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题《以赛亚·伯林：社交活动的收获》，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牛津大学学者以赛亚·伯林一生交游广泛，他在书信中对许多名人做了描摹和点评。
主笔/薛巍
以赛亚·伯林（视觉中国供图）
频繁社交
以赛亚·伯林1997年去世时，留下的未出版过的讲座文稿有数百万字，书信有几百万字，整理者计划分四卷出版，已经结集出版了三卷。第一卷《飞扬年华》收录伯林1928至1946年间的书信，第二卷《启蒙岁月》涵盖的时间段是1946到1960年，第三卷《功成名就》收集的是伯林1960到1975年之间的书信。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说：“一位伟大书信作家的标志不是他发出的信件的数量，而是随后被保存下来的信件的数量。按照这个标准，以赛亚·伯林肯定是当代最显著的通信者。他的信寄给、保存在了跟他一样有趣、显赫的人手里，所以这些私人通信也是很有价值的公共记录，是了解英国、美国等地区战后事件的独特角度。”
“二战”期间，以赛亚·伯林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任职。1946年4月，伯林从美国返回英国，回到牛津大学，重续他被战争打断的学术生涯。他在牛津教书的同时，频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伦敦和熟人朋友的乡间别墅处处可见他的身影。他博学健谈，人人都喜欢结交他。他之所以喜欢社交，是因为他害怕孤独地工作。他说：“自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被极度的深渊感所困扰。我对快乐和舒适的追求，是抵抗这种恐惧的永久性防御手段。”
1936年，伯林前往罗斯柴尔德家里做客，他说还有一位客人是赫胥黎。“他也不是太聪明，只是知道的东西不少，思维清楚。他总是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部百科全书，离眼睛大约只有三厘米，不时地读出书中内容。他的谈话虽然见闻广博，内容充实，却永远缺乏趣味，唯一能够在他身上擦出一星半点火花的情绪是厌恶，就像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厌恶自己的太太，巴尔扎克厌恶农民一样。”罗斯柴尔德先生用他的飞机把伯林送回家。“飞行经历妙不可言。整个周末像体验了一回富人的生活，星期天的晚宴风格杂陈，既像伦敦西区的富人集会，又弥漫着文人聚集的剑桥－布鲁姆伯里之风，既充满上流社会的浮躁喧闹，又不乏剑桥科学态度的严谨求实，而一旦有我加入，则又多了点哲学的成分。”
1950年，他开始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担任思想史研究员，迅速成为知识名流。1953年出版《刺猬与狐狸》，1958年出版《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段时期，伯林的来往信件比以前涉及面更广，发生的事件包括以色列建国、苏伊士运河危机、“冷战”。“许多信件对他公开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和背景交代，还有许多信件涉及各类书籍、音乐、城市、乡村，更多的是围绕人有感而发，视角敏锐，并大多尖酸刻薄。”
伯林书信整理者亨利·哈代说，1949年伯林开始使用口述记录机，他“滔滔不绝的说话方式经常晦涩难懂，让其秘书很是吃力，打字信上不时会出现空白。大多数信件都冗长无比，话题涵盖面极广，飞短流长与睿智分析夹杂其间。在伯林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他对各种人和事件的讽刺挖苦”。
比如他说英国作家依舍伍德“具有福斯特的感伤情怀和老处女般存心不良的眼睛”；玛丽·麦卡锡“既美丽又庸俗，而且文笔恶毒，她给《纽约客》写故事，风格油腔滑调”；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不过肯定也是傻瓜，就像孩子般不近人情”。萨特“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意思，但是在政治和个人方面使人反感”；“法兰西是评论家们大胆公开、毫不羞愧地撒谎的唯一国度：在这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动机既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道德，而是为了交际”。
在书信中，伯林也表达过他感受的友情和亲情。研究诗歌的莫里斯·鲍拉是伯林的终生好友，他在写给鲍拉的信中说：“我觉得自己以及自己做的事并不出色，友谊对我意义更重大。我真的感动得无法形容，你知道我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对你的爱与崇拜，虽然这样的情感足够真切，我的整个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都因你而改变了。你的确解放了我。我带着俄罗斯人的情感与习惯来到英格兰，在其上又盖上一件结实、狭窄、整齐的英国制服，我想，要不是有你对我的拯救，我该会长成一个持有英式态度的可笑的漫画式人物。”
