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與西方的發展道路不同,在中國民族與國家的演進和互動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同一性認知習慣，同時，也帶來古代中國獨特的政治地緣與民族地緣的特徵。
炎帝與黃帝
一、華夏民族與國家在演進中的互動歷程
1、早期華夏民族與國家的形成
在早期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東方國家中，外有個體無法抵禦的自然災害，內有族群之間爭奪物資的戰爭，在解決這些接連不斷的衝突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東方古老文明中早期國家產生、演進的內外動因。但是，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種產生國家的內外動因，在世界各地、各個民族內是不一致的，它會使各個地區的歷史發展有所差異。
中國的早期文明也是這樣形成的。危險自然環境，和部落間頻繁的爭戰，是繼續生存下去面臨的最大危機。
而在這些危機之下，中華大地出現了以堯、舜、禹部落為主體的部落聯盟。並且，在當時的中原地區，氏族群體眾多，大家你進我退，你入我出，取得勝利的氏族群體就可以穩定下來，直接形成了華夏族的原胚。
隨著時日推移，堯、舜、禹等這些大的部落聯合體，逐漸了具有地緣意義的早期國家職能的政治制度。
《竹書紀年》載夏時有“九夷來賓”、“方夷來賓”，有淮夷、畎夷、白夷、黃夷等。說明當時“夏”與“夷”的族別意識已經存在。
早期部落
族別意識是民族自我認同的基礎，“夏夷有別”意識的出現，應該視為“夏”民族自我認同意識的出現。
這樣，在夏國家、民族形成的過程中，衝突與融合成為其強烈動因。
從它們的相互關係上看，夏國家的階級分層及各種機制的一體化，形成更加有力的公共職能，由此保證了地緣內各個氏族、部落的內在力量凝聚和外在禦侮及防治自然災害的功能，同時形成一種相對有序化的內在秩序。
從文獻記載看，大禹治水、驅逐三苗的同時，也是早期國家認同和初始的民族認同達到一致性的時刻。如“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一方面有其時大小邦向禹稱臣的“天下鹹朝”的政治國家認同之意；另一方面也包含大小族氏自願認同於夏族，“四海會同”之意。
夏代族類融合與政治上新體制的建立，打破了昔日的部族界限。以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迅猛發展壯大。直到商、周，這種由氏族部落凝聚成的民族共同體和政治國家的聯盟形式都存在、發展著，由此形成夏、商、周政治史上的“大天下”而“小邦國”的政治共主制度，也形成了華夏民族共同體所特有的宗族與民族同構合一的現象。國、族相通的組織形式構成整個民族、國家的基礎，也形成了民族與國家的同質性。
蚩尤之戰
2、華夏早期民族與國家的同質性
首先是早期華夏國家與民族構成上的一致性。
華夏早期國家與民族都是由較小的政治與族氏單位所組成的集合體。如夏、商、周由宗子宗族為盟主的多元一體的（諸侯）政治共同體構成，而組成其政治實體的各部族、宗族即“諸夏”亦構成華夏民族的共同體。
諸多文獻表明，商、周國家與諸小邦、華夏民族與各部落（及宗族）的結構，實際上是由早期的血緣與地緣相交的邦（族）結構轉化而來的。因而“國家”既有國族、宗族義，又兼國家、政府之義。君主既是國家元首，又是大宗子、大族長。
西周
其二，政治地緣和民族地緣意識上體現的早期華夏國家與民族認同的一致性。
王朝的政治中心即天下的地緣中心。所以，殷商王室、王族居地稱“中商”、“中土”、“土中”，對四方諸侯——庶子族或異姓族則按方位俗稱“東土”、“南土”、“西土”、“北土”。
但從種種史實看，這樣的地理劃分其實並不嚴格，三代時不僅邦內有戎，畿內有狄，而且域外亦有夏人。
由此可以得出，通常所謂中國古代區別夷夏界限之文化觀念，其內在的重要因素是華夏政治文化上的禮儀文明。在從原始宗教向夏、商、週三代華夏文化的轉變中，以“禮”為核心要素的政治文化就佔據華夏早期文明的很大比重。從三代至春秋戰國，情況更是如此。
而夷夏民族文化認同的差異主要是一種禮樂與道德文化上的區別。
這種政治文化觀念的存在，說明古代中國人所特有的政治國家與民族、文化的同構認識，即“夏”不僅指一個國家政治領域及民族範圍、界限，也指一個民族所服膺的政治禮儀與社會文化習俗，同時亦指華夏以“禮儀”文明為主的文化心理內容。這就使國家與民族在觀念內涵上，通過政治禮儀與社會文明，而獲得一致性，也導致國家與民族在認識上的同構性基礎。
周禮
其三，華夏特有的“天下”觀念。在古人的語境中“天下”，既指“家天下”，也指以“五服”製為基礎的世界及文化理念，而其最重要的核心觀點便是“國家和民族認同的一致性”。
從地域空間上看，這個文化境域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它有從“中土”、“土中”向四方延伸的政治國家大小邦國的界域，有夷夏之間的民族境域；模糊的是，它又與現代有明確界限的主權國家的域界及民族分佈有很大區別，是一種沒有固定主權界域的理想國家、天下圖式。
同時，這種“天下”觀念目的在於使天下大化，所以，它既是將夷、夏列為一個禮儀文化和社會習俗有區別的整體構成，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
可見，當時關於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其實很開放性的，這也是夏以來對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一種意識傳統。
在這個相對開放的體系中，文化相仿的諸夏的紛爭只是同一民族的內爭，而在這個範圍之外，夏與“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的關係，則主要是以“夏”為中心的華夏民族與其他諸族的文化差異但卻能夠共生的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之間既有“夷”、“夏”這一古代人十分看重的政治與民族、文化的差別，又沒有嚴不可及的界限。
九族五服
二、政治國家推動華夏民族的一體化發展
隨著社會發展，民族在演進中逐步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形態，並且與地緣構成發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種政治關係，成為一個政治概念，並與國家認同密切相聯。
在中國古代，這種民族與政治國家認同相聯繫的情況十分明顯。夏、商、周時期，華夏民族與政治國家的交融十分緊密。而到西周後期，歷史沿著兩大主線展開。
