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蘇楓
莫言說，自己會努力憑藉“高密東北鄉”這個開放的概念，通過創作使之成為中國的縮影，努力使那裡的痛苦和歡樂與全人類的痛苦和歡樂保持一致。
與外界對“山東大漢”管謨業（莫言本名）的想象不同，65歲的莫言，中等身材，身高1.72米，體重75公斤，微微發福。
莫言說，別人看《紅高粱》，都想象他一定是兩道劍眉、雙目炯炯、人高馬大、聲若洪鐘，動不動就跟人打架。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好多人說，你怎麼可能是莫言？你冒充的吧？
不過，莫言認為這是一個好作家的標誌，“作家的作品跟他本人的反差越大，說明這個作家的創造力越強”。
不少作家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都會陷入所謂“諾獎魔咒”，持續寫作變得困難。
莫言認為，所謂“魔咒”，也許是個客觀存在。獲獎之後，莫言曾被俗事纏身，舉筆維艱：“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一般年齡都比較大了，創作力減退，再加上獲獎後社會活動和各種應酬增多、成名之後的心理壓力，都會影響創作。但也有很多作家獲獎後寫出了重要作品。”
時隔8年，莫言出版獲得諾獎之後的第一部作品《晚熟的人》。
《晚熟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
莫言說，獲得諾獎後，自己從“講故事的人”成了“被講述的人”。“從講故事的人變成故事中的人，這是一個嶄新的角度，這部《晚熟的人》，基本建立在這個新的角度上。”
“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
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
《晚熟的人》共12個故事，其中有4個故事是今年春天在故鄉高密寫的。
莫言說：“這些小說是我的創作風格的延續，但又明顯注入了新的元素。如果說我過去的小說裡有很多劍拔弩張的東西，這一批小說裡，更多的是心平氣和。小說中的人物，既有我過去小說中人物的血緣承繼，又具有了明顯的時代特徵。”
莫言在第11個故事《紅唇綠嘴》中寫道：“互聯網時代，大部分農民也都成了智能手機的使用者，他們幾乎無師自通地成了網絡大海里的游魚。他們使用著網絡，也創造著網絡，他們像魚蝦一樣在網絡海洋裡尋找著自己的食物，有時候也能撲騰出大大小小的浪花……”
“新人”高參是莫言塑造的一個小人物，此人擁有五部手機，開了兩個公眾號，靠販賣謠言發家致富。她給故事中的莫言“上課”：“我們要做網絡的主人，不做網絡的奴隸。網絡是天堂，網絡也是地獄；可以利用網絡伸張正義，也可以利用網絡冤殺好人；可以利用網絡消費，也可以利用網絡賺錢……”
莫言對此的詮釋是：“高參這個人物是飽經苦難的，但這些苦難並沒使她變得崇高和善良，而是使她變成一個不受道德約束的逐利者。這樣的人在當今社會中並不少見，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裡找到這樣的人。提防這樣的人很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要防止自己變成這樣的人。”
將“莫言”放進文本的遊戲，莫言早在小說《酒國》《生死疲勞》中就已試過。《晚熟的人》中，第六個故事《詩人金希普》和第七個故事《表弟寧賽葉》刻畫了兩個假詩人，一個利用一切機會自我包裝、炒作甚至欺詐；另一個則打著文學的旗號做了半生的荒唐事，自認奇才，長於混圈，活在幻夢之中，其原型是莫言村裡的人。
《晚熟的人》呈現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高密東北鄉，反映了中國近年來城鄉高速發展的形勢，故鄉的人和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電視劇《紅高粱》的取景地就在莫言老家高密。/視頻截圖
莫言說，自己會努力憑藉“高密東北鄉”這個開放的概念，通過創作使之成為中國的縮影，努力使那裡的痛苦和歡樂與全人類的痛苦和歡樂保持一致。
莫言描繪了形形色色的眾生相，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擁有千奇百態的人生經歷。這些人和事過於真實，彷彿就發生在我們身邊。
