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熱播劇《清平樂》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與映象中截然不同的君臣關係。他是那樣的謙遜、恭敬、和諧，始終洋溢著一種君臣相得、如魚得水的美好氣息。不僅與我們自幼就被灌輸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極致對立格格不入，而更重要的是就連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積極昂揚、慨然擔當的精神面貌也是我們所不曾聽過，見過的。那麼，這種揖讓有禮的君臣關係和“慨然以天下憂”的士大夫精神都是真的嗎？到底是怎樣的社會環境才能孕育出如此動人心魄、令人追慕的人文精神呢？
一：沉重的歷史包袱——宋太祖“陳橋兵變”
“物質決定意識”，任何人事變化的發生和發展都離不開其所處的時代，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倘若我們真要深入追究宋代士大夫這種“百代難遇”的特殊的精神面貌的話，那麼，就得先對其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有所瞭解，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做到“知人論事”，亦唯此，我們才能從根源上把握到有宋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獨到之處。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將年不過髫齔的後周恭帝柴宗訓趕下帝位由自己取而代之。或許是因為“得國不正”而“心有餘悸”的緣故，登基之後的宋太祖時常想起自己謀朝篡位的“光輝事蹟”，再加上其本人又是從動盪至極，喪亂無已的“五代十國”中掙扎出來的。對軍閥亂政的危害性有著遠超他人的認知和見解。如此一來，一方面出於對武人掌權的忌憚，另一方面則出於對“歷史重演”的恐懼。同是武人的宋太祖不得不絞盡腦汁的來設計出一套能夠切實執行且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進而從根本上杜絕五代時期極為盛行且備受推崇的“
天子寧有種耶？馬壯兵強者當之耳！”的歪風邪氣，以此來確保趙氏江山的萬世一系。 換言之，正是因為趙宋王朝建國的特殊性和宋太祖方寸之間“難與人言”的苦衷。才使他不顧“革命尚未成功”的客觀現實，寧願置國家於內憂外患之間也要通過“杯酒釋兵權”來達到“攘外必先安內”的政治目的。但“革命事業，莫難於建設，莫易於破壞。”在數千年而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被摧毀之後，宋太祖隨即陷入“建設之難”的尷尬境地。畢竟，無論怎麼說，無論皇帝個人的時間如何充裕，精力如何健旺、能力如何出眾。但若想以一己之力治理偌大一個帝國時，終究還是力不從心、有所不及的，所以，他就必須要依賴某一政治群體來協助自己一同治理。但在傳承千年的世家大族業已式微或消亡；而雄強霸道的武將集團又不可信任的情況，選擇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帝國也就成了宋太祖眼下最大最艱鉅但又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二：趙匡胤的突圍——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實乃無奈之舉！
自秦始皇開創大一統局面以來，鑑於“獨木難成林”的歷史教訓，歷朝歷代的王朝統治者都在費盡心機的摸索並嘗試更好的治國之道和理政之方，而就如今我們所能總結出來的途徑看，大抵包括“女寵之亂，外戚之亂，藩鎮之亂，夷狄之亂，嬖倖之亂，宗室之亂，宦官之亂以及權臣奸佞之亂。”而導致這諸般亂象的禍源在北宋建國以前就已經被一一驗證，故此而言，雖有武人之粗豪，卻不乏梟雄之精狡的宋太祖趙匡胤自然不想“覆轍重蹈”。而這就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之外另闢蹊徑，蹚出一條與歷代截然不同獨屬於宋朝的治國之道來。
1、士族的沒落——白馬驛大屠殺
話說在漢高祖劉邦開創漢初“布衣將相之局”開始，在經過一千餘年的迭代發展之後，當年的“布衣將相”們大多成長成了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此外，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統一政策和輿論管控手段，無形中又為早期掌握學術和文化的儒家子弟提供了壟斷學術、趁機做大做強的機會。而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宋以前的國家政權自然也就被牢牢的掌握在這批人手中。而陳寅恪先生就曾很形象的將這一階段命名為“士族政治”。
但“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世間之事哪有一層不變的道理？當歷史的巨輪轟然駛入晚唐時，兇悍嗜殺梁太祖朱溫一方面出於篡權奪位的需要；另一方面則由於對向來看不起他的“士族階層”的仇視。公元905年，野心勃勃的朱溫在謀士李振的鼓動之下，在滑州將“五姓七家”的代表人物以及當朝名臣勳貴等一干向來反對自己，或陰謀反對自己的三十餘家盡數屠戮。而這就是歷史上鼎鼎有名的“白馬驛之禍”。而也正是此次大規模的屠殺事件，使得延續了千年之久的士族門閥就此式微沒落，從此消失在慢慢長河之中。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腳步跨入“五代十國”的大坑，當初因為實力不足規模不夠而僥倖逃過一劫的十族終究還是沒能躲過這翻天覆地的驚世鉅變，紛紛倒在了唯利是圖的軍閥的屠刀之下。故此，等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時，天下之大，業已沒了士族的影子，他也就無從尋找那些學問精深、實力龐雜的士族子弟的襄助。
