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9年11月18日晚，河南省息縣東嶽公社軋花廠倉庫裡，搭滿大大小小的通鋪，集中宿住著100多人，在這些人中，有文化名人錢鍾書及夫人楊絳、俞平伯、沈從文、胡繩、何其芳、呂叔湘，有經濟學家孫冶方、駱耕漠、顧準、吳敬連、林裡夫等—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中央機關單位在息縣“五七幹校”的歷史一幕。
據息縣縣誌記載：1969年前後有外貿部、物資部、鐵道部、社科院、對外文委、對外經委、全國總工會等中央機關單位在息縣辦“五七幹校”。到1970年，有幾千北京人來息縣，住在各個“五七幹校”駐地。他們在參加政治運動和田間勞動的同時，也進行著各種思考和創作，留下了很多有重要價值的手稿和作品，這其中包括著名學者的理論文章，著名作家的詩歌、散文、日記等等。今天品評這些文字，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當年文化浩劫之中，這些學人的睿智和個性。
俞平伯及在息縣創作的詩
俞平伯是一位久負盛名的學者、作家、批評家兼詩人，他一生潛心寫作，辛勤筆耕，以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雙重建樹，成為“五四”運動以來為數不多的碩儒。特別對中國古典詩詞和《紅樓夢》，他有著很深的研究。
俞平伯一生作詩數量極多，他把“人生譬之為波浪，詩便是船兒”。1969年，他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五七幹校”來到息縣，這一段生活，成為詩人一生最特別也最難忘的經歷。樸素寧靜的鄉間生活與喧囂壓抑的政治氣候形成巨大反差，使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慾望。這期間詩人進入晚年創作的高峰期，農舍茅屋、河塘竹林、雜亂的集市、泥濘的道路均成為素材。鄉親們常看見他隨身攜帶著一個破舊發黃的小筆記本，上面寫滿了七言或五言詩詞，從這些草稿的流暢程度上看，幾乎每首詩都是一氣呵成，很少改動。在息縣一年多的生活裡，詩人共創作了近百首詩詞，具有代表性的是：《息縣雜詠》、《紀東嶽事》、《至日》等等，其中七言長詩《重圓花燭歌》還在香港單獨出版。這些詩詞對息縣農村的田園風光和民情民風作了真實的記錄，有“泥他雙宿與雙飛，傳道鄰村燕子歸”的佳句，有“落日明霞映水鮮，西塘小坐似公園”的情感，至今讀起來仍然感覺清新爽朗。
五言律詩《紀東嶽事》裡詩人寫到：
櫻子黃先赤，紅桃更綠桃。
塘春多扁嘴，延頸白鵝高。
東嶽廟恢擴，聞當街北頭。
他年遭劫火，空有集名留。
明日當逢集，回塘撒網賒。
北頭賣蔬果，南首有魚蝦。
詩人住處，村前屋後有很多楝樹，當紫色的楝花盛開時，隨風飄來陣陣清香。但是，這位久住蘇杭和京城的老人，從未見過楝花，也未感受過楝花撲鼻而來的芳香。為此，老人在一封家信中滿懷喜悅地寫到：“頃看見一樹，地面落花紫色，此花在詩詞中每見之。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其第二十四番，即楝花風。開到此花，春信全了，故詩人每每用之。我卻從未見過，因口占二詩。”名曰《楝花》：
天氣清和四月中，門前吹到楝花風。
南來初識亭亭樹，淡紫英繁小葉濃。
此樹婆娑近淺塘，花開飄落似丁香。
綠陰庭院休回首，應許他鄉勝故鄉。
詩人夫婦倆在息縣東嶽住了一年零二個月，在此期間與農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有 《農民問字》一首：
昔年漫學屠龍技，訛謬流傳逝水同。
慚愧鄰娃來問字，可留些子益貧農。
在農村過端午節是非常熱鬧的，特別是鄰居的熱情關照，常給他們帶來許多喜悅和快樂。1970年端午節是在鄰居家度過的，詩人寫到：
《端午節》
晨興才啟戶，艾葉拂人頭。
知是天中近，鄰居為我留。
清潤端陽節，茅簷插艾新。
分嘗初刈麥，慚荷對農民。
由於詩人夫妻年紀大，有受人尊重，勞動時一般安排較輕些的活幹，“績麻”是其勞動內容之一：
《績麻》
脫離勞動逾三世，來到農村學績麻。
鵝鴨池塘看新綠，依稀風景似歸家。
農村的生活也常給老人帶來一定的困難。有一次，下雨天需外出開會，步行返回至半路時，道路泥濘，立在其中無法自拔。幸有農人路過，在其攙扶下昏黑時才回到住所。這次經歷正是“冬至”那天，所以，以詩名《至日》記下：
