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盛唐到晚唐，無數文人墨客在兩百年間，通過詩歌不斷追憶同一個時代。
大半輩子無時不愁的杜甫，在《復愁十二首》中寫過：“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前好，此物棄沙場。”眼看著唐朝從開元盛世的巔峰滑落，在長期的戰爭中國勢日衰，杜甫不禁慨嘆大唐雄師當年征戰四方的過往。
元和年間（806年 - 820年），白居易觀賞唐初流傳下的《秦王破陣樂》後，結合韻律創作了敘事長詩《七德舞》。詩人從“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寫到“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回顧了貞觀年間的德政、功臣與戰將，遺憾的是，詩人所處的時代，世道早已變壞。
多年後，杜牧路過長安朱雀街東的魏徵故宅，想起這位敢於直諫的“諍臣”，在與另一位名臣封德彝辯論時，為唐太宗指明瞭正確的政治路線，晚唐卻無如此賢臣可為帝國力挽狂瀾。杜牧感時憤世，作詩曰：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教俗士知。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盛唐、中唐與晚唐的詩人，懷念的是大唐王朝風華正茂的青春往事。那個讓他們魂牽夢繞的治世，史稱“貞觀之治”。甚至到五代時，那仍是文人筆下重要的創作題材，史書寫道：“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唐太宗李世民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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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唐代詩人心中的貞觀之治多麼美好，都無法否認這段大唐的似水年華，開啟於一場殘酷的宮廷政變。
武德九年（626年），29歲的秦王李世民在與太子集團的明爭暗鬥中，殺死了親兄弟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之後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淵退位，登上了原本與自己無緣的皇位。
玄武門之變的刀光劍影，為貞觀之治拉開了序幕，也被掩蓋在盛世的光輝下。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在玄武門大宴群臣，大臣杜正倫在宴會後寫了《玄武門侍宴》一詩，帝國的曙光恰似宮廷中的盛宴，正冉冉升起：
大君端扆暇，睿賞狎林泉。
開軒臨禁籞[yù]，藉野列芳筵。
參差歌管颺，容裔羽旗懸。
玉池流若醴，雲閣聚非煙。
湛露唏堯日，薰風入舜弦……
然而，李世民殺了兄弟，軟禁了父親，朝野上下不同派系早已炸開了鍋，尤其是各地的反對者，正準備掀起一場大動亂。
▲李世民劇照。
鎮守成都的益州行臺僕射竇軌是李世民的死黨，而他的手下韋雲起是李建成一黨。竇軌就把一群下屬找來開會，說是朝廷的詔書到了。韋雲起眉頭一皺，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問竇軌詔書在哪兒？
竇軌沒等他反應過來，當即指責韋雲起圖謀造反，還沒等對方申辯，就把韋雲起及其親信全部抓捕，下令處死。竇軌還在成都繼續殺害許多李建成一黨的人，甚至連平時與自己鬧矛盾的無辜官員也不放過。
北邊的幽州也有人借兩黨相爭鬧事。
幽州大都督廬江王李瑗是李建成的老鐵，他的部下王君廓得知李建成已經身敗名裂，打算出賣領導立功。玄武門之變後，王君廓先是教唆李瑗起事為太子復仇，之後自己卻趁亂以平叛為名發動兵變，煽動幽州將士將只剩下幾百名親兵的李瑗團團包圍，把他勒死後傳首長安，自己當上了幽州都督。
李世民這才知道，當務之急是緩解派系之爭，否則又將天下大亂。在玄武門之變中立下大功的尉遲敬德就勸過李世民：“罪在二兇，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
於是，李世民下詔大赦天下，並派遣大臣出使各地，安定人心，原太子集團的許多成員得到赦免。李世民用他的大度化敵為友，也因此得到了開啟貞觀之治最重要的助手之一——魏徵。
魏徵原本是東宮屬官，多次為太子李建成出謀劃策。玄武門之變幾日後，李世民就急著召見這個危險分子，向他質問：“你為何離間我們兄弟？”
魏徵從容不迫地答道，如果太子早些聽我的話，也不會有如此下場。
一個“罪臣”竟如此出言不遜，正當在場所有人以為魏徵必死無疑時，李世民卻不再惱怒，而是對他以禮相待，並決定重用這個仇敵。李世民欣賞魏徵的才幹，而魏徵因在貞觀年間敢言直諫，才得以青史留名。他們一笑泯恩仇，此後合作無間，成為貞觀之治最具代表性的註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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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寫過一首《賦西漢》：
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
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