莫言說：“《晚熟的人》由於使用了第一人稱寫作，讀起來會給人一種彷彿我寫的都是真人實事的感覺，這正是我追求的藝術效果。但實際上，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部分是虛構的，即便有些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那也是做了大量的藝術加工的。文學藝術中所包含的對現實的超越和對未來的朦朧指向，更是得自作家自身的敏感和預感。”
“小說中的莫言，實際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孫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執行著我的指令，但並不能自己做出什麼決定，我在觀察、記錄著這個分身與人物交往的過程。”莫言說。
莫言的書法也充滿了“戲謔”的情趣。
這本書以“晚熟的人”為名——“晚熟”是莫言故鄉的朋友們掛在嘴邊的戲謔之詞。莫言認為：“這裡大概有兩層意思，一是因為各種原因，有的人心智開啟較晚，或者沒有表現才能的機會，而一旦機會來臨，他的智力突然大增，才能也顯示出來，這就是所謂大器晚成；一種是因為各種原因，在前半生裝瘋賣傻、隱藏鋒芒，藉以保護自己——當然也有人在裝瘋賣傻中體驗到了奇特的樂趣。而到了後半生他突然正常了，大放異彩，才華橫溢，令人刮目相看。小說中的蔣二，應該屬於第二類。根據我的經驗，生活中有一些人，說自己傻，誇別人聰明，這樣的人其實是人精。而有一些人看似聰明，也自認為很聰明，天天罵別人是傻瓜，但其實他才是傻瓜。”
“千萬不要驚動地方政府，
給人家添麻煩”
獲獎8年來，莫言一直在創作，或者在為創作做準備。他寫過戲曲、詩歌、小說，也到過很多地方旅行和考察。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你所做的事，都有可能成為小說的素材或靈感的觸發點。”
莫言一直都是“吃得了大苦”的作家。2020年大半年，莫言和夫人住在高密的南山，此處茂林修竹，松樹繁盛。因為疫情，他蟄伏半年。從6月16日到8月23日，在庚子年的三伏天，山東最熱的時節，莫言以膠東半島為核心，行走了諸城、膠州、青州、安丘、濰坊、莒縣、五蓮、鄒平、萊州、即墨、平度等23個縣市，行程近萬里路。
他此行的目的是蒐集相關資料，研究地方文化，為新作蓄積能量。
這個團隊的構成很簡單，一行三人，莫言、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傑，以及一個朋友借給莫言的司機師傅。行程安排得非常緊湊，早出晚歸，披星戴月——他們一般是早晨7點30分前後從高密南山出發，夜裡10點前後回家。
鄉村生活對於莫言來說，屬於“故鄉的文學”。/資料圖片
作為莫言的助手，毛維傑曾與莫言商量，是否提前與地方文化部門聯繫，以便參觀博物館等場所。莫言說：“千萬不要驚動地方政府，給人家添麻煩。”
年過花甲的莫言，在三伏天持續奔波，精神狀態極好。他午休時間在博物館附近的小飯館吃個工作餐，趴在飯桌上打個盹，下午繼續工作。
離開飯館之前，莫言習慣說：“今天中午我買單，讓我享受一下請客的樂趣。”
下午考察結束，莫言一行一般都是連夜趕回高密，有時候實在太晚了，莫言會邀請毛維傑一起在家喝點酒。兩人邊喝邊聊家鄉的變化，聊文壇趣事，聊書法鑑賞，聊創作計劃，聊今年的農事、今年的雨水。
莫言是個懂酒之人。他考察過很多釀酒廠和酒博物館——安丘市景芝酒文化博物館、即墨老酒博物館、青島啤酒博物館、煙臺張裕酒文化博物館等。每到一個酒廠或酒博物館，莫言都要品鑑一下，剩餘的酒，倒在手心裡，兩手摩擦，深呼吸，說出酒的品格。
莫言說過：“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對鏡頭說話，最幸福的事是在酒莊喝酒。”
在毛維傑的印象中，莫言是個喝酒“有數的人”，很少喝醉。“他是個平易近人的鄰居大哥，又是一個風趣幽默的智者。他能居廟堂之高遠，又可安鄉野之僻壤。他是一個心地善良、有憐憫心的人。”
電影《紅高粱》裡，就埋著莫言對酒文化的敬意。/視頻截圖
作為一個“老百姓”“普通參觀者”，莫言在兩個月內“偷偷”去了諸城三次，那裡，是蘇東坡當年為官的地方。
在諸城博物館一樓大廳刷身份證排隊入場的時候，戴著口罩的莫言被講解員認出來了，迅速報告領導。還沒等領導出現，莫言趕緊“溜”了——“千萬不能被當地政府發現”，這是他獲獎之後的一貫作風，他認為，這個社會是一個巨大“名利場”，“要警惕名利對人的牽制和傷害”。
老家的村民都在傳，莫言當上了“好像是什麼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但莫言的生命重心一直是作品。
老父親對莫言的告誡是：“獲獎之前與別人平起平坐，獲獎之後要比別人矮半頭。”
紀錄片導演張同道為了拍攝《文學的故鄉》，前前後後與莫言打了三年交道。
莫言說，“要警惕名利對人的牽制和傷害”。