至日易曛黑，燈青望眼賒。
泥途雲半舍，苞信一何遐。
已溼棉衣重，空將油傘遮。
風斜兼雨細，得伴始還家。
1971年元旦，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俞平伯等十多位老知識分子，提前從幹校“畢業”。在離開東嶽時，老鄉們都來相送，真情之下，詩人用息縣方言賦詩一首《與農民話別》：
落戶安家事可懷，自憎暮景況非材。
農民送別殷勤意，惜我他年不管來。
俞平伯一生當中，有二十年住在蘇杭，有五十年住在北京，但是，在息縣的這段生活經歷給老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卻不亞於北京和蘇杭。在後來的京城生活中，老人與東嶽房東之女顧蘭芳有書信相通，於是，常勾起老人的思鄉之情，並在《辛亥雜詩》裡寫到： 五七光輝指示看，中洲幹校一年還。
茅簷土壁青燈憶，新歲新居住永安。
日日風寒已是春，農娃書信慰離人。
卻言昨夢還相見，回首天涯感比鄰。
雨中行路一趑趄，昏暮思歸味所趨。
自是人情鄉里好，殷勤護我到茅廬。 ... ...
俞平伯1990年以91歲的高齡逝世於北京。然而，他的詩詞成為息縣人民永遠唱不完的歌……
錢鍾書夫婦及楊絳的《幹校六記》
在息縣東嶽有位老農這樣說：“五七幹校”的人個個通曉天文地理，人人能懂八國文字。這正是“五七幹校”的文化名人留給老百姓的印象。其實，這樣的話用在錢鍾書身上是一點也不誇張的。錢鍾書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學者、作家。他博學多能，學貫中西，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方面有著卓越的成績，被譽為文化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管錐編》、《圍城》等。
楊絳是翻譯家、文學家。早年任清華大學西語教授，1949年以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員，最著名的譯著是《堂•吉訶德》。1980年，她根據“五七幹校”的親身經歷寫成了《幹校六記》這部散文集。在這部散文集裡，記錄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生活狀況和中國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裡乖蹇命運和達觀精神，以及他們夫妻恩愛、互幫互助、相依為命的感人場景。“文字簡約而詼諧，感覺微妙而真切”，“大背景的小點綴，大故事的小穿插”。
當時，去“五七幹校”的隊伍從北京出發，“學部敲鑼打鼓進行歡送，年逾七旬的俞平伯及老伴打著紅旗領隊當先，像學齡兒童那樣排著隊伍遠赴‘幹校’上學”。他們兵分兩路，一路經信陽、羅山和息縣縣城，另一路經駐馬店、正陽到息縣東嶽。剛開始，楊絳他們暫住在村裡副隊長的家中，“六面泥的小房子，半尺高的窗洞，我的床位在沒風的暗角落裡，伸手不見五指，除了晚上睡覺，白天待不住”。幹校的勞動有多種，如種豆、種麥等農活是大田勞動，也有些雜活，如：脫坯、養豬、打井、種菜園等等。“清晨三點鐘空著肚子下地，早飯六點送到田裡，勞動到中午休息，黃昏再下地幹到晚”。在“鑿中記勞”和“學圃記閒”裡作者記錄了挖井的勞動過程和感受：“挖井一開始是乾土非常吃力，到後來是帶有水分的爛泥巴分量更沉重，由於天氣很冷挖到三米深以後，越挖越困難”。當然，楊絳乾的只是為打井人送飯和燒水的雜活，有時也湊湊熱鬧，脫了鞋襪，把四處亂淌的泥漿鏟歸一處。“平時總覺得汙泥很髒，可是把腳踩進泥裡，覺得它更親近了”。在水井挖好的那天，楊絳還特意打來燒酒，買來泥塊糖（劣質糖塊），為大家開了個慶功宴。
楊絳在一個村莊看管菜園，錢鍾書則在另一個村莊看管工具，他們相隔咫尺卻不得見面。後來，錢鍾書找到一份到郵電所領取報紙、信件、郵包的工作，湊巧的是到郵電所的路正好要經過楊絳看管的菜園子。這樣，他們夫婦倆可常在菜園相會，楊絳養的一隻小狗也在錢鍾書來時圍繞著他們親熱，相映成趣。“遠勝於舊小說和戲曲裡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在這期間他們還度過了六十歲的生日，為此，還開了一個紅燒雞的罐頭。
