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停摆之后的恢复时期，不能拘泥于供给或需求端的单一救助，也不能简单进行救助政策叠加的‘锦标赛’”。
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宏观经济论坛（CMF）热点问题线上研讨会上谈及应对新冠疫情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时表示，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简单地加大供给侧调整、逆周期调整不能应对当前的问题。
刘元春称，此次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畴，第一表现为供给损失，第二表现为需求的急剧收缩，当前的重要任务在于，不能让疫情对经济的一次性冲击成为趋势性的冲击。
刘元春认为，面临超常规的危机，要用更大力度、超常规的“一揽子宏观政策计划”，不能仅仅延续此前的“六稳”政策。
超级疫情带来的冲击不仅有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同时还有人道和社会危机带来的超级预期冲击。因此，在疫情基本控制后的复工复产必须要有供给侧的行政推动，同时还必须要有需求侧的市场大推动，以克服重启市场循环体系面临的各种市场失灵问题。
同时，为了对冲疫情对于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带来的灾害，疫情的经济主体救助和社会主体救助是保证未来疫后重建的基础。
为稳定预期，恢复经济循环，刘元春团队认为，在宏观政策层面，可以设计“3.5+2+1”的方案，即以3.5万亿元减税+2万亿元基建+1万亿元补贴为基准的救助政策。
在财政赤字方面，刘元春认为可以考虑将预算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以直接扩大财政支出1万亿；此外将实际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3.9%提升到6%。
此外，要建立疫情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贫困补贴与消费启动基金专门进行受疫情冲击的主体救助，发行疫情特别国债2万亿，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刘元春指出，上述“一揽子”扩张政策首先必须满足疫情救助、复工启动的目标，其次才是对冲下行压力、保稳定和保目标。
“必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有不对称关系，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会增加200万左右，但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带来的失业会增长300万至400万。”
因此，按照当前的就业弹性来计算，如果2020年我国要保证城镇新增就业在1100万左右，则GDP增长速度就要达到5.5%左右。这意味着，保就业、保民生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低，而是要求的比较高，即：保就业与保增长并不矛盾，必须综合考虑。
刘元春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经济衰退的时候，衰退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增长的时候，主要增长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这种不对称关系意味着，保民生、保就业与保增长、保目标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首要必须先防止疫情冲击带来的公共危机，其次才是防止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