同樣是月氏的文化遺存。
石人子溝的發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的發現與中國西域史和大月氏的命運轉折有著密切的關係。
月氏西遷
根據已知的史料記載，張騫之所以千里迢迢遠赴西域，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中亞地區強大的大月氏國和西漢聯手，打擊屢屢進犯中原的匈奴。
如果新疆天山腳下是大月氏人的故土，他們為何在西漢時移居到中亞，漢朝又為何把當時已遠離中國的月氏看作打擊匈奴的“盟友”，這又牽出了影響整個中亞地區歷史發展的另一重大事件——月氏西遷。
公元前174年，匈奴冒頓單于給漢文帝劉恆寫了封信：“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北州以定。”
冒頓單于說“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似乎月氏已經被匈奴滅國滅族，但事實並非如此。冒頓單于可能是在炫耀武力，恐嚇漢文帝。
月氏並沒有被冒頓單于“夷滅”，不過，此後月氏所經歷的是慘痛的苦難。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到了冒頓單于的兒子老上單于時，匈奴“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冒頓單于是西域歷史上很值得一書的人物。
秦及漢初，月氏勢力強大，與蒙古高原東部的東胡從兩方面脅迫遊牧於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質子於月氏。秦末，匈奴質子自月氏逃回，殺父自立為冒頓單于，隨後舉兵攻月氏，月氏敗。可能從這時起，月氏便開始向西遷徙。
冒頓單于時期，匈奴勢力鼎盛，吞併西域諸國，獨霸西域。同時期的漢朝剛剛建立，匈奴經常襲掠邊境。漢高祖劉邦率軍親征，結果遭遇白登之圍，僥倖突圍脫險。
白登之圍後，漢朝與匈奴訂立盟約，採取和親之策，每年還要送給匈奴大量絲綢、糧食、酒等物資，以換取和平。即便這樣，匈奴仍時常對漢朝邊界進行侵擾劫掠。
這樣的“不平等條約”持續了數十年，直到漢武帝即位。
漢朝對匈奴的侵襲不勝其擾，又從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匈奴世仇之意，但苦於無人相助，便決定溝通與西域的聯繫，欲聯合大月氏，以夾攻匈奴，“斷匈奴右臂”。
正是月氏被匈奴打敗後西遷的這段歷史，才促成了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張騫歷經千難萬險，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月氏。然而，那時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豐富，並且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
張騫聯絡大月氏夾攻匈奴的使命沒有完成，但他卻是第一次開通西域的人，開闢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並且訪問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瞭解了烏孫、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即大食，今伊拉克、敘利亞）、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況，為以後和這些地區的交流奠定了基礎。司馬遷稱他是“鑿空西域”的人，梁啟超贊他：“堅忍磊落奇男子，世界史開幕第一人”。
西北大學考古學術團隊在新疆東天山地區的考古工作，發現了一大批古代遊牧聚落遺址，包括若干大型聚落遺址。對東天山地區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距今約4000～2200年）考古出土的人骨進行了DNA鑑定，這些人骨的基因中以蒙古人基因為主，同時還受到印歐血統的影響。也就是說，這裡的古代人群是印歐人和蒙古人的混血。建立了東天山地區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初步認為距今約2400～2200年期間的遊牧文化遺存，可能是月氏人的文化。但是，要使這一認識得到證實和國際公認，尋找西遷中亞的大月氏的文化遺存，並將其與東天山的考古學文化系統比較，實現兩者互證是唯一的出路。
那麼，張騫出使西域找到的大月氏人在哪裡呢？
張騫出使返回長安後，將其見聞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在《史記·大宛列傳》中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於這些地區第一次最詳實可靠的記載，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區和國家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兩千年過去，那些《史記》中的國名和疆域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其大致位置很明確，就在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
“當我們在國內所做的一切研究無法再推進的時候，就是該走出國門的時候了。”王建新說。
走出國門
從2009年起，中國的考古學家們開始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南部、喀什卡達利亞州東北部和蘇爾汗達利亞州境內的西天山山脈的山前草原地帶開展考古調查，全面瞭解了古代遊牧文化遺存的分佈狀況，也為後面的中烏兩國考古隊的正式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013年底，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簽訂合作協議，雙方組成國際聯合考古隊，在王建新的帶領下開展考古工作。
考古隊發掘活動的學術目標，是系統獲得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古代遊牧文化的考古學信息，最終確認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為了尋找大月氏，中國的考古隊第一次跨出了國門展開國際合作。
