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安史之亂至元，河西走廊、幽雲十六州、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區、南方相繼被遊牧民族統治。經歷幾百年的胡風浸染，導致元末社會出現了各種不胡不漢奇葩現象。這些奇葩現象背後隱藏著種種重大危機，而這都是考驗朱元璋能否成為偉大聖君的難題。
偏安一隅的南宋
元末奇葩現象首當其衝的就是漢人的名字，元代有很多漢人都用蒙古人慣用的名字起名，比如元末漢人武將竟然有陳野先、王哈剌章不花、劉脫因不花……諸如此類不胡不漢的奇葩名字，就連魏晉南北朝時期都難以與之相比。
元代不僅華北胡化嚴重，就連江南士人也紛紛效仿蒙古風俗，漢服衣冠全都變了樣子，《明太祖實錄》裡記載這樣一幕：
士庶鹹辮髪垂髻，深簷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
元代漢語胡化也很難嚴重，明初朱元璋都說百姓“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按俞本《紀事錄》的記載，朱元璋在鄱陽之戰時還把手下的將士稱為“把都兒”。意為“勇士”之義。元明戲曲中也曾大量出現蒙古語，甚至沿用至今。
比如：關漢卿 《單刀會》第三折：“你孩兒到那江東，旱路里擺著馬軍，水路里擺著戰船，直殺一個血衚衕。”這裡的“衚衕”就是蒙古語，原意為水井，因水井通常挨著巷弄，所以演變為小巷子之意。
關漢卿
其次，元末明初婚姻也深受蒙古習俗影響，循“前元之胡俗”，“同姓兩姨、姑舅為婚”，“兄收弟婦，弟收兄妻，子承父妾”。
更令人吃驚的是，元代老百姓蔑視儒家先賢，因自己服裝胡化，竟然嘲笑聖賢的漢服衣冠 “以先聖賢衣冠為伶人笑侮之飾”。對在儒家文化中作為標榜形象的聖帝明王、先賢等，毫無恭敬之心。
這些習俗還只是表面，重要的是人心的渙散，族群認同的異化。元代實行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人制。在元代漢人、南人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雖然主體成分同屬漢族，但由於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族群，漢人與南人對華夏的認同感產生了差異。
漢人、南人歷史經驗不同，族群意識的強弱因而不同。漢人經歷契丹、女真統治達數百年，族群意識不強；反觀南人從未經歷異族統治，蒙元滅宋，不僅是朝代更替，還牽涉到由華夏入夷狄的春秋大義。
從今天看朱元璋從南方向北進攻再統一北方，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在很多北人眼中，則是比自己地位低的南人統治了自己。
明軍北伐路線
這也是朱元璋從起義初反元，到建立明朝後極力吹捧元朝正統地位的原因。如果自己承繼大宋，那麼將更加割裂族群認同，製造無盡的麻煩。所以，朱元璋選擇承繼元朝的正統，並重塑華夏族群的認同。
另外，如何定位蒙古人和色目人，如何處理胡化二百年之久的中原大地、四百年之久的幽燕十六州、六百年之久的河西走廊以及獨立半獨立一千年的雲南。擺在朱元璋面前的都是前所未見的難題。
他接手的帝國不僅虛弱不堪，而且危機重重，四分五裂的華夏族群，極度銳減的人口基數，混亂不堪的文化認同，飽經滄桑的中華文明……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就著手解決各大難題，復科舉、興儒學、禁胡服恢復漢唐衣冠，頒佈了《洪武正韻》禁說胡語。重塑族群認同，彌補歷史隔閡。
在統治難度最大的雲南地區，派重兵挫敗蒙古梁王、大理段氏，並把他們遷居到內地居住，設置雲南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建設各級行政體系；大搞文化教育，漢化當地土司；遷居內地居民，稀釋土著居民成分；派義子沐英世代鎮守雲南。如此以來，雲南固若金湯，從此心向中央，再不分離。
今天來看，朱元璋採取的各項措施大多達到目的，晚唐以來四百多年的胡風，自此一掃而去， 以至於我們已經忽略原來元末明初的局面是如此複雜，社會改造的任務這麼艱鉅。不可否認，明太祖的功績有著超越改朝換代的重要意義。
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漢文化的復興並未盲目排外，而是始終保持著寬容、靈活的特點。對於境內居住的色目人以及蒙古人，並未強行要求其改變生活習俗、民族特徵，而是保持一定的尊重。
朱元璋曾經提到：“元時為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風憲，豈是公道?”稱帝之後，他發展了愛之如一的思想，對下臣說過“聯即為華夏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
基於上述政治思想，明太祖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民族策略，“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夷之道。”威是指軍事上的威壓、征服，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懷、德惠，即'易得懷之'，威德兼施，兩手並用。
在招降北元將領時，大力宣傳政府優待方針，在招撫失敗後，才起兵征討。其中，對於蒙古的降將等人，除賞賜衣服、牛羊、娟繡等物品外，還擇土地肥美的地方對他們進行妥善安置。這些措施的實行，使少數民族放下了成見，開始接納並稱臣於明朝。
就這樣，明太祖朱元璋通過一系列舉措，成功整合宋遼以來各個區域的領土，強力黏合四分五裂的華夏族群，統一混亂不堪的文化認同，振興衰弱不堪的儒學，並不斷髮展經濟，恢復人口，創造出治隆唐宋的偉大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