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谋杀案》是希区柯克拍摄于1954年的一部电影。
为什么用“电话谋杀案”作为标题？其实个人感到这是一个噱头。影片里的决定案件发生逆转的并不是电话，而是进入房门的钥匙。
作为一部标准的希区柯克式电影，像导演过往习惯所做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作案的动机、目的与手段，都全盘地告诉了观众，那么，整部电影究竟传达着一种什么样的隐晦的目的与伎俩？
其实，在《电话谋杀案》中，暴力动机仅仅是吸引观众观看的一个前提，而希区柯克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展示的是导演对人性的隐秘的渴望，这才是希区柯克电影里离不开阴暗的暴力元素的原因。
一、《电话谋杀案》中的美女猎物：满足的是观众隐秘的对谋杀的好奇的窥视欲望。
通常情况下，悬疑片都是掩藏着凶手，遮蔽着动机，隐匿着过程，但希区柯克电影里，却是逆其道而行，拒绝用侦破的目光来审视案件，直接把观众带入到犯罪现场，去亲眼目睹谋杀的全过程。
那么，希区柯克的悬疑的要害在哪里？
其实，通过希区柯克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电影中，并不是让观众去体味破案与解谜的乐趣，而是让观众介入到犯罪现场，去感受暴力犯罪之前的那种一日三惊的心态与事发后虚与委蛇的惊恐，希区柯克通过折磨犯罪中人的内心感受，来传达那种被邪恶思想操纵之后的内心泛起的波澜。
一句话，希区柯克电影的乐趣，不是侦破的乐趣，而是抖抖索索地挣扎在犯罪的边缘地段的忐忑与惊心。
《电话谋杀案》里，正可以典型地看到希区柯克这样的拍片趋向。
《电话谋杀案》里的男主角汤尼殚精竭虑地蓄谋一起谋杀案，他的目标是他的妻子。
在一般的破案题材影片中，侦破方会引导着观众的主导视角，引领着观众对悬疑重重的谋杀迷津展开回顾，而希区柯克直接让镜头跟随着男主角，去捕捉他的谋杀计划是否能走到他如愿以偿的一步。
正是汤尼的视角与观众的目光实现了并轨，这样，观众便把自己的心态代入到人物中去，随着男主角汤尼的目光，去发现与感知男主角的内心动机。
在这一动机的烛照下，男主角的妻子玛戈仿佛被聚光灯一样照耀得通体透明，而施加在她身上的重重压力，最后幻化成的就是男主角汤尼的谋杀欲望。
身为妻子的玛戈，由演员金发碧眼、玉洁冰清的外在形象来予以完成，而希区柯克对漂亮女演员的选用，暗中的企图，就是让她们在镜头里被虐的状态，而全程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注意，她们的状态，不是像侦破片那样，只是在探长的回访中才出现的断片，而是全程地折射出她们的受虐状态。
包括英格丽·褒曼在《美人计》中楚楚可怜在大义面前的人性的痛苦，都无一不吻合着希区柯克对这种折磨的细腻展现的兴趣。
本片中由格雷丝·凯利扮演的女主角，贴切而精准地传达了希区柯克内心里的诉求。
可以说，在影片里，希区柯克用镜头记录下一个美丽女人被勒索与真实的被勒的双重受虐状态，而希区柯克早在他的电影中，就展示过，这种状态，是人心深处潜伏的本能。
在之前希区柯克导演的《火车怪客》中，导演就在镜头里展示了皆大欢喜的聚会上，杀人凶手“怪客”向两个贵妇人演示了用双手勒脖子的杀人操作，并文质彬彬地对贵妇人说：“你不介意我暂时借用一下您的脖子吗？”
这个杀人怪客，正是希区柯克的自身写照，他明白人们对于谋杀的兴趣，所以，他在《电话谋杀案》里，借用了一个美丽女人的脖子，来设置一种满足观众窥探血腥与杀戮的隐性的窥测目标。
这个演示是中性的，不附加任何的道德评判与情感倾斜。在《电话谋杀案》里，我们可以看到，希区柯克正是这样的做的，他减略了这种谋杀的正义与邪恶的意义，而仅仅把它定性成一种纯粹的勒住脖子、置之死地的表象事件，整个电影就是依靠着一件是否完成的谋杀案来奠定了电影里的悬疑诱引，它通透地抵达了人心，正如之前希区柯克一直对人心的阴暗处有着非同寻常的了解与理解一样，他把这种阴影的想法，转化成电影现象，来满足观众对这种心理影像化的内在期许。
