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的視野看，教育學面臨的問題包括：第一，學術地位不高。和其它學科相比，我們教育學科的學術地位不高，學科的輻射能力弱。學科的輻射力是指我們教育學對其它學科的貢獻，教育學者會把杜爾凱姆、涂爾幹、布迪厄拿來讀一讀，但是布迪厄不會讀教育學的著作。我們吸收了很多其他學科的東西，但是我們對他們的貢獻就相對少一些。所以美國也好，歐洲也好，中國也好，搞社會學的、經濟學的、人類學的學者都是根紅苗正的感覺，有他們的體系，有他們的路徑方法，有他們的偉大的經典。一提到教育好像就矮人一等，不少人認為教育不是成熟的學科，或者說是次學科。第二，學科的自主性不強，也就是有沒有獨立的理論、獨立的方法。這是國內學者和西方的學者都一直在討論的話題。教育這個概念的邊界是什麼，說了好幾代都說不清楚，德國人、美國人、法國人都在說，說半天都還是在各說各的，並說不清楚。學科的自主性取決於它概念、體系、邊界是否明細，界定不清就說明這個學科的自主性弱，門檻很低。第三，學科內部的不同分支相對隔離，對話不足。 教育學實際上是多種學科和相關領域的集合，所以在教育學的大旗下，大家雖然都是研究教育的，但是研究的內容卻完全不同。我們去參加教育技術學的會議時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還有範式差異問題，一些人認為搞實證是一種研究方法，另一些人又很講哲學很講情懷，所以這兩撥人很難對話。第四個問題是理論與實踐的分離。經常有人批評教育研究不關心現實，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但是去解決實際問題，研究實踐問題時，學界又會覺得這不是學術。所以理論與實踐的張力問題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美國一位教育學者Lagemann說：“教育研究受到其他領域學者們的貶抑，遭到實踐者的忽視，受到政治家、決策者以及公眾的戲弄或批評。”從這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教育學尷尬的處境。20世紀上半葉，在教育學科化的過程中，社會科學開始疏離於教育研究。因為19世紀之前，社會科學還未獨立自己學科時，他有時候會把教育問題、社會問題放一起來討論。到20世紀初之後，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有了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他們就疏離了教育。同時，教育學也必須獨立地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意味著要和別的學科劃清界限。學科之間彼此獨立，也就更為疏離了。到了20世紀下半葉，社會科學與教育的聯繫開始密切。密切的原因是當時教育開始變為社會、政府、國家的大事情，受到空前的關注。所以在那之後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就開始慢慢地進入到教育學的研究領域內，學科之間開始有了更多的交叉。但是在這之後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當教育研究更為學術化、規範化，教育研究又被人指責脫離實際。理論和實際的張力，無論在哪個時期好像都存在。我們知道芝加哥大學以不符合社會科學的標準的理由把教育系關閉了，大概是覺得教育系不夠學術。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教育學科在理論與實踐的張力中處於一個很微妙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