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
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以漢代唐”是唐詩中的經典藝術手法，魏徵這首詩表面上寫漢高祖，實際上是勸諫唐太宗向劉邦等漢代明君學習，選賢任能，治理天下。魏徵認為，漢高祖有滅秦、楚之武功，卻是靠儒生叔孫通為他制定朝廷禮儀，才開漢朝文治之基業。如果沒有叔孫通，西漢開國功臣進宮議事，不是聚眾飲酒爭功，就是拔劍擊柱、狂呼亂叫，把朝廷整得跟夜店似的。
唐太宗大半生戎馬倥傯，年紀輕輕就闖過刀山火海，但他明白，馬上打天下那一套在即位後就不管用了，只有學會治國安邦之道，才能治理好天下。即位兩個月後，李世民就與
封德彝、魏徵兩位大臣，對政治路線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討論。封德彝是隋朝舊臣，投奔唐朝後得到重用，升任為宰相，他是“霸道”路線的忠實擁護者。封德彝認為，上古之後世風日下，秦用嚴刑峻法，漢以霸王道雜用之，不是無法治理好天下，而是根本做不到，也就魏徵這樣的書呆子才會相信聖人以仁政治理天下那一套。封德彝主張對百姓實行高壓統治，即用“霸道”治理天下。
魏徵堅決反對封德彝的觀點，他認為“易代不治”，也就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政策，大亂之後常有大治，百姓久經戰亂，會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就像飢餓的人不會挑食一樣，只要施以仁政，就能國泰民安，況且聖人治理天下，上下同心，三、五年就足夠了。魏徵的思想是施行仁政，安撫民心，與封德彝路線的區別，在於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問題上。
在這場關於貞觀政治路線的辯論中，以關隴貴族為代表的高官權貴大多不同意魏徵的觀點，他們崇尚強權，甚至認為，國家衰亡，責任不在國家，而是老百姓的問題，仁政教化不可能解決問題，只有以法家高壓統治為主，儒家作為點綴，才能治理好國家。
李世民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他不顧親貴的反對，果斷選擇了少數派的一邊。貞觀初年的他與魏徵不謀而合，傾向於王道路線。
▲魏徵畫像。
過了兩年，唐太宗問大臣王珪：“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古人大多帶有幾分復古思想，認為上古三代就是完美無瑕的時代，就像每個直男都有自己的童年女神一樣。
王珪也是一個復古派，他對唐太宗說：“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
大唐初興，為了避免落入之前幾個朝代滅亡的陷阱，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訓，採取種種以人為本的仁政。這就是白居易在《七德舞》一詩中所寫的：“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
李世民在位時推行均田，輕徭薄賦，直至“米鬥三錢”，自隋末以來流離失所的百姓，解決了溫飽的難題，經濟開始復甦；他釋放隋朝以來困在深宮中的宮女數千人，贖回被各少數民族擄掠的百萬人口，只為獎勵婚嫁，增加因戰亂而喪失的人口；貞觀十一年，河南發生嚴重的水患，他下詔拆除部分宮殿苑囿，只為給遭遇水災的百姓修繕房屋。
有一個故事，成為唐太宗克己恤民的經典表演，後來還被轉移到了其他帝王身上。
貞觀二年（628年），京畿一帶發生嚴重的旱災和蝗災，李世民到禁苑視察看見很多蝗蟲，拾起幾隻就要往嘴裡塞，口中咒罵道：“人們以谷為命，糧食卻被你們吃了，這是有害於百姓。就算百姓有過，過錯也在我一人，你們只需食我心，不要加害百姓。”左右急忙阻止，說吞蝗是會生病的。
李世民卻說，朕就是希望吞蝗移災，自己身體染病沒什麼好迴避的，接著就將蝗蟲吞了下去。
唐太宗重視民本思想，有自己的一套理論。
貞觀六年（632年），唐太宗在與魏徵討論時說了一句話：“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李世民這番話可不得了，相當於否認了漢代儒家君權神授的思想，認為君主無道就是不合法的，百姓可以將其推翻。這句話，比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早了整整一千年。
一旁的魏徵聽到領導發言，馬上點了個贊：“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貞觀政要》）
當初反對魏徵的封德彝在貞觀元年就病逝了，他未能親眼李世民執掌權柄後開創的治世。這才有了杜牧那一句“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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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並沒有因一時的仁德，而忘記威震四夷的雄心，他對內施行仁政，對外則採用積極開放、銳意進取的政策。
貞觀年間，突厥常年侵擾唐朝邊陲。李世民即位之初，東突厥的頡利可汗親率大軍一路打到了渭水邊。面對內憂外患，李世民不得不走出長安城，親臨渭水和頡利可汗談判，兩軍避免了一場軍事衝突。但是，頡利可汗也沒得意太久，四年後，李世民就派大將李靖、李勣出兵，把東突厥給滅了。