《电话谋杀案》里，丈夫汤尼对妻子玛戈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最初的意境中，能够获得观众的共鸣，因为在影片中的初始交待中，他的妻子玛戈红杏出墙，视丈夫为无睹，这种男人的被抛弃的情感忧伤，简单直接地传达给汤尼，这种负屈心理轻易地借助于观众内心里必然会萌生的共情心理而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并让观众站到了丈夫这一边。
这样，影片里的妻子角色，便在道德判断中，被置于观众摒弃与厌恶的地域中，而妻子在丈夫面前的道貌岸然以及在情人面前的不加掩饰的欢颜交加，都恰到好处地触碰了观众对道德处置的常识性心态，这时候，理性与法律都不属于观众，电影院是释放观众内心情怀的法外之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希区柯克镜头的引领下，观众站到了杀人者也就是丈夫汤尼的身边，而妻子玛戈的脖子成了丈夫报复情仇得以成立的焦点最为集中的目标。
电影由此构成了它的悬疑标的，真相是不重要的，而是在这种报复性的谋杀手段是否能够应付裕如地走向最初的愿景，道德也被电影弃置在一边，这样，希区柯克借助于一种核心的美丽女人的脖子，完成了他的电影的起承转合的最诱人的面向，形成了他的电影的特有的影像悬疑迷津的展开与释放。
这是希区柯克对观众隐秘心理的深层次触摸与提拎，而观众也在希区柯克的耳提面命的操控之下，在他的电影里得到了一次欲望的释放。甚至是电影里的破案与解谜，其实并不是希区柯克最为关心的，破绽重重与因小失大的电影叙事，都在希区柯克电影里得到原谅，因为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人心的解读与欲望的满足，而不是对什么推理的丝丝入扣的津津乐道与回味不已。
二、《电话谋杀案》中的凶手逆转：引人处是计划好的案件往往会走向失控的另一面。
《电话谋杀案》里明确了一个把观众拉进来一起去窥视的谋杀目标，剔除了目标身上的人性的维度，只有道德因素附加在人物身上的罪有应得的朦胧外纱，一切按步就班，电影展开了它的波澜不惊的流程，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下去，那么，电影便是一个流水账的实录。
但《电话谋杀案》里埋伏着人生的一种必然要碰到的铁律：计划没有变化快。预计好的设想，总会在执行过程中，因为种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蝴蝶效应的半路程咬金，而发生漶散的无序的走向熵变。
计划的不可确定性，也正由此可见一斑。
而《电话谋杀案》显然集中探讨了计划执行过程中种种匪夷所思的不可确定性。
在影片里，也对这种计划走向的不可确定性，作了预告式的说明。希区柯克不仅隔三岔五地在影片里露一次面，还在电影里将自己的拍摄用意借人物现身说法，交待出来。
《电话谋杀案》里玛戈的情人是一个侦探小说作者，其实这个角色在影片里只是一个符号一样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更多的用途，不过，他道出了“计划的不可控性质”却仿佛为电影提拎出了欲表达的主题。他指出：完美的杀人计划，并一定意味着在现实中能够实现，这是因为“故事是照作者想的发展，而在真实生活中可就不是了。”
这句话，正是浸淫在悬疑剧中不断轮番操作的希区柯克最常思考的问题。而在《电话谋杀案》里，电影得以成立的最大的欧·亨利式大逆转，正是因为杀人者反被杀，构成了电影里的最大的荒唐与滑稽，也让电影的架构得以稳固的站立。试想一下，如果电影里的杀人者轻松杀人，如愿以偿，那么这个电影还有什么意味？正是需要打破平铺直叙的窠臼，电影的最大的逆转，就是将一场谋杀计划变成一场反噬的意外。