他們的菜園種了很多青菜，有韭菜、雪裡蕻、萵筍、胡蘿蔔、香菜、蒜苗等等，但是，常有老鄉來“揀”他們的菜。一天，有一位老大娘帶著女兒揀了許多幹老的菜幫子，並說“先用水煮一下，和些麵糊，一攪，可好吃哩！”。“我見過他們的‘饃’是紅棕色的（高粱面做的），麵糊也是紅棕色的，不知‘可好吃哩’麵糊是何滋味”。此後，楊絳經常在生活上幫助他們，還對小女兒的學習進行指導，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在幹校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小故事。當時，錢鍾書人又黑又瘦。一次到診所看病，心直口快的黃大夫看他簽名薄上寫的是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是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後來說出楊絳的名字，此事才得以結束。錢鍾書和另一位一級研究員吳曉鈴，從來就沒有用柴草燒過火，一次，別人讓他倆燒開水，結果半天時間都沒有燒開，這事讓大家笑話了很長時間。更有趣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一天，食堂改善伙食，有紅燒魚，何其芳同志忙拿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一份，可是吃起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嚐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沒泡爛的藥肥皂，落在漱口杯裡還沒拿掉，大家看完後都笑了。同時，也帶著無限的同情。
顧準及他的《息縣日記》
顧準是一位會計學家、經濟學家，也是一位當代思想家。他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識淵博，一生在歷史、哲學、政治等諸多領域進行著執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思想，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早在五十年代，他就發現了人為設定的經濟體制的弱點，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在一生的論文和著作裡，全面研究世界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盡力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在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說過，只要能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問題的所在，我們的祖國不久就會“雄飛世界”。他認為，“民主是方法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只有進步才是沒有止境的”。他是一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他夢寐以求的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騰飛富強。
顧準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歷盡了種種苦難。與信陽地區的不解之緣是他親身經歷了1949年以後的兩大重要歷史事件，一次是1959年被下放到商城縣勞動改造近五個月；另一次是1969年隨學部“五七幹校”來息縣生活近兩年。時代使這個大學者與信陽地區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兩次經歷帶給他的是苦難，而他在苦難當中想的是整個中國的“雄飛”。
