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化市場中的奴隸制“效率”
多馬另一個貢獻是培養了一些傑出學生，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學生青出於藍勝於藍，在經濟學界有了更大的影響，1993年還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也來過中國，是一個對中國也有影響的人，叫做羅伯特·福格爾。
福格爾曾是多馬帶出來的博士，這人經歷也很有意思：他年輕時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後來雖然不是了，但一直自認為是左派（當然不是中國意義上的“左派”），他娶了個黑人太太，一直以抨擊種族歧視、支持黑人維權著名。他受多馬的影響很大，多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俄國的農奴制，他的研究主要對象則是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奴隸制。但就是這麼個“親黑人的左派”學者，卻在多馬的基礎上，更明確的提出美國南方奴隸制在當時條件下要比自由經濟更有效率。當然這個效率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在南北市場一體化條件下，南方奴隸制在吸收先進技術和大量出口的條件下，比自由經濟更有效率。
與多馬不同的是，多馬主要是用邏輯上的因果分析來立論，因此他自己說得出來的是個“假說”。而福格爾的說法則立足於大量的數值，完全建立在計量經濟學背景下，因此他更加自信。到了1990年代由於支持他的人不斷增多，這類觀點寫進了不少教科書，他自稱已經結束了多年的辯論，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看法已經成了“定論”。這顯然有點誇張，美國這個國家一切皆可質疑，福格爾怎會例外。但他有兩項研究確實非常驚人，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他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一個爭議很大的研究是，他論證鐵路在美國經濟增長中是起負作用的，假如美國一開始就不修鐵路，而是把鐵路投資用於航運和公路，美國的經濟發展會比現在更好。這個說法也是很驚人的，而且似乎對美國後來對鐵路的忽視也有一定的關係。但他就是用種種的數學手段得出這麼個結論來。
但是這個結論還不夠驚人，更驚人的是他在1970年代發表的《苦難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以及後來的《沒有同意或契約：美國奴隸制的興衰》等多部著作。這些著作提出：當時美國南方的奴隸制經濟要比北方更有效率，如果和平競爭的話，奴隸制是不會垮臺的。言下之意，他認為甚至誇臺的都有可能是自由經濟。因為奴隸制經濟當時是很有效率的。
他這麼說當然很多人罵他，說你是為奴隸制說話！他說不是的，我其實比誰都反對奴隸制。我之所以提出這個理論，不僅因為計算的結果就是如此，而且它也更能證明南北戰爭的必要性。我強調奴隸制無論如何都是要被廢除的——即使它有效率，也不能以剝奪人的自由作為效率的代價。他說，假如奴隸制真的是無效率的，那就不需要打南北戰爭，靠和平競爭就可以把它給淘汰掉。但研究表明，事實上不是這樣。所以南北戰爭是值得打的，多馬說因為自由無價，我其實比誰都同情黑人。何以證明呢，他說我太太就是黑人，我們家庭就是種族壓迫的受害者。即便這種制度有效率，但它違反人道，我們就應該廢除它。的確，他娶了個黑人太太，這也是他敢於講這種話的一個原因。
不管怎麼說，他提出的這個主張當時也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應，但從1970年代他提出這個主張到現在，福格爾的理論已經成為評價南方奴隸制經濟的一個主流理論，越來越多人接受了這個說法。
當然，接受了這個說法並不是說他們認為奴隸制就是好東西。第一，他們認為不能僅僅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判斷制度的優劣，即使你有效但是很不人道，也不能允許。第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所謂的奴隸制更有效率，在這個理論中是有前提的：中世紀的農奴制就沒有效率，非洲的奴隸制也沒有效率——我們知道，所謂的黑奴制並不是西方人發明的，非洲一直就有黑奴制，而且當初來到美洲的黑奴，基本都是非洲人抓了賣給白人的，在賣給白人之前，他們曾經大量的賣給阿拉伯人，賣給印度人，甚至賣給中國人，中國唐詩中就有所謂崑崙奴的描寫，那其實就是來自非洲的黑奴。
非洲大陸一直有奴隸制，但是非洲的奴隸制從來沒有體現出什麼效率來。為什麼？
