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与西方的发展道路不同,在中国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认知习惯，同时，也带来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
炎帝与黄帝
一、华夏民族与国家在演进中的互动历程
1、早期华夏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在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东方国家中，外有个体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内有族群之间争夺物资的战争，在解决这些接连不断的冲突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东方古老文明中早期国家产生、演进的内外动因。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产生国家的内外动因，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内是不一致的，它会使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有所差异。
中国的早期文明也是这样形成的。危险自然环境，和部落间频繁的争战，是继续生存下去面临的最大危机。
而在这些危机之下，中华大地出现了以尧、舜、禹部落为主体的部落联盟。并且，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氏族群体众多，大家你进我退，你入我出，取得胜利的氏族群体就可以稳定下来，直接形成了华夏族的原胚。
随着时日推移，尧、舜、禹等这些大的部落联合体，逐渐了具有地缘意义的早期国家职能的政治制度。
《竹书纪年》载夏时有“九夷来宾”、“方夷来宾”，有淮夷、畎夷、白夷、黄夷等。说明当时“夏”与“夷”的族别意识已经存在。
早期部落
族别意识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夏夷有别”意识的出现，应该视为“夏”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出现。
这样，在夏国家、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冲突与融合成为其强烈动因。
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上看，夏国家的阶级分层及各种机制的一体化，形成更加有力的公共职能，由此保证了地缘内各个氏族、部落的内在力量凝聚和外在御侮及防治自然灾害的功能，同时形成一种相对有序化的内在秩序。
从文献记载看，大禹治水、驱逐三苗的同时，也是早期国家认同和初始的民族认同达到一致性的时刻。如“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一方面有其时大小邦向禹称臣的“天下咸朝”的政治国家认同之意；另一方面也包含大小族氏自愿认同于夏族，“四海会同”之意。
夏代族类融合与政治上新体制的建立，打破了昔日的部族界限。以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迅猛发展壮大。直到商、周，这种由氏族部落凝聚成的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国家的联盟形式都存在、发展着，由此形成夏、商、周政治史上的“大天下”而“小邦国”的政治共主制度，也形成了华夏民族共同体所特有的宗族与民族同构合一的现象。国、族相通的组织形式构成整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也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的同质性。
蚩尤之战
2、华夏早期民族与国家的同质性
首先是早期华夏国家与民族构成上的一致性。
华夏早期国家与民族都是由较小的政治与族氏单位所组成的集合体。如夏、商、周由宗子宗族为盟主的多元一体的（诸侯）政治共同体构成，而组成其政治实体的各部族、宗族即“诸夏”亦构成华夏民族的共同体。
诸多文献表明，商、周国家与诸小邦、华夏民族与各部落（及宗族）的结构，实际上是由早期的血缘与地缘相交的邦（族）结构转化而来的。因而“国家”既有国族、宗族义，又兼国家、政府之义。君主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大宗子、大族长。
西周
其二，政治地缘和民族地缘意识上体现的早期华夏国家与民族认同的一致性。
王朝的政治中心即天下的地缘中心。所以，殷商王室、王族居地称“中商”、“中土”、“土中”，对四方诸侯——庶子族或异姓族则按方位俗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
但从种种史实看，这样的地理划分其实并不严格，三代时不仅邦内有戎，畿内有狄，而且域外亦有夏人。
由此可以得出，通常所谓中国古代区别夷夏界限之文化观念，其内在的重要因素是华夏政治文化上的礼仪文明。在从原始宗教向夏、商、周三代华夏文化的转变中，以“礼”为核心要素的政治文化就占据华夏早期文明的很大比重。从三代至春秋战国，情况更是如此。
而夷夏民族文化认同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礼乐与道德文化上的区别。
这种政治文化观念的存在，说明古代中国人所特有的政治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同构认识，即“夏”不仅指一个国家政治领域及民族范围、界限，也指一个民族所服膺的政治礼仪与社会文化习俗，同时亦指华夏以“礼仪”文明为主的文化心理内容。这就使国家与民族在观念内涵上，通过政治礼仪与社会文明，而获得一致性，也导致国家与民族在认识上的同构性基础。
周礼
其三，华夏特有的“天下”观念。在古人的语境中“天下”，既指“家天下”，也指以“五服”制为基础的世界及文化理念，而其最重要的核心观点便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致性”。
从地域空间上看，这个文化境域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清晰的是，它有从“中土”、“土中”向四方延伸的政治国家大小邦国的界域，有夷夏之间的民族境域；模糊的是，它又与现代有明确界限的主权国家的域界及民族分布有很大区别，是一种没有固定主权界域的理想国家、天下图式。
同时，这种“天下”观念目的在于使天下大化，所以，它既是将夷、夏列为一个礼仪文化和社会习俗有区别的整体构成，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
可见，当时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其实很开放性的，这也是夏以来对于国家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意识传统。
在这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中，文化相仿的诸夏的纷争只是同一民族的内争，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夏与“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的关系，则主要是以“夏”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与其他诸族的文化差异但却能够共生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之间既有“夷”、“夏”这一古代人十分看重的政治与民族、文化的差别，又没有严不可及的界限。
九族五服
二、政治国家推动华夏民族的一体化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民族在演进中逐步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形态，并且与地缘构成发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种政治关系，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并与国家认同密切相联。