2015年9月至11月和2016年5月至7月，中烏聯合考古隊對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境內撒扎幹遺址進行了近3個月的考古發掘，共發掘了5座中小型墓葬、1座超大型墓葬、1座早期遊牧民的石圍居住遺蹟和1處中世紀墓園。
撒扎幹遺址出土一批陶器、銅器、鐵器、石器、骨器、玻璃器、漆器殘片等珍貴文物。根據這批墓葬和居住遺蹟出土遺物判斷，除了中世紀墓園之外，其餘的遺蹟年代均集中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元年前後，並且和早期遊牧民族文化密切相關。
但是，撒扎幹遺址的主人並不是大月氏。
在撒扎幹遺址所獲考古發掘資料表明，位於撒馬爾罕盆地南緣的西天山北麓山前的撒扎幹遺址，應屬古代康居文化，這與《漢書》等古代文獻對於康居國的記載相合。
雖然撒扎幹遺址不是月氏遺存，但是地處月氏北面的康居國遺存的發現為古代月氏文化的分佈範圍提供了新資料。
“撒扎幹遺址的發現，讓我們確定了康居國的南界和月氏的北界。由此我們把尋找月氏的範圍進一步縮小到撒馬爾罕以南，阿姆河以北的區域。”王建新說。
阿姆河和錫爾河是中亞地區十分重要的河流，兩河之間是中亞地區古代文明的核心區域，有著十分豐富的古代遺蹟。
大月氏區域範圍的進一步確認，讓王建新的目光重新回到他初到烏茲別克斯坦就留心的一處葫蘆形的山谷。
那座山谷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蘇爾漢河流域西側的西天山南麓的小城拜宋。“當時我就覺得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地形太奇特了，山谷成葫蘆形狀，兩條河從兩側流過，中間有一塊臺地，這裡有豐沛的水源，奇特的地貌，並處於十分重要的空間地理位置，應該有重要的遺址存在。”王建新回憶說。
謎底即將揭曉
2016年12月，中烏聯合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拜宋市（BOYSUN）南拉巴特(Rabat)村調查時發現，當地村民在建房清理地基時，意外地挖出了來自遠古的陶片和人骨。
考古隊員們從出土的文物判斷，這裡應該是一片被破壞的古代遊牧人的墓地。這處墓地就在曾引起王建新注意的葫蘆形山谷旁，於是他們決定第二年對這片墓地進行搶救性發掘。
2017年5月至7月，中烏聯合考古隊對這片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共發掘了52座上部被破壞的小型墓葬。本次發掘收穫頗豐，即便是很小的墓都有十分豐富的隨葬品。
“我們認為這是一片貴族中的下層人的墓地，整個遺址的面積很大，2014年我們在這一帶調查發現了數千座古代墓葬。在巨大的陵墓區附近一定還有居住區的遺址。地下埋了多少死人，地上就會有多少活人居住。而且，我認為居住區遺址極有可能就在拜宋市市區裡面。”王建新說。
如今的拜宋市已經遍佈現代化建築，再也看不到一點過去的模樣。對於考古隊來說，在這片沒有半點線索的地方發現居住地遺址，幾乎是大海撈針。
考古發現不可能憑藉運氣，對於考古隊來說，研究的推進必須依靠確鑿的證據。
“我們現在想到的辦法，是找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拜宋市的航拍照片和六七十年代的衛星照片。”王建新說。
那個時候的拜宋市還沒有那麼多居民，市區面積比現在小很多，或許從老的航拍照片和衛星照片中，考古學家可以看到居住區遺蹟的蹤影。
考古學家所以對這片遺址如此執著，是因為這裡的地理位置正和《史記》等文獻所記載的大月氏所在地的位置相吻合。遺址年代也和大月氏西遷到這裡的時間相符。
“我們經過長時間的研究認為，這裡很有可能就是找了很久的大月氏的遺蹟。”王建新說。
另外一個重要佐證，來自於拉巴特墓地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遺骨的人類學特徵。
“這裡的墓葬形制特徵和東天山一樣，人骨的特徵也相近。”王建新說，由此，他認為這裡很大可能就是大月氏的文化遺存。
下一步，考古隊將對拉巴特墓地保存完整的墓葬進行發掘，期望獲得更豐富的資料和更多的證據。雖然這些墓葬的發掘還沒有開始，但是王建新對明年的工作充滿了期待，“也許會出土很多有價值的文物，甚至可能有文字。”同時，還將對東天山地區和西天山地區出土的人骨進行DNA鑑定，如果兩者的DNA鑑定結果一致，那麼就能拼上新疆月氏人和中亞大月氏人之間聯繫的最後一塊拼圖，證明兩者確實有明確的血緣承繼關係。
關於大月氏的一些爭議，待到拜宋地區的遺址考古結果最後確認後，很可能得到最終確定一致的答案。
首先是月氏人來自哪裡？
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古代月氏人是印歐人，使用的是印歐語言和文字。但是，至今為止，並沒有任何能支撐這一觀點的直接證據。這一認識的前提是，貴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因為貴霜王朝的錢幣等文物上，使用了古代波斯文、希臘文、佉盧文等印歐語系的文字，國王的形象具有明顯的印歐人的特徵。“這就是說，是拿著貴霜的資料說月氏人。”王建新說。
但是，根據歷史的記載，大月氏是第一支從東方遷到中亞的人群，在月氏人到來之前，中亞是印歐人的天下。
現有的發掘資料表明，“貴霜帝國是月氏人建立的”這一被學界普遍接受的結論，很可能並非板上釘釘的事實。
王建新說，已有的考古發現表明，公元前1世紀，在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以北的蘇爾汗河流域分佈的一批古代城址是農耕文化遺存，屬貴霜王朝建立之前的早期貴霜文化，其後的貴霜帝國也應該屬於農耕文明。而中烏聯合考古隊在蘇爾汗河流域周邊的西天山山前地帶發現的古代遊牧文化遺存，很大可能與古代月氏有關，那麼月氏在西遷中亞後仍然是遊牧人群。
一個是遊牧文化，一個是農耕文化，貴霜帝國是古代月氏人建立的傳統觀點，難以得到考古學的證據支撐。
王建新認為，根據現有信息來看，大月氏不但沒有統一貴霜，反而很有可能最後是被貴霜王朝解體的，如果這一推測能在接下來的考古工作中獲得更多證據支撐，或將改寫歷史。
2000多年前，月氏人成為第一批移居中亞的東方人；今天，尋找大月氏又成為中國考古研究走出國門的第一步。
作為被歷史謎團包圍的神秘民族，月氏是一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鑰匙，憑藉這把鑰匙，諸多歷史謎團有望在未來逐個打開。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米艾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