2、社會變革推動階級演化——士人集團的擴大化
“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室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據此而言，隨著原本隸屬於金字塔頂，具有支配權力並操縱權力的運轉的士族門閥的煙消雲散，已然固化的社會階層亦將隨之而發生劇烈的社會變動。
再加上干戈四起、殺戮盈野的“五代十國”大亂之世的推動和催化，無論是自兩漢以來被壟斷千年的政治結構還是當時業已繁榮昌盛的經濟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量因為戰亂和誅滅而空餘的土地被堂而皇之的拿到市面上進行買賣。這對於向來只是盤踞在鄉、縣一級的商人和地主而言，不啻於九天綸音。當年被掌握少數士族門閥手中的土地就這樣被流轉到商人和地主手中。而在經過五十餘年亂世的大浪淘沙後，庶族士人也早已穩穩當當的佔據了社會經濟的主體地位。
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家中有田，手中有錢的生活目標基本達成之後，精明老練的庶族地主和見多識廣的商人階層自然也想趁著大好時節來改變自家的社會地位和階層屬性。“知識改變命運”的認知終究不是現代人才有的覺悟。因囤積土地僱人生產而實現衣食無憂的庶族地主開始安排家中子嗣投身學習。大量原本只能困守于田畝之間的“農民”紛紛轉身，成了文采斐然“文士和鄉紳”。
不僅如此，因為失去束縛而變得異常繁盛的商業經濟則進一步刺激著土地的流轉。原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只知道“讀聖人書，求聖人道”的小士族則只能通過不斷變賣土地和產業來維繫家族龐大的開支，而隨著產業的瘦身，當年高人一等、睥睨天下的士族就逐漸淪落為與庶族文人差相彷彿的地步。
而就在這樣一個士族沒落下降，庶族崛起上升的過程中，士族弟子和庶族弟子終於在“士”這個節點上實現了順利會師。從此之後，在中國歷史上既沒了所謂的“士族門閥”，也沒了所謂“寒門庶族”。有的只是已經脫胎換骨的士人集團。但這卻又不是簡單的士人群體的擴大化和規模化；業已佔據社會經濟主體地位和掌握社會文化輿論優勢的士人階層再不甘心只能在縣府一級活動，他們渴望有更廣闊的的天地來供他們大展拳腳。換言之，此時此刻的士人階層已然有了政治層面的需求，而因為這一訴求的提出所帶來的影響又是深刻悠遠而劇烈的，因為，他幾乎壟斷了此後一千餘年政治形態，並從根本上重新熔鑄、塑造了我們的國民性格和國民精神。而這就是宋太祖趙匡胤眼下所無法避免且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
3、帝國的隱患——朝廷之上勳貴和降臣雲集
除此之外，宋太祖趙匡胤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即，由於宋朝是由後周和平過渡而來，所以在接手後周江山的同時也就順道繼承了他的政府運轉機制和文武百官。而後周時期的政府運轉機制卻主要是為戰爭服務的。不然的話，又怎會給趙匡胤留下偌大的操作空間？所以，對一心要杜絕絕後患，防止歷史再演而“偃武興文”的宋太祖而言，他就必須對現有的政府體制進行改革。可自古以來，哪有改革是能夠被順利進行的？因為無論怎麼改，必定都會損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這些人在當時都是有著相當能量的角色。
另外，在趙匡胤繼承後周之初，中原大地上還零星的分佈著南唐、後蜀和吳越等經過數代經營而根深蒂固的割據勢力。而在經過一番恩威並施和威逼利誘之後，宋朝才勉強實現了中原境內的大一統。可“強龍難壓地頭蛇”，剛剛完成南北統一，東西合併的宋王朝為了能夠確保版圖的完整和政權的穩固，也只能大肆容留來自南唐、後蜀和吳越等國的降臣降將，並藉助他們的勢力來幫助自己穩定地方。可地頭蛇終究是地頭蛇。對“五代之局”之的成因瞭然於心的宋太祖自然不可能真心全意、推心置腹的信賴這批降將降臣。
正所謂“家裡有糧，心裡不慌。”在英明睿智的宋太祖趙匡胤看來，與其大規模任用敵國降臣而使自己擔驚受怕，孰若培養隸屬於自己的政治勢力，進而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漸次取代這些令自己寢食難安的降臣降將。最終實現其九州大地一盤棋的戰略目標呢？而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戰略考量，那些掌握相當的社會生產資料，卻因為出身寒微，沒有世家門閥作為靠山而又有著強烈的從政慾望的士大夫階層也就成了宋太祖趙匡胤所爭取、拉攏的對象。因為在趙匡胤看來，無論這些人怎麼發展，他們的榮華富貴、生死榮辱都是掌握在帝王手中的，即便是有朝一日位極人臣。也絕不會成為王朝的隱患。這和西漢初年“布衣將相之局”的道理如出一轍。所以，出於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在經過利弊興替的嚴謹考量之後，宋太祖趙匡胤終於做出了影響千年的政治決策——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