1969年11月，顧準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下放到息縣“五七幹校”。在此期間，他留下了一二十萬字的《息縣日記》。當時政治運動頻繁，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殘，然而，被兩次打成“右派”分子的顧準，來到息縣就進行廣泛的調查和深入的思考，他在日記裡寫到：息縣地處淮河之濱，在淮河的緊北面……，東嶽環境，並不如在京所聞那樣嚴峻。土地遼闊，村落田地，景色與淮海區依稀相類。此次來息縣，對千里淮上有了一番新的認識。“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這是息縣的民諺，實際情況也確是如此。淮上的自然條件如此優越，作為農業基地，前途如此有望，水利加化肥，僅僅千里淮上，就可抵得世界上任何一個著名的穀倉。對於千里淮上錦繡河山所知較多，更加覺得我們祖國的宏偉壯麗。
比起大城來說息縣東嶽的生活比較艱苦，但顧準來到這裡卻少了許多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也相對穩定。幹校又有較多的農業機械，人工乾的都是較輕一些的雜活，如修建房屋、打井、養豬等等。“巫寶三脫坯，章有義制瓦，楊堅白和泥，駱耕漠裝麻，林裡夫拉車。”在生活問題上，除正常在食堂吃飯外，自己還可買些煉乳、糖果。1971年元旦日記是這樣寫的：雖在運動中新年伙食極其豐盛。運來豬四頭半，魚恐在四百斤左右，集體伙食供三頓好菜，魚、餃子、溜肉片。全天的勞動任務是絞餃子肉餡，這是五年來未乾過的活。
隨著生活的好轉，他在息縣的日記越寫越多，越寫越長，有時每天的日記達到二三千字，成為探討和研究理論的文章集錦。為此，引發出許多重要的學術思想，形成了對祖國建設有重要意義的意見和建議，並與今天許多正在建設的重大項目有著驚人的相似。
關於三峽建設，他在1971年的日記裡寫到：昨聞三峽上馬,晚間浮想聯翩，不能入寐，…… 三峽電站若以450Kw輸電半徑計，達周邊為漢中、西安、洛陽、九江、長沙、重慶。其年發電量若上500億KW，以0.05元/KW計，每年收入達25億元。這樣，這個電站即使投資100億元，也是划得來的。
在黃淮海開發問題上，他在70年12月20日的日記裡寫到：黃淮平原苦於三料俱缺，東起海州，西迄信陽……應修築五六條簡易鐵路，於是燃料可以運入農村，畜產品、農產品可以運出，這塊大平原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大片的精耕高產農業區。……經營這個大平原農業的經濟效果，遠勝于山區的治山治水。大寨型的農村是可貴的，然而這塊大平原的農產量卻是無限的。
關於西部開發，他寫到：東側建設，無論工業或農業，都是事半功倍，西部建設，並不是沒有必要，關中、河西、四川、以至京漢西側的廣大地區，資源現當開發，工業理應發展百年來偏枯局面當改變。東西並舉，速度更快。但願今後十年，我國工業能十倍於今日。
在人口與發展的問題上，他寫到：我敢設想的極限，是一半人口在農業，農產品自給的工農業大國。但是這是一種不合理的限制。這種侷限，其實不能擺脫農村貧困和農村人口增殖率無法抑制的困境，也是永遠達不到真正現代化的目的。
在研究新會計問題上有日記寫到：在會計上引起的新的問題有二，第一，在企業而言，全部用工用料分成資本支出和收益支出兩部分；第二，在國家全體的而論，決不可以再抄襲蘇聯，以當年財政的收支為企業會計計算的唯一內容，經營基金，尤其是固定資本的增減，是全體工人階級一年辛勤勞動的重要成果之一。 1964年前曾設想，國家要有一個總會計局。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更成為必要。
從1957年開始到文革結束中國的政治運動取代了經濟建設，成為全黨的中心工作，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但是，顧準用高度的熱情和強烈的責任感，來研究國內國外經濟發展規律，並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的前途，重心其實應放在經濟發展上……。以經濟為中心來建設中國。經濟發展在我國必將愈來愈急成為中心，其他一切，勢必圍繞這個中心而轉動……。造成一個可以集中精力搞建設的局面，再幹二十年，二十年後中國就是雄飛世界的中國了。
星移斗轉，滄海桑田，這些文化名人已離開息縣三十多年了，同到中州是勝緣。息縣人民至今記憶猶新，津津樂道，茶前飯後之餘仍以談論“五七幹校”的人和事為自豪。收集整理這些文化遺產形成一種本地特有的“幹校文化”，而“幹校文化”更能激勵和幫助我們建設更幸福更美好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