隨著東突厥、吐谷渾、高昌國等被平定，環伺中原的各少數民族逐漸臣服於李世民，併為他奉上了獨一無二的尊號——“天可汗”。日本、新羅（朝鮮半島東南部）、林邑（今越南中部）也紛紛派出遣唐使，漂洋過海朝見大唐天子，只求抱一抱大腿。
正當唐軍高奏凱歌，志得意滿的李世民回到了武功（在今陝西省咸陽市）的故居。他喜不自勝，大擺筵席，飲酒賦詩，如同漢高祖當年高唱《大風歌》，創作了極具帝王氣象的詩歌
《幸武功慶善宮》：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
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
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
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
梯山鹹入款，駕海亦來思。
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枇。
端扆[yǐ]朝四嶽，無為任百司。
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
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畿。
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
這位放開眼界的“天可汗”宣稱：“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據《唐六典》記載，唐王朝曾與300多個國家與地區互相來往。位於絲綢之路最西端的東羅馬帝國，也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從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派遣使者，將赤玻璃等西方特產運送到了長安。歷史的印跡告訴我們，這兩座繁華的千年帝都曾在大唐的青澀年華相遇。
▲唐·閻立本《步輦圖》：描繪了貞觀年間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派使者朝見唐太宗，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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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之治並非李世民一人之功，而是貞觀創業團隊的共同成就。李世民既能唯才是用，也能虛心納諫，他在朝廷組成了一個讓唐朝詩人“酸”了N年的最強陣容。
杜甫就在《行次昭陵》中描寫貞觀之治中的這支精英團隊：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
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貞觀智囊團中最著名的CP當屬宰相房玄齡、杜如晦，他們一個善於謀劃，一個擅長決斷，被稱為“房謀杜斷”。他們從秦王府輔佐李世民登上帝位，到後來又助李世民日理萬機，執掌朝政，共同籌劃了貞觀初年的軍國大事。唐太宗曾回憶，每次議論政事，他要是拿不定主意，就等杜如晦一來幫他做決定，最終都是用房玄齡之策。
房玄齡幾乎陪伴李世民度過了整個貞觀時代，他病危時，李世民特令人將宮苑的牆鑿開一門，方便派遣使者慰問房玄齡的病情。
杜如晦不幸英年早逝，死於貞觀四年（630年）。杜如晦去世後，李世民每次看到了什麼好東西就會想到他，一定要派人分一些賜給杜如晦的家人。久而久之，每次談到杜如晦，李世民就痛哭流涕，對一個已故大臣恩遇至此。
▲杜如晦與唐太宗劇照。
房謀杜斷是唐朝良相中的黃金搭檔，而李世民本人最著名的搭檔應該是魏徵。魏徵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物，身上最有名的標籤就是罵皇帝。他一生諍諫
“數十餘萬言”，常將個人性命拋之腦後，敢於犯顏直諫，懟到李世民懷疑人生。人都有喜怒哀樂，李世民從戰場上一路走來，有時脾氣也很暴躁。有一次，李世民被魏徵頂撞得實在受不了，回宮後怒不可遏，對長孫皇后說：“我一定要殺了那個鄉巴佬！”
長孫皇后就問，說的是誰啊？李世民道，還不是魏徵這傢伙，他總是當著滿朝文武的面羞辱我！
長孫皇后以賢徳著稱，聽到丈夫要殺忠臣，突然沉默不語，回去換上正式服飾，肅立於庭中向他行禮，笑道：“妾聞主明臣直。如今魏徵如此耿直，自然是因為陛下是明君，我豈能不向陛下賀喜。”李世民當場氣就消了，老婆的話與魏徵的話，都得聽啊。
唐太宗一輩子都忘不了這位諍臣，他說過：“貞觀以後，盡心於我，獻納忠黨，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唯魏徵而已。”
魏徵的正直與自律，代表的是貞觀之治的時代精神，而這樣的精神，在當時的朝中大臣中屢見不鮮。
中書令岑文本，都做到中書省長官的位置了，自己住的房子還是狹窄潮溼。直到貞觀十九年從徵遼東去世，他都沒有利用職權經營自己的產業，保持著清貧生活，平生唯一牽掛的只有家中的老母。
戶部尚書戴胄也是如此，他一手掌握著戶部這一肥差與國家經濟命脈，卻窮到沒錢買房，去世的時候家中連祭祀的場所都沒有，遺體無處安置，皇帝親自下令給他修了座廟。
杜甫在另一首詩《夏日嘆》撫今思昔，嘆息道：“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詩中的是“數子”，指的正是貞觀名臣。當杜甫顛沛流離、憂國憂民時，朝中早已經沒有像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一樣的賢臣。
