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國的生態環境危機及分析
作者：胡星斗
導讀：
據研究，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而現在的全國森林覆蓋率僅為13%，航拍和專家分析的結果僅為8.9%）；及至春秋戰國，狼煙四起，烽火連天，中國人的生存環境開始遭受巨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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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歷史上的生態環境破壞
據研究，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而現在的全國森林覆蓋率僅為13%，航拍和專家分析的結果僅為8.9%）；及至春秋戰國，狼煙四起，烽火連天，中國人的生存環境開始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始皇一統天下，折騰百姓，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史書中就稱“蜀山兀，阿房出”。漢時，中國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以糧為本，發展單一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結果，重農反而誤農，糧食產量反而上不去。因為重農貴粟，必然毀林開荒，造成水土流失，生態破壞，地力下降，從而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每況愈下。
而且，中國人的飲食結構不像遊牧民族或者歐洲人是牧農產品並重、以肉類奶類為主的，中國人飲食幾乎等同於吃植物性的糧食，所以，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我們的祖先只好大規模地毀林開荒。還有，中國古代有著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和軍隊，而軍隊又以步兵為主，它不像遊牧民族、西方民族以騎兵為主之補給容易，餓了吃馬肉渴了喝馬奶就行，可以就地解決，中國人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糧食總是軍事家們考慮的頭等重大的問題；由於糧食保存的時間比肉類、奶類長久，所以，中國的政治家、軍事家總是追求龐大的糧食儲備，以應付不測。
為了解決政府、軍隊的巨大供給問題，中國人也只好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倒地。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火燒赤壁、火燒連營八百里，也不知燒掉了多少森林。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也就面臨著威脅。
隋時隋煬帝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高山絕壑，耒耜亦滿”。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可見，王朝循環不僅常常使得中華民族的人口減少過半（中國歷史上有10次戰爭造成了人口減半），人民蒙受著巨大的痛苦，而且使得子孫後代繼續生存下去的環境遭受了滅頂之災。
二、生態環境的現狀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們長時期內仍然忽視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大躍進”全民鍊鋼，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引起了嚴重的水土流失；改革開放之後，政府雖然開始重視環境問題，但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環境惡化的狀況一時還難以扭轉過來——高消耗、高汙染的重複建設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內蒙古等地的載畜量是草場承受能力的1~3倍，導致大部分草場退化，1/4的草場荒廢；一些地方盲目開墾，盜林毀林嚴重，近幾年呼倫貝爾又出現了新的開荒熱；一些企業仍然肆意排放著“三廢”，黃土高原上私營企業在亂鑽油井，導致水土流失；一些西部省區仍然在發展小造紙、小煤窯、小鋼鐵；一段時間以來，開發區大量圈地，一半以上撂荒中華民族的生存資源再一次被破壞。
讓我們看一看生態環境的現狀吧！進入21世紀的中國，第一天就遭遇了沙塵暴。2002年，沙塵暴又是歷史上強度最大的。可以預見，在未來一定的時期內，沙塵暴還會更加頻繁、更加猛烈。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發生了沙塵暴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而2000年一年就發生了12次。現在，一些地區可以說是黃沙漫天，黃土遍地，河流渾濁，空氣汙染，水土流失，江湖乾涸，森林倒地，草原退化，而且，一切還在惡化之中——中國的沙漠化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擴展，相當於每年一箇中等大的縣被沙漠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目前，荒漠化土地已佔國土面積的27.2%。因水土流失，每年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每年平均削去1釐米厚的土層，由此每年造成化肥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98年曾斷流200多天，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現在，長江也快成為第二條黃河了，其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而尼羅河卻是處於沙漠地帶。目前，我國70%的河流、50%的地下水被汙染，淮河、遼河、海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水域汙水橫流，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一大半，其蓄水功能大大下降。
