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丁抓丁，要钱要命”。这句民谚，广泛流传于晋江侨乡，是有极其惨痛的历史背景，且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大量事实的。凡往日在侨乡生活过的老一辈人，现在大都记忆犹新，往事历历在目。
新进壮丁受检
一、全民紧急总动员
“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对华大举进攻，爆发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海内外爱国同胞，紧急总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厦门沦陷》、《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脑刣去》等抗日歌曲，广泛流行于国内外，激发全民抗日的热情。大批热血青年，共赴国难，踊跃入伍，奔向前线，奋战杀敌，英勇牺牲，前赴后继，为国争光。南洋华侨，成立了“南侨总会”，领导筹赈工作，大批侨汇、医药、棉衣等，源源不断输送回国；一面组织代表团回国，奔赴抗日前线慰问，不少华侨青年，留下来参军参干、从医驾驶、办报宣传等等。有力支援了祖国的抗日工作和赈济了难民。
但是，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关头，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违背了民族的抗日意志。汪伪汉奸日特，更公开投降卖国。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人民惨遭杀戮，造成了民族大灾难。
当时，福建省主席绥靖主任陈仪，视人民为草芥，给福建省，特别是晋南侨乡，以极大的祸害。大量抓丁与敲诈勒索，就是祸闽害民的惨剧之一。爱国侨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与候西反先生来闽视察后，认为陈仪治闽“荷政猛于虎”。一面连续电告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等，指出陈仪治闽之种种“劣政”，和“闽省惨况”、“民不聊生”，请求解决；一面在返回侨居地时，沿途向广大侨胞“报告闽人惨状”，“陈仪祸闽害民”，倡议“积极救闽救乡”，等等。终于使陈仪滚出福建。“狗去猪来”，军阀官僚刘建绪继陈仪治闽，并没有什么积极改善。总而言之，抓丁派款无时停，百姓苦难数不清；怨声载道官不理，唯有解放见光明！
二、应征变成雇佣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实施所谓“公民兵役制”，规定应征对象与范围：凡满18岁的男性公民，有兄弟两人以上者，“三丁抽两，两丁抽一，单丁不抽”。令各乡镇保甲，编造花名册备查，依年龄分期抽签应征入伍。然而，由于政治腐败，“兵役制”却变为地方官吏贪污舞弊，勒索敲诈，鱼肉人民的借口。其做法大体是：
1、把“壮丁花名册”作为地方掌权者发财的“摇钱树”。谁花钱“买嘱”，便可暗中涂改年龄，或分户过房，使应征对象变为缓征，多丁之家变为免征之户。掌权者贪贿成风，遂使“抽签应征”的办法，变成“地头蛇”敲诈勒索百姓的借口。因此，百姓把“壮丁花名册”叫做“生死簿”，他的生死全操在掌权者手中！
2、以“雇佣顶替”，改变了“应征入伍”的办法。其做法有二：一是是按乡镇保甲村落，提出“应征”名额，各级可暗中层层“加码”，并采取集体或联合雇佣，其费用由各村落应征对象分摊负担。但各户款项，须交地方掌权者，统一“代办”，花钱多少，只有天晓得。其中分摊负担，还有因人而异。如所谓“龙房虎柱”的巨姓大户，可减少或全免负担；而弱房小姓，则不能少免，甚至程度不同的增加负担。二是由“中签壮丁户”，花钱自行雇佣。但自行雇佣，往往要受地方掌权者多方挑剔为难，因为掌权者捞不到油水。于是只得花钱重雇，麻烦更大。故有“了钱消灾，敬神无害”之说。一般人只好交掌权者“代办”，以图省事，少麻烦。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买卖壮丁的“交易场所”与“市价行情”，而地方掌权者，往往又是“壮丁交易所”的主人和交易中的“经纪人”。一些不务正业的“散仙”“歹儿”及赌徒，则视卖壮丁为“职业”，有先赌输而后卖，也有卖完了即输光。入伍不久，便逃回来再卖。英林有一个姓林的人就连续卖了六七次。但不少人也因此当了“替死鬼”，死在异地他乡。老百姓对这种人，认为是“赌博、浪荡买卖贼”，自作自受，不足怜惜。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家境贫困，谋生无路，告借无门，生活难熬而被迫卖身为“壮丁”的人，他们为着一家老少的活命，事出无奈。当其被捆缚送入伍时，父母妻儿，牵衣顿足，挥泪哭别的悲痛情景，实在令人心酸！