其實如果南方和北方不是在一個共同市場中互動，而是各搞各的，那南方的奴隸制就不可能有什麼效率，但是南方和北方搞在一起它就可能有效率，為什麼呢？自由經濟的好處在哪裡呢？自由經濟的好處並不是使大家玩著命地幹活。自由經濟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有無可比擬的創新能力，它可以發明種種新的東西。而奴隸制經濟、南方經濟，是沒有這個條件的。在整個南方奴隸制經濟存在的期間，他們一切技術都來自北方。但是，奴隸制在一定條件下的確可以使大家玩著命幹活，用我們前面引的那位先生的話講，就是逼他們“勤勞肯幹，且肯忍受較低生活水平”，這一點，自由經濟未見得能夠做得到。
那麼好了，北方的經濟優勢在於創新，南方的經濟在於所謂的低人權效率。問題在於，北方的創新南方可以學，南方的這種血汗制度北方卻學不了。於是產生一個問題，在南北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南方奴隸制能夠吸收先進技術，又有一個進口能力很大的外部市場。假如沒有這個外部市場，你可以想象一下，奴隸制生產了大量棉花，他自己能用多少棉花呢，如果是自給自足的，不可能有效率，但是當時這個世界又非常需要你的棉花，那這個棉花可以賣得相當好，當然就很有效率了。如果閉關鎖國，奴隸制馬上就沒有效率了。這一點在美國我覺得很清楚，因為大家知道，當時南方奴隸制經濟發展的幾個主要的關鍵技術，都是先在北方出現，再很快傳到南方的。第一個技術就是蒸汽輪船，1809年在北方首先發明並投入商業運營，但是1811年南方出現了機器輪船的航線，而且在1819年，南方首先開闢了蒸汽輪船的跨大西洋航線，第一條大規模使用蒸汽輪船用於跨大西洋運輸的航線是在南方實現的，因為南方有這個市場，他們需要向英國出口棉花進口機器。跨大西洋航線在以前就有，但那是帆船，用蒸汽輪船進行跨大西洋貿易是在南方首先推廣的。
另外鐵路也是很重要的一條，鐵路是1825年在北方投入商業性運營的，但三年後的1828年，在南方也出現了鐵路網，而且在後來，南方的鐵路雖然總長度遠遠不如北方，整個工商業也是北方最發達，但是按人均計算的鐵路擁有量並不低於北方，基本上和北方是持平的。如果沒有這種便利的運輸，出口導向型經濟根本不可能盈利。沒有這樣的新技術，沒有這樣的外部市場，總而言之沒有這樣的一體化，它是不可能有效率的。可是反過來講，在南北方一體化的過程中，北方對南方進行了和平演變，也就是不斷地給南方灌輸廢奴主義，鼓動奴隸逃亡。但是，南方對北方有沒有影響呢？我覺得，這就取決於製造業中奴隸勞動是不是也有效率。
劣幣能否驅逐良幣
福格爾的研究，我覺得最有爭議的也是驚人的一條，就是他證明奴隸制在製造業中也是很有效率的，當然是在我前面講的那些條件下。而這個說法雖然在價值觀上大家都好像很難接受，但是假如奴隸制在農業中真的有效率的話，那麼它在製造業中也有效率，邏輯上應該是成立的。為什麼？因為大家知道，經濟學上現在證明家庭農場存在理由的一個主流觀點，就是農業這個產業有特殊性，農業生產由於它監督的困難和考核困難，不能搞福特製。農業生產不像流水線，它是很難進行量化考核的，農業的收成不穩定，也很難進行勞動績效考核、推行計件工資等，所以農業生產中大規模僱傭制農場常常不比家庭農場有利。這裡要插一句，我們現在說“包產到戶”導致了“單幹”，其實當年人們提出包產到戶時，只是把它當成“集體經濟”中的勞動績效考核制來實行的，原來的提法是“包產到戶，超產獎勵”，達到定額就給你記工分，超過定額就多給你獎勵工分，如此而已。這與工廠中的勞動定額管理是一樣的邏輯，勞動定額並不是解散工廠，包產到戶也不是解散公社。問題是農業中的定額管理極難。豐年荒年的產量定額能事先確定嗎？超產獎勵，超產糧的價值比你的獎勵工分值高的話，農民不報超產，直接把糧食藏了不就得了？如果獎勵工分值更高，你又如何防止他去買了糧來要你的獎勵？結果搞來搞去，發現還不如取消集體核算，讓農民交點稅收提留後自負盈虧得了。“集體經濟”就這樣變成了家庭農業。直到現在世界上的農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普遍的都還是家庭農場，而不是大規模僱傭勞動的農場，原因就在於大規模組織勞動所需要的那種監督和考核條件，農業中是不具備的。
簡而言之，農業是一個大規模組織勞動很難體現出優勢的產業。如果奴隸制在種棉花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製造業中這個問題不就更好解決了嘛。如果按照上述理論，農業應該是最不適合奴隸制的，相對而言如果農業都可以，那製造業就更可以了。所以，福格爾在他的第二本書當中就強調，奴隸制在南方的製造業中也是很有效率的。