在中国古代，这种民族与政治国家认同相联系的情况十分明显。夏、商、周时期，华夏民族与政治国家的交融十分紧密。而到西周后期，历史沿着两大主线展开。
一方面，是从周王朝到各诸侯国，其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公室衰微，出现“陪臣执国命”、阶级冲突和“礼崩乐坏”的情形。新兴地主阶级和小生产者在阶级的对立与冲突中大量出现，以血缘性为主的世卿世禄邦国组织逐渐被新的地域性政治组织所取代。
另一方面，其时戎狄势力逐步强盛，并加强了对华夏人的骚扰。
两大主线导致了阶级冲突和“礼崩乐坏”，使人们开始摒弃传统的宗法与邦国限域，开始成为国家的一员；而由戎狄交侵所带来的外在压力，又使华夏诸部的民族意识变得鲜明起来，人们自觉地划清夷夏之间的民族界限。
春秋时代，各国因此进行了全面且多层次的社会改革，根本目标是政治集权化和政府对国民管理的一体化，同时强化了华夏民族的自我意识。
战国
这时，在政治上已开始打破邦国界限，朝统一的霸业发展；民族上已冲决血缘宗族壁障，向华夏大民族观念演进。
春秋时代的剧变及其历史演进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发展方向起了定位作用。一是华夏民族文化圈进一步向四边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纳入华夏文化范围，许多过去的夷狄之民融入华夏文化中，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二是许多诸侯小国也在战争的进程中被大国兼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也随之加快。战国时，所迸发的由诸夏向华夏（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秦汉）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的历史潮流，其滥觞即是春秋时国家与民族调节机制的成功转化。
春秋以后，“大九州”、大一统观念不断出现，通过由诸侯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直接推动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进程。不同民族与文化的融合互渗成为其时的主流。它的结果，除建立了华夏政治大一统国家外，也空前加快了华夏民族一体化的融合进程，华夷民族的界域发生巨大改变，其民族的界限向四周大大推移。
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政治的一统与民族的融合，始终是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的。
综上可知，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
战国的纷乱被秦国停止，建立起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正式确立，统一的国家机制更加规范及完善。同时，华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体化格局被继承下来。华夏民族在这种多元一体的转化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一种特殊的民族现象。
秦国
三、华夏：民族与国家一体化的价值观
自秦汉统一帝国形成之后，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加呈现出一致性。“天下”观念及国家、民族大一统思想就成为重要主题。其后，华夏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同一性就不断表现在我们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即民族、国家的价值评判上。在汉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圣王同祖”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不论是文明的开端，还是国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黄的历史。这是古代中国人“同源同祖”及政治上国家治统的渊源。
经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而经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
董仲舒治《春秋》，就曾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政治一体和民族（夷夏之辨）一统的思想意识，并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春秋公羊学》的注释者则进一步表达了秦汉封建大一统时代时空相结合的“天下一体”观念。
这些观点表现的是秦汉大一统下新的国家、民族、文化观念，它以非常的自信，表现了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开放态度和宇宙观念，即国家与民族之间、华夏与夷狄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界限。不论从政治国家，还是民族或者文化的角度看，各民族都能够相互在一个“天下”体系内和平共处，尽管这种“天下”观念带有浓厚的华夏优越及中心意识。“三世”说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学说，在封建大一统时代，对于铸成华夏民族与国家意识的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正因如此，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就不断地积淀在我们民族意识的深层结构即民族、国家的价值评判上。
结语：
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上，华夏民族往往将国家的强大、统一和民族的安全、和睦作为评判国家、民族强弱兴衰的基本标准，并形成民族与国家的一种深沉的、绵延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理想。
文景之治、汉武之功、盛唐之音之所以长久被人们称颂，就在于这些盛大的朝代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朝代。
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将民族作为国家这个大厦的地基，同时将国家作为民族象征的，只有中国这个特例。甚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所有民众都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当做自身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取向。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在民族安全性上所承担的义务和职责，它也被作为华夏（汉）民族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甚至常常被作为民族价值观的核心、根本问题来看待。
总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长久以来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民众对国家职能的实际需求，以及长此以往所产生的对祖国、民众的情感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华夏（汉）民族广大民众的生命价值取向，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这股精神力量从古到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仁人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