新疆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為20000平方公里，古樓蘭國據此繁榮了幾百年，可到1972年，羅布泊徹底乾涸了；如今，青海湖的水位也在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新疆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乾涸；現在，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
清末，左宗棠抬著棺材進新疆，“親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門”，左公柳曾綿延3000裡，植樹26萬棵，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改變西北生態的活動，可是，其後不到50年，樹木就被砍伐殆盡。
在內蒙，黑河下游也斷流乾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
中國還是粗放式的生產方式，我們每增加1元的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國生產一噸鋼耗水是國際先進水平的10-40倍，開採一噸原油耗水是國際的6-26倍，生產一噸紙耗水是國際的3-10倍；企業的高消耗、落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高汙染。我國鋼鐵每年多耗煤6000萬噸，多產生90萬頓SO2，60萬噸煙塵；火力發電，每年多消耗5000萬噸標準煤，多產生140萬噸SO2，1500萬噸煙塵。
我國有取土燒磚的傳統，一些農民種糧不掙錢，就破壞耕地燒磚；農民無法獲得清潔能源，便以砍柴解決燃料問題，從而破壞植被。
有人譏諷植樹造林為“植數造零”，年年搞運動，年年有形式，年年寫官樣文章，一些人只顧虛報政績，不關心有幾棵樹木真的成活了。報紙上說，每年植樹3000萬公頃，專家說實為600萬公頃，按3年成活35%，只有70萬公頃。從3000萬到70 萬，像是開天大的玩笑！
還有，我國的環保投入佔GNP僅為1.01%，而按九五規劃至2000年末應為1.6%由於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體制缺陷，導致環境惡性事件屢有發生，如2000年7月，河南阜陽市水汙染（硫化氰）造成6人死亡，4人重傷。
三、文明的轉變
從世界範圍來看，許多國家都曾遭遇過環境危機。
公元250年瑪雅文明鼎盛。由於生態環境的惡化，公元800年時瑪雅文明開始崩潰，其後不到100年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同樣，由於生態的原因，巴比倫文明毀滅了：巴比倫人曾發明了楔形文字，漢穆拉比法典，60進制計時法，他們還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園。巴比倫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是後來黃沙漫天，文明消失了。恩格斯說：“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而把森林砍光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這樣一來他們把自己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
19世紀，倫敦被稱為霧都，汙染最嚴重，1873年，倫敦出現殺人煙霧，煤煙中毒比前一年多死260人，1880年、1892年又奪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英國的格拉斯哥、曼切斯特煙霧也造成1000多人死亡。
1885年，日本足尾銅礦亂開採，導致水土流失、劇毒物質砷化物的蔓延，加上1890年的洪水氾濫，致使群馬、茨城等四縣10幾萬人流離失所。20世紀60年代，日本被稱為“公害列島”。
在美國，1945年，汽車尾氣等造成洛杉磯上空出現持續幾個月的淺蘭色光霧，一些動植物死亡，人們感到頭痛、呼吸困難，一些人死亡。美國在“骯髒的30年代”，南部曾經沙塵暴頻繁，直到50、60年代還有揚塵。
這些事實說明，要從根本上解決環境生態的問題，有賴於人類文明的轉變。即人類要從戰勝大自然轉變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從天人相分、天人對抗轉變為天人合一、天人為友，從農業時代的黃色文明（10000年前開始）、工業時代的黑色文明（200年前開始）轉變為後工業時代的綠色文明。
也就是說，人類需要一場深刻的變革，一場綠色革命。我們的價值觀應從“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征服自然”（笛卡兒、培根、牛頓的遺產）——發展為“人僅僅是自然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人是自然之子”。人類必須學會尊重自然、師法自然，不再把自然當作永無止境的盤剝的對象，而應看作是人類存在的根基。
西方人有戰勝自然、天人相分的文化傳統。西方文化有兩個來源：古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古希臘人遵奉二元主義——靈肉分離，人與世界分裂；希伯來人主張神人分離，法律與犯人對立，人與大自然對立。這種天人分離的思想後來發展為以人為中心的啟蒙運動，到近代則走向了極端人類主義————如尼采稱“上帝死了”，提出“超人哲學”，推崇生命力的擴張。尼采在一首詩中號召：“奪取吧，只管去奪取！”它正代表了人類意志的盲目膨脹。
我們人類與天鬥，與地鬥，在製造了各種各樣的敵人後，卻發現最危險的敵人竟是我們自己——人類妄自尊大，對自然無限的索取，最終遭到大自然的報復。
德國科學家希普克說：“地球這個宇宙飛船還有救嗎？”“地球上現有60億乘客，載著5萬億兆噸空氣和13億立方公里的水，其中只有2%是淡水航船負載過重，一半乘客在捱餓，生命攸關的儲備已接近枯竭。”
美國的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在小說《寂靜的春天》裡描述了美國中部的一個鎮，原本生態和諧，鳥語花香，後來，由於人類的破壞，牛羊雞犬紛紛死去，鳥兒也沒有了，到了春天只有可怕的寂靜。
現實迫使人類開始懷疑自高自大、戰勝自然的二元理性：康德不相信理性的作用，主張不可知的“物自體”；歌德爾提出循環論證的理性不完備定律；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說；存在主義陷入責任與自由相矛盾的理性文明的困境。海德格爾早就預言生態的危機，寫出《人詩意地棲居》，他抨擊技術理性，認為技術正變成“一種邪惡的力量”，提出“拯救地球”，“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海德格爾哲學體現了對人類未來生存和發展的終極關懷。托夫勒說：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征服自然、無限資源、利益遞增的基礎上的，所以，應當變革文明。