一方面，是從周王朝到各諸侯國，其國內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公室衰微，出現“陪臣執國命”、階級衝突和“禮崩樂壞”的情形。新興地主階級和小生產者在階級的對立與衝突中大量出現，以血緣性為主的世卿世祿邦國組織逐漸被新的地域性政治組織所取代。
另一方面，其時戎狄勢力逐步強盛，並加強了對華夏人的騷擾。
兩大主線導致了階級衝突和“禮崩樂壞”，使人們開始摒棄傳統的宗法與邦國限域，開始成為國家的一員；而由戎狄交侵所帶來的外在壓力，又使華夏諸部的民族意識變得鮮明起來，人們自覺地劃清夷夏之間的民族界限。
春秋時代，各國因此進行了全面且多層次的社會改革，根本目標是政治集權化和政府對國民管理的一體化，同時強化了華夏民族的自我意識。
戰國
這時，在政治上已開始打破邦國界限，朝統一的霸業發展；民族上已沖決血緣宗族壁障，向華夏大民族觀念演進。
春秋時代的劇變及其歷史演進本質上對華夏國家與民族發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一是華夏民族文化圈進一步向四邊疆域擴展，越來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納入華夏文化範圍，許多過去的夷狄之民融入華夏文化中，成為華夏民族的一分子；二是許多諸侯小國也在戰爭的進程中被大國兼併，政治一體化的進程也隨之加快。戰國時，所迸發的由諸夏向華夏（漢）族的民族一體化和由邦國向（秦漢）帝國的政治一體化的歷史潮流，其濫觴即是春秋時國家與民族調節機制的成功轉化。
春秋以後，“大九州”、大一統觀念不斷出現，通過由諸侯邦國向帝國的政治一體化，直接推動了華夏民族一體化的進程。不同民族與文化的融合互滲成為其時的主流。它的結果，除建立了華夏政治大一統國家外，也空前加快了華夏民族一體化的融合進程，華夷民族的界域發生巨大改變，其民族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
同時，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國政治的一統與民族的融合，始終是互相促進、相互支撐的。
綜上可知，華夏國家、民族從春秋戰國起就逐漸加快了它的一體化進程。
戰國的紛亂被秦國停止，建立起大一統國家，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制度正式確立，統一的國家機制更加規範及完善。同時，華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體化格局被繼承下來。華夏民族在這種多元一體的轉化中發展壯大，成為世界上一種特殊的民族現象。
秦國
三、華夏：民族與國家一體化的價值觀
自秦漢統一帝國形成之後，中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更加呈現出一致性。“天下”觀念及國家、民族大一統思想就成為重要主題。其後，華夏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同一性就不斷表現在我們民族意識的深層結構即民族、國家的價值評判上。在漢代人的歷史觀念中，“聖王同祖”成為一個較為普遍的認識。不論是文明的開端，還是國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黃的歷史。這是古代中國人“同源同祖”及政治上國家治統的淵源。
經學在中國歷史上起過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而經學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國家與民族的“大一統”。
董仲舒治《春秋》，就曾酣暢淋漓地表達了政治一體和民族（夷夏之辨）一統的思想意識，並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春秋公羊學》的註釋者則進一步表達了秦漢封建大一統時代時空相結合的“天下一體”觀念。
這些觀點表現的是秦漢大一統下新的國家、民族、文化觀念，它以非常的自信，表現了一種對於國家和民族意識的開放態度和宇宙觀念，即國家與民族之間、華夏與夷狄之間並沒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不論從政治國家，還是民族或者文化的角度看，各民族都能夠相互在一個“天下”體系內和平共處，儘管這種“天下”觀念帶有濃厚的華夏優越及中心意識。“三世”說作為一種政治與文化學說，在封建大一統時代，對於鑄成華夏民族與國家意識的一體化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正因如此，華夏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同一性就不斷地積澱在我們民族意識的深層結構即民族、國家的價值評判上。
結語：
在秦漢以來的幾千年歷史上，華夏民族往往將國家的強大、統一和民族的安全、和睦作為評判國家、民族強弱興衰的基本標準，並形成民族與國家的一種深沉的、綿延的文化心理與社會理想。
文景之治、漢武之功、盛唐之音之所以長久被人們稱頌，就在於這些盛大的朝代首先是一個民族、國家統一的朝代。
世界歷史上不乏一個民族長久地分為多個國家的情形。但是，將民族作為國家這個大廈的地基，同時將國家作為民族象徵的，只有中國這個特例。甚至，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所有民眾都將國家、民族的雙重統一，當做自身生命價值的最高目標取向。在這裡要注意的是，由於國家在民族安全性上所承擔的義務和職責，它也被作為華夏（漢）民族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認同甚至常常被作為民族價值觀的核心、根本問題來看待。
總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致性使我們的民族、國傢俱有十分頑強的生命力。長久以來的民族自我認同意識，和民眾對國家職能的實際需求，以及長此以往所產生的對祖國、民眾的情感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華夏（漢）民族廣大民眾的生命價值取向，凝聚成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這股精神力量從古到今激勵著千千萬萬仁人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