伯林的父亲病逝后，他在信中写道：“我深深依恋着父亲，他天真、有朝气、优雅、令人愉快、斯文、温和而完全诚实、内心单纯、害羞、头脑清醒而又厚道，父亲的去世确实令我心碎，我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万丈悬崖边缘，无法正常思考与行动，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与外界联络，表现出东方式的消极无为。”
选择与价值冲突
英国学者亚当·菲利普斯在《伦敦书评》上评论说：“伯林在书信中经常写到他对自己的怀疑，但更经常写到的是他对他人的着迷。他的书信中充满生动、敏锐、有趣的人物素描，有著名的，也有普通的。他认为自己脸皮薄，受不了批评，但他经常外出，去化解他受到的批评。他对不能解决的冲突充满激情，他的理论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各种价值观之间是不相容的，但他经常受到别人的邀请。作为作家，他更多的是描写而非建构理论，所以社交活动对他很管用，不仅给他提供材料，而且让他有机会去观看，去展现自己，有时是通过揭穿他人来展现自己。在书信中，伯林想做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做一个有心之人，又能让人愉快。”
他好像谁都见过。在牛津他结识了奥登、哲学家艾耶尔、依舍伍德、伊夫林·沃。多年间他见过爱因斯坦、爱森斯坦、艾略特、凯恩斯、纳博科夫、毕加索、斯坦因、斯特拉文斯基、伍尔夫、叶芝等。他当着维特根斯坦做过报告，跟弗洛伊德一起喝过茶。他跟诗人阿赫玛托娃整夜彻谈，影星嘉宝说他的眼睛很漂亮。丘吉尔写《二战回忆录时》向他请教过，魏茨曼等人在建立以色列时争夺他的支持。他在印度见过尼赫鲁，撒切尔夫人请他去过唐宁街。
1952年，伯林乘飞机从巴黎回伦敦，飞机起火，几乎倾覆，他在书信中说：“我对飞机一无所知，只是后来得知，油箱距离火焰仅数英寸，随时可能引起爆炸。不过我不知道这事，因此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得满不在乎，而这一切越来越像小说了。我认为火焰至少要过五分钟才烧到我这里，所以还是有足够时间逃生的，不仅可以优雅地走开，而且可以保住我那件新买的昂贵的美国大衣。于是我表现出赏心悦目的英式镇定风范，不过那是建立在无知和愚蠢之上的。我错误地表现平静，就像想象中某位18世纪超脱的人生旁观者那样。”他超然到最后要工作人员催促他，喇叭冲着他尖叫：“告诉你了，别傻站着，飞机随时会爆炸，快跑。”
菲利普斯认为，在这起意外发生后，伯林的表现很奇怪，他自己的选择让他自己也感到困惑。跟其他决定论者不同的是，他对选择的代价、每一个选择造成的损失很感兴趣。做选择总是有风险的，总是要牺牲掉一些偏好。在他1958年讲的《自由的两种概念》中，他说：“如果我相信人的目标有多种，然后并非所有目标在原则上都是相互兼容的，那么冲突和悲剧的可能性就无法从人类生活中消除，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方面。”因为超然甚至冷漠的态度，伯林对这起意外的描述却缺乏冲突。连他对结婚的描述都很平静：1956年2月，他在独身近30年后，跟艾琳·哈尔本成婚。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想开始这一重大人生进程应该是没有错的，真真实实，毫无戏剧感。”他认为超然的人生态度是一种必须，也是一种自我疏离的技艺。
菲利普斯说：“伯林描述的人都有一种幻灭感，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都破碎了，而他的自由主义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这种失望之情。他们的理想是不相适应的，必然会跟他人的理想冲突，失落之情是难免的。在伯林的书信中，他的自由主义的悖论比在其他地方更加显眼。这个悖论是：作为做选择的动物，自我背叛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牺牲一个人最珍视的价值，这很平常。这种理论可以让人原谅自己。他在信中说：‘人的心要摆正，或者首先要有心。’如果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如果像他那样认为目标再好也不可以不择手段，你就得承受挫败感。正是这种挫败感让人变得无情。”
伯林说，他有一个乐于妥协、处事圆通、十分现实而又中庸的灵魂。他认为，要认清生活是错综复杂的，不要“假装事态的偶然性与混乱性可以用某种整齐的、舒适的、容易的方式来解释”。由此他批评托洛茨基“是一个像戴高乐或是罗伯斯庇尔或是孔德那样的狂热者，他们把自身的品质供奉在了过度简化了的原则的祭坛之上。投下一道强烈光柱，照射在中心道路上，这样自动就令其他一切黑暗下来，于是你的更虚弱、更胆怯的追随者得以从纯粹的力量与简单的中心事物汲取力量，这样做的代价是没有对应人们的兴趣，自大地鄙视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真正的人的关系”。
《以赛亚·柏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译者：陈小慰、叶长缨
译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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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2)—— 启蒙岁月：1946～1960》
[英]以赛亚·伯林，陈小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