影片里，丈夫雇凶杀人，以达到自己不在现场的预期目的，这一计划不可谓不周全。这一谋略，与希区柯克导演的《火车怪客》的构思出自相似的肌理，两片的人物动机是一样的，但是《电话谋杀案》里标新立异的地方，就是丈夫雇来的杀手，潜入屋内，准备勒死妻子，没有想到，这个杀手真是一个庸才，竟然被妻子反杀成功，一场看起来的完美杀人计划，就此出人意料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一意外，恰恰是人类计划运行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可能。《电话谋杀案》对此高度浓缩了人类的谋略转化为现实的不可确定性，抽象出了人类从理智到实践之间转化的巨大逆差与变迁。用一句俗语来概括就是，“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可以说，《电话谋杀案》提供了一个类型话题的模板，而希区柯克采用的是对事件的顺向叙事，让这种逆转显得更加奇峰突起，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希区柯克从来不遮掩事件经过，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展现事件过程中人的心理变迁，以及推进事件过程中的不可抗拒的阻滞意外。
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破案的逻辑推理，并不是希区柯克关心的，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推演问题，而希区柯克在电影里通过顺向的故事延展，揭示的却是人心的波诡奇谲，这也许就是希区柯克的魅力所在吧。
《电话谋杀案》里，正是因为谋杀执行过程中的意外——雇来的杀手反被杀死，致使幕后黑手、影片里的丈夫不得不应对接踵而来的补救计划，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被逻辑的推演上的疏忽自捆手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就是我们在下一部分所要探讨的。
三、《电话谋杀案》中的破解线索：从细节处寻找逻辑推演的破绽是电影最大的亮色。
《电话谋杀案》里，探长的出现，为影片带入了另一个视角，也就是破案的视角。
这样，之前在观众的目光下，动机与手腕都呈透明状态的汤尼的谋杀计划，便在破案方的审视下，重新进行逻辑的清理与检测，最终甄别出真正的凶手。
希区柯克由此将真凶转化一个简单的钥匙问题，电影揭开的真相，带有一种寓言的意义：那就是当镜头跟随着探长的主观视线，定位到凶杀案的现场的时候，谁能用这间屋子的钥匙，打开房门，谁便是凶手。
这个推演有一点绕人，但至少电影通过这一段钥匙的流变走向，把电影里对真凶的确认，转化为“谁用钥匙打开门”谁就是真凶这一简单化寓意中来。
这样的构思是很巧妙的，但是也可以看出，为了达到这样一个寓意式的结果，电影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冰山基座，正是因为这一个基座的奠基，才造成了巧妙的水面上的冰山。
影片里雇佣来的真凶，其实从影片里的交待来看，劣迹斑斑，通过骗钱、骗色混一个得过且过，汤尼雇佣他，正是因为他掌握了他过去的劣迹，包括这个雇佣者还曾经谋害过他欺骗的贵妇人。丈夫雇佣他来杀死自己的妻子，没想到他反被妻子所杀，这样，他的真身被暴露，应该能够将他过去的劣迹带出来，但电影里的探长并没有查访得到杀手背负着的人命旧案，反而专注于他开门的钥匙这一小小的事关逻辑推演的道具个例，可以看出，电影为了达到它故弄玄虚的寓意式的设计，而丢了西瓜，拿起了芝麻，并从中得瑟地玩味微乎其微的逻辑链条。