唐代詩人追憶貞觀之治，也是在懷念，那個容得下貞觀賢臣的時代。
杜甫的憂思，甚至整個大唐詩歌的批判現實主義都有一部分繼承自貞觀之治的風氣。唐太宗從諫如流，自稱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渴望正直的人進諫，讓他了解外面的世界，使百姓無怨無恨。
貞觀之治開唐朝言論自由之風氣，也開啟了唐詩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與政治思想。正如洪邁在《容齋隨筆》中的評價：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暱，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為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今之詩人不敢爾。
這段話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唐詩敢於批判當下，直面現實。到了後來大興文字獄的朝代，言論自由的風氣早已蕩然無存，挺直腰桿的文人自然也就成了鳳毛麟角。
▲山西晉祠唐太宗君臣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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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後期唐太宗的悄然轉變，成為這個治世不容忽視的的另一面。
在太平盛世的景象與萬國來朝的歡呼中，晚年的唐太宗變得志驕意滿，有一次還當著群臣的面自誇道：“朕之功業大小，竹帛豈能盡載。”驕傲的李世民開始不願接受勸諫，大臣們也就不敢再直言進諫。
只有魏徵發現了這一變化，他上疏跟李世民表達意見：“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唯微厲。”魏徵這是對李世民說，陛下啊，您現在越來越不愛聽臣等的諫言了，還經常發脾氣，這樣不行啊。
更狠的話還在後面。魏徵說：“安危之理，皎然在日。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身而尚未之寤也。”李世民一直是以表叔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現在魏徵卻諷刺他堵塞言路，不知悔改，像極了隋煬帝。
唐太宗完全聽不進去，他老了，開始迷戀上驕奢淫逸的生活。
貞觀初年，李世民是愛民如子的帝王，到了後期，他大興土木，驅使兵丁，甚至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洛陽、驪山、宜春、汝州，一座座宮殿相繼拔地而起，只為了滿足李世民的虛榮心。隨著建築的規模不斷擴大，有的百姓甚至砍掉自己的肢體，試圖逃避繁重的徭役，為此李世民特意下詔：“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
李世民去世的原因可能也與他晚年荒誕的生活有關。隨著身體日漸衰老，他更加恐懼死亡，寄希望於方士的所謂長生之術，開始在宮中煉製丹藥。這些丹藥不僅沒讓他的身體好轉，反而使他的健康每況愈下。
▲唐太宗晚年多疑，冤殺大臣劉洎、張亮。功臣李靖、李勣等人明哲保身，才避免殺身之禍。【劇照】
一代名相房玄齡輔佐李世民二十多年，到了貞觀後期，也不得不看李世民的臉色辦事，以此在宦海沉浮中獨善其身。當時，房玄齡奉命監修國史。李世民明知帝王不可觀看當朝起居注，這是歷朝歷代的優良傳統，可他偏要看，一提出要求，就有官員極力反對。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阻止，說：“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朱子奢痛批，陛下這種做法要是讓後世學了，史官為了避禍都給當朝帝王飾非護短，那還有什麼信史可言？
房玄齡卻不敢得罪此時的唐太宗，他放棄原則，將“起居注”冊為“實錄”呈給唐太宗，以此掩人耳目，也開了惡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未能看到唐太宗自我反省，善始善終，就永遠離開了他。出殯之日，李世民登上高樓，目送這位功臣的靈車遠去，寫了一首詩，哀嘆：
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
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
李世民遭受了巨大打擊，他回憶起魏徵悵然若失，說出了那段經典的名言：“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卒逝，遂亡一鏡矣！”
在魏徵去世6年後，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晚年的李世民失去了那面鏡子，身陷兒子們的儲位之爭、遼東的遠征，以及對功臣的猜忌，貞觀之治給人的好印象到了後期已大打折扣。
魏徵是李世民的鏡子，而貞觀之治也像是歷史的鏡子，照出了君明臣賢的政治風氣，照出了大唐盛世的赫赫功業，也照出了“人治”的惰性與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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