莫言把自己放得很低，推辭說“我有什麼好拍的”。張同道說：“您的價值比您預想的可能要大。”
張同道執著地一次又一次地去跟莫言談。甚至未經莫言同意，張同道就先跑到山東把高粱地拍了，因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
張同道說：“本來，莫言老師覺得在攝影機面前很難受，後來他可能覺得我這個傢伙太難纏了，心想要麼就讓我拍一回吧，打發了事。他小說裡有沼澤地、海洋、大河、大川，什麼驚天地泣鬼神的場景都有，但你到高密去看，一馬平川，有些河也早幹了。是他那支神奇的筆，讓這塊土地生出了翅膀，生出了燦爛的、禮花一樣的風景。”
只要人存在、語言存在，文學就存在
高密人“小廖”是《晚熟的人》裡的一個人物，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毛維傑。
毛維傑多次見證了日常生活進入作家筆下的過程——那是2011年12月，毛維傑給返鄉過年的莫言當司機兼秘書。他們一起去大澡堂洗澡。
其間莫言遇見了在棉花加工廠工作時的工友，幾個人在水池裡寒暄了一陣，此事便過去了。
不久後，毛維傑發現自己成了《晚熟的人》第九個故事《澡堂與紅床》中的人物，那小縣城的澡堂變成了熱鬧的文學場景。
澡堂文化與現代人生活漸行漸遠，反倒增加了它的戲劇性。/《洗澡》視頻截圖
莫言文學館於2008年11月竣工並正式開放。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獎當晚，文學館燈火通明。中外160多家媒體雲集，聚焦在這裡，傳播著激動人心的消息。門前車來人往那個盛大的場面令毛維傑記憶深刻。
莫言文學館創建已有12個年頭，原是以一幢舊樓改造而成。今年當地政府著手在高密東北鄉建設新館，那是一座四層建築，目前完成了兩層。
同時，當地政府正在打造高密東北鄉諾貝爾雕塑公園，準備在戶外設立包括莫言在內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們的雕塑，以提升當地文化形象。
毛維傑以高密政協委員的身份給政府提出建議：“六點一線”（六點：莫言祖居、莫言文學館、莫言文學館舊址、莫言南關舊居、莫言小區——翰林院、莫言南山居），構建莫言文學場館整體格局，打造高密紅高粱文化藝術品牌。這一建議得到了高密有關部門的答覆。
毛維傑第一次見到莫言是1985年冬天。他讀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同事告訴他，那個作者是她小學同學管謨業，管家就在校門口衚衕東側。
管謨業當中的“謨”字不就是“莫言”嗎？當時的莫言30歲，是個健談的青年。他引用了海明威的一句話：“童年的苦難是作家的搖籃。”他還說，“好的小說就是揭示社會生活底層、那些人性的扭曲的東西”。
很難說是社會造就底層，還是底層人成就了社會，《紅高粱》就是一個例子。
毛維傑最近一次見到莫言是2020年9月14日上午9點30分，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大門口。
獲得諾獎之後，來自全球各地的出版社、雜誌、報紙、文學愛好者給莫言寄來了大量文學作品，有希望被推薦的，有求籤名的……莫言把自己在北京的家、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中國藝術研究院三個地點的書刊彙總裝箱，共計74箱書刊，捐贈給莫言文學館。
盛名帶來流量，流量帶來重負，莫言消解的方法是“返鄉”。
“流量”是莫言少年時期就很熟悉的詞：“那時候每到暑期，我家房後那條河的水庫就會開閘洩洪，水利部門會向下遊通報，將有多少流量通過。流量越大，危險越大，所以，我對這個詞有恐怖感。互聯網上的流量當然與河道中的流量不能畫等號，但是不是太大了也會造成某種危害？我不敢斷言。但我猜想，就像洪水流量衝不走河中的礁石一樣，網絡上的流量也衝不走文學。因為文學是關於人的學問，是關於語言的藝術，只要人存在、語言存在，文學就存在。至於文學在流量時代的作用，跟文學在任何時代的作用是一樣的，文學不會依附流量而存在。”
莫言說：“最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城市如此，農村更是如此，我過去小說中的高密東北鄉，在現實生活中已找不到蹤影，但它並沒有消逝，它存在於記憶中，存在於語言中，也存在於許多事物的內核裡。將逝去的留不住，要到來的也攔不住。舊的東西總會留下痕跡，新的事物裡總是有舊事物的影響。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本文選自：《新週刊》第573期
“易烊千璽：我們的未來該有多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