因为很显然，一个凶手入室杀人，有着更多的犯罪前科，留下更多的蛛丝马迹，不可能仅仅取决于一把钥匙，并依靠它甄别出人物的动机所在。
这也是电影里颇为耗神费力打造出它的寓意式结局，而佯装不知更多的破案可能。
这也说明了，电影里呈现出的是一种编导安排的逻辑推演，并没有按照实际可能性找出真相。
正如电影里玛戈的情人所说的那样，故事里的计划是完美的，但现实中是否实现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但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它恰恰把编导想象的破案路径，阐述得相当的完美。
为了这种完美，它把房门的钥匙确定为只有两把，丈夫一把，妻子一把。
为了让雇佣杀手能够进入屋内，丈夫在出门之前，把妻子的钥匙给偷拿了出来，放在家门前的地毯下，让杀手在晚上来执行任务时，能够取到钥匙，进入室内，完成杀人计划。
在丈夫的预想中，杀手杀死妻子，他回家后见到了妻死人亡的一幕，他会把杀手身上的钥匙，取出来，重新放回到妻子的包里。
但是，杀手在进来的时候，开了门，却把钥匙重新放回到地毯下，而汤尼在听到妻子杀死了凶手的电话后，回到家里，他当时并不知道杀手身上的钥匙，不是妻子的钥匙，而是杀手自己的钥匙。
这样，妻子的那把钥匙，仍然在门口的地毯下。
于是探长的逻辑推演围绕钥匙展开了延伸：一个人身上不可能没有钥匙，杀手身上没有，哪里去了？玛戈皮包里的那一把钥匙，究竟是哪一个人的？为此，探长做了很多功课，他用玛戈包里的钥匙，去试了杀手同居情人的房间，竟然打开了，由此证明了玛戈包里的钥匙是杀手的。
那么玛戈的钥匙在哪里呢？探长在门外的地毯里找到了这把钥匙，然后，他作出判断，放在门口的钥匙，只有一个人知道，而知道的人，肯定是配合杀手进来的人，也就是幕后黑手。
于是，探长让下属配合，带着玛戈回到家里，玛戈不知道钥匙放在地毯下，无法进门，这样玛戈与杀手相识便不可能，而唯一的可能，就是门口那把钥匙，是汤尼放在那儿，用来配合杀手谋害妻子的。
这样，能够知道地毯下的钥匙，便成为甄别凶手的一把钥匙。
钥匙的双重寓意，由此得到了工于心计的呈现。
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希区柯克也算是殚精竭虑。影片里的探长，为了逼迫汤尼把地毯下的那把钥匙找出来，首先偷偷换了汤尼的放钥匙的外套，致使汤尼无法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房门，然后，探长通知汤尼到警局去取其妻子的皮包，而在汤尼去之前，探长又让下属带着玛戈回来，让玛戈开门，试探玛戈是否知道地毯下的钥匙，玛戈自然顺利过关，然后探长又让下属把皮包送回警局，在汤尼赶到警局之前，这个皮包必须到达警局，之后，汤尼拿着这个皮包回来，用包里的钥匙，开门未果，这时候，汤尼才想起了地毯下的钥匙，用这把钥匙，打开了房门，由此证明了是他把钥匙放在门口留给了杀手。
希区柯克为了这把钥匙做了太多的功课，打下了太多的铺垫，但是，这一切，本该在警察勘查现场时就应该分析的，但电影一直等到玛戈被认定为杀死杀手的罪犯、准备施以绞刑之时才进行这一套分析，未免是为出奇而制奇了。
纵观《电话谋杀案》整个电影，“电话谋杀”很是牵强附会，不过把一起凶手案，攀附在当时的通讯工具上，造成了一种时尚的感觉，而电影通过它的对谋杀动机的全程展览，恰恰呈现出编导想说明的一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得不走形变异，走到了另一个反面，这一点，才是电影在它的全程线性叙事上，所作出的对人生的不可知的神秘性质给予的精准判断。
从构思的巧妙上来看，这部电影其实资质平平，连希区柯克也对这部电影评价不高，但整个电影通过它的叙事，达到对人性的一个角落的映射，也算是完成了它应有的认知与把握现实的拍摄任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