上述說明，人類應當改變自我中心主義，走向人與自然的和諧，回到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傳統。
中國儘管內戰、以農為本、大規模開荒造成了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但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天人合一的（中國也有類似於戰勝大自然的思想，不過它是作為文化的支流，而不是主流。如荀子主張“勘天”、“明於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最有代表性的是莊禪智慧。莊子哲學、禪宗是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園，莊子主張“天人契合”，“與天為徒”，“與物為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萬物齊一”，“喪耦”，“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物無貴賤”，“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中國禪宗主張理性與感性合一，主體與客體合一，人與自然合一，有限與無限合一，靈與肉合一；這樣，中國的文人文化主張沒有差異、鬥爭，人本來俱足，自由自在，和諧統一，從而消滅了一切分別與對立，不讓理智扼殺生命。人與自然猶如湖中映月，湖與月皆不可缺。
從上可見，我們可以從傳統中發現新的文化資源。
四、生態環境的保護
保護生態環境，必須從制度著眼，致力於建立現代環境治理制度：以現代環境治理制度搞好環境建設。實行招投標，環境治理、政府服務企業化、市場化，官員經理化，建立非官僚制的政府、顧客第一的政府、企業家政府、市場化政府，政府從服務轉變為授權，從官僚主導轉變為顧客主導，從划槳轉變為掌舵。譬如，美國大城市只有很少的主管環境綠化的官員，他們的工作只是主持招投標、進行規劃監督等，與中國大城市龐大的環境衛生管理局、園林局、環保局形成鮮明的對比。
保護生態環境，還必須落實產權，明晰產權，明確利益主體，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結構。應當拍賣荒地、荒漠、沙地等國土，將草場、山地等分片劃歸個人所有，與個人的利益掛鉤。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大家共同所有就沒有效率？科斯coase定理說明了其中的道理——信息、產業經濟學之創立者stigler稱之科斯定理，在中國也叫科斯第一定理：如果私人各方可以無成本地就資源配置協商（或者叫做交易成本為0；交易成本是各方在談判、達成協議及遵守協議的過程中發生的成本），那麼私人市場總能解決外部性問題。科斯定理說明，私人經濟主體總可以解決他們之間的外部性問題，無論最初的權利如何分配，總能達成一個協議，使得每個人的狀況更好，而且，結果是有效率的。
科斯第二定理是：“一旦考慮到進行市場交易的成本，…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的運行效率產生影響”。即不同的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安排會導致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產權制度是決定經濟效率的內在變量。
如果產權不明晰，就會產生“共有地的悲劇”：草場為共有資源，鎮上的人都去放羊；由於牧羊過度，草場最終會變得寸草不生。
形成共有地的悲劇的原因是人們的行為具有負的外部性，共有資源往往被使用過度。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環境屬於“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其他還有私人物品、俱樂部物品（排他性公共物品，如加密電視節目，具有收費性和非競爭性）、混合物品、地方公共物品、全國公共物品、世界公共物品（如大氣層保護）等。環境汙染也叫公共壞物品。
環境屬於公共物品，因此經濟人的理性行為很難在這裡見到：人們不珍惜環境；生產者將汙染的成本轉嫁到社會，轉移到環境這樣的公共物品上；生產者的行為產生負的外部效應（也叫負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經濟diseconomy），即生產者的私人成本低於社會成本。
可見，環境汙染或破壞的原因是環境屬於公共物品，具有集體消費的特徵；在環境中缺乏明晰的產權。
經濟學中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一是明晰產權。如在共有地的悲劇中，把土地分給家庭，使土地成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就可免於過度放牧。二是直接控制，禁止汙染，取消汙染單位，遷出汙染工廠。三是間接控制，讓汙染的企業交稅，以使“外部性內在化”。對汙染所納的稅叫庇古稅或糾偏稅（庇古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四是逼迫企業投資排汙，達到標準，免交排汙稅。五是形成“汙染權市場”——當企業被容許購買或出售政府頒發的容許一定汙染的許可證時，稱之為形成了汙染權市場。容許企業買賣汙染許可證，企業就可以選擇是排汙交稅還是治理汙染；選擇治理汙染，就可把汙染許可證賣給別人。可見，可以用市場的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總之，面對“共有地的悲劇”，經濟學的解決辦法有：對羊徵稅，把外部性內在化；拍賣有限量的牧羊許可證；拍賣草場、土地，歸於私人所有；禁止放牧。
保護生態環境，還必須建立公民參與的文化。有文章中稱：“環境問題從條件惡劣、資源匱乏的外部危機正凸顯成為社會失範和文化失落的內部危機，實際上表明我們缺乏足以調動和滿足主動參與感的社區生活，缺乏足以應對環境危機的公民文化，沙塵暴其中在我們心中。只靠高高在上的指手畫腳，而缺乏社會底部的積極主動參與的制度保證”。所以，我們不應當滿足於政府行為：2002年國務院緊急投資540億元治理沙塵暴；每年的植樹造林形式重於實效。如果沒有民眾的自覺的廣泛的參與，環境很可能點上治理，面上破壞，治理速度趕不上破壞速度。因此，建立一種民間廣泛參與的制度和文化乃中國的長遠之策。
中國人應當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解決生態環境危機。（完）
2007.0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