可是這樣一來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假如真的是這樣，邏輯上會產生一個什麼狀態呢，這裡我要說人都是喜歡自由的，這一點毫無疑問，北方廢奴主義的影響，你認為有誇大，作用沒有那麼大，但是有一點肯定是事實：那就是南方的黑奴逃到北方是多是少我們可以討論，至少沒有北方的白人跑到南方爭取做奴隸的，這種反向流動是沒有的，對吧？但有人就提出這麼個問題：北方的白人不會去南方做奴隸，但是北方的資本家為什麼不去南方做奴隸主呢？假如只是種棉花有效率，這還不太好說，因為北方搞工業的人不見得就喜歡去種棉花。但是如果製造業也是這個樣子，那北方的資本為什麼不大量湧入南方去追求奴隸制的“效率”，造成北方製造業的大轉移呢？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北方經濟不就出現大危機了嗎？北方的資本大量湧入南方，那北方的發展就會出大問題，經濟會空心化，北方的自由人會出現大量失業。這些自由工人怎麼跟南方“有效率”的奴工競爭？那北方就會出現嚴重問題，甚至劣幣驅逐良幣都是有可能的。
南北戰爭能否避免
但是福格爾的論證截然而止，他其實並沒有講後面這一切，他馬上就轉到了南北戰爭。說南北戰爭以後這一切就改變了，那我就要問南北戰爭如果沒有打呢？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他並沒有談到。
從我的角度講，如果我們無法駁倒福格爾，而北方崩潰的“劣幣驅逐良幣”又沒有出現，那是為什麼？一種可能就是北方人當時比較高傲，不屑於到南方去當奴隸主，他們還是願意在北方自由僱傭勞動者？這種高傲靠得住嗎？但是從邏輯上講，南方的奴隸經濟對北方是有威脅的。不管事實上是不是發生了產業大轉移，南方奴隸制“演變”北方的可能性都不會比北方廢奴主義“演變”南方的威脅小。而南北又沒有國界，市場是一體化的。而且南方的奴隸再向往自由，通往北方的“地下鐵道”再發達，奴隸的北上逃亡還是要比北方自由資本的南下困難得多。是不是這樣？我作為一個自由投資者到南方去投資是沒有任何禁令的，可是奴隸逃亡是要冒風險的。奴隸逃亡如果困難，北方的資本為什麼不會南下呢？
我們還可以再問，假如我們不管價值判斷，自由不自由無所謂，只要“有效率”就行。那麼“劣幣驅逐良幣”有什麼不好？“有效率”的奴隸制打敗自由經濟，是不是可以說我們犧牲了自由，但換來了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這倒不難回答：根據前面的邏輯，奴隸制本身並沒有效率，它是在與自由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汲取自由經濟產生的創新，利用自由經濟的廣大市場，才表現得有“效率”的。但是這種“效率”卻可能對自由經濟產生反噬效應，假如它真的利用“低人權優勢”實現了“劣幣驅逐良幣”，那麼自由經濟垮掉了，美國的奴隸制也就變成了非洲的奴隸制，自由固然沒了，但還能談得上什麼效率？最後這不是雙輸之局嗎？
福格爾並沒有提出後來這些問題。但他指出了幾點：第一，奴隸制當然是個壞東西，但南北市場一體化下的奴隸制是經得起“競爭”的，想靠市場一體化來“和平演變”奴隸制，並不比奴隸制“劣幣驅逐良幣”更容易。第二，按福格爾的計算，南北戰爭前幾十年，尤其是1840-1860年間，南方經濟的增長“比聯邦其他地區更為迅速”，奴隸主們對前景很樂觀。
於是，最後南北戰爭開打了。福格爾並沒有說北方打南北戰爭就是出於道義目的，就是為了消滅奴隸制。但是根據他的研究我們可以推論，自由經濟與奴隸制經濟共同玩一個“全美化”統一市場遊戲，最終是玩不下去的。不是良幣驅逐劣幣，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如果自由經濟被奴隸制經濟演變是不可接受的（如前所述，就是從南方的角度講，那最終也是雙輸之局），那麼南方就應該自我改革，哪怕是逐漸地，也要最終放棄奴隸制，假如這一點無望，南北方發生嚴重衝突就難以避免。無論北方是否主觀上以此為動機，但客觀上最後就是以奴隸制的消失來解決問題。
福格爾跳過了中間這些邏輯環節，直接就說奴隸制“有效率”但不可欲，因此南北戰爭是必然的。事實上我們也知道，南北戰爭開打的結果，導致了美國外貿連續11年出現大規模的逆差，因為南方的低人權順差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對全美的外貿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但是這個過程在1874年結束以後，美國經濟就消除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全美經濟整體上的效率都提高了，最後的結果就是南北方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所以長遠看應該是個雙贏之局。以後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反映在外貿上，就是從1874年開始，隨著競爭力的提高，美國的經濟轉入了持續100年的大順差。美國也在這個時期逐漸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的老大。當然，人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慘重的。假如南方當年主動改革，這代價難道不能避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