三、捆缚监禁如囚犯
国民党的军队，就是这样强抓乱抓或雇佣来的。抓上手后，先送到乡公所关禁，生活自理；然后用绳子捆缚，武装押送，如同罪犯。晋江的壮丁，大都先押送到泉州城内，集体关押在承天寺、开元寺或天公观，再经接兵部队，押送到仙游或邵武训练，然后押解到江西等地，补充到前线去。在训练中，被任意打骂体刑，接送时缚成一串走路，肩上还要挑重担，途中休息与大小便，都要先报告准许，方能集体起落行动；生活被层层克扣，伙食低劣，军衣破旧，形同“散兵游勇”，根本没有作战能力。
1940年10月13日，南侨代表陈嘉庚等回闽视察，途经仙游枫亭休息时，亲见“有军人押百余名壮丁，由旅馆前经过，该壮丁分数队，有七、八人、十来人为一队，俱用麻绳缚于臂上，牵连成队”。证实了陈先生在回国前之所闻，至此“乃信前闻不谬也”。
龙湖溪后村洪祖良，回忆他在1944－1945年于国民党莆永师管区接兵部队工作时说“晋江县壮丁被抓上手，便送到乡公所关押起来，然后由乡到区，由区到县，直到接兵部队，一路五花大绑，武装押解，形同囚犯……”
被铁链锁着的壮丁
四、路旁尸体无衣着
国民党的军队，就是这样强抓乱抓或雇佣来的。抓上手后，先送到乡公所关禁，生活自理；然后用绳子捆缚，武装押送，如同罪犯。晋江的壮丁，大都先押送到泉州城内，集体关押在承天寺、开元寺或天公观，再经接兵部队，押送到仙游或邵武训练，然后押解到江西等地，补充到前线去。在训练中，被任意打骂体刑，接送时缚成一串走路，肩上还要挑重担，途中休息与大小便，都要先报告准许，方能集体起落行动；生活被层层克扣，伙食低劣，军衣破旧，形同“散兵游勇”，根本没有作战能力。
1940年10月13日，南侨代表陈嘉庚等回闽视察，途经仙游枫亭休息时，亲见“有军人押百余名壮丁，由旅馆前经过，该壮丁分数队，有七、八人、十来人为一队，俱用麻绳缚于臂上，牵连成队”。证实了陈先生在回国前之所闻，至此“乃信前闻不谬也”。
龙湖溪后村洪祖良，回忆他在1944－1945年于国民党莆永师管区接兵部队工作时说“晋江县壮丁被抓上手，便送到乡公所关押起来，然后由乡到区，由区到县，直到接兵部队，一路五花大绑，武装押解，形同囚犯……。”
洪祖良回忆说“莆永师管区驻仙游，接到地方上交来的壮丁，原本应经过短期训练，才输送到前线去，交给作战部队，补充到前线作战。但实际上，一来就编成班、排、连单位，又实行集体关禁与看管，养下来待输送。1945年春，他亲送一批到江西去，从仙游出发，经永定、长汀到江西瑞金，步行二十余天，一天仅早晚两餐糙米饭，走五、六十里山路。军官为了赚钱，又怕新兵逃跑，把沿海贩来的私盐，分配给壮丁挑运，加上部队行李，人人肩上均有重担，行军时鱼贯而行，由荷枪实弹的武装押送。要休息，听命令，席地而坐，连大小便都得先报告，准许才能动，一到宿营地，又集体关押，武装看守，难得有逃跑出来的机会。如果说是押送新兵，不如说是押送盐贩子与罪犯。经过长途跋涉，一再折磨，即便体格健壮之人，没有中途倒毙，也已精疲力竭，熬成病夫。更糟的是少医缺药，得病等死。在路上曾发生过传染病，死亡不少，惨状难言。总之，被押送的壮丁，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折磨中，不少人就是枉死在关禁场所，或行军途中。这比古代犯罪，被官府判处发配充军的，还要惨酷得多……。”
邵武为闽北名城，李良荣师长，闽南壮丁二千余人集中在该处训练。主持者黄团长，向陈嘉庚先生承认“前者对壮丁待遇甚失妥，一经迫征，惨如入狱，甚为恐怖……。”陈经崇安途中，“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的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中逢相当平民，就强抓去抵额，将衣服再穿上，故在民众中，多有中年人失踪者。”为此，陈曾责问闽省主席陈仪：“自抗战迄今，闽省壮丁征调若干人？”答曰：“二十五万余人”。继问：“死亡及逃走者若干人？”再答：无登记故不知额数多少”。由此可见，军阀官僚政客的陈仪，是置闽省大批壮丁死亡于不顾。而对此极目惨状，百姓和新闻记者，则闻者摇头叹息，见者悲伤落泪！
五、千家万户走壮丁
“好男不当兵，好铜不铸钟”。这是广泛流传于晋江侨乡的谚语，说明百姓厌恶国民党兵的程度。因为“三年当兵，两年放鸭，回来连苍蝇都畏拍”，当了兵懒惰成性，无所作为，变成废人了。所以老百姓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肯让儿子或亲属去当国民党兵。而地方掌权者，征调不易，难以交差，便强抓乱抓入伍，谓之“抓壮丁”。因此，把晋江人民，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千家万户都在“走壮丁”。有“走得离，谢土地”之感叹。大抵走法有三：
一是：逃出国，到南洋。但当时沿海航线，已为日寇封锁，交通瘫痪，难于成行。因此，不少人改从陆路出发，翻山越岭，步行跋涉，跑到越南、缅甸去。
二是：逃到外乡，给人“招赘”或“顶房柱”，当长工等。改名换姓，被人视为是“卖大灯”，仅有四十多户的龙湖溪前村，外出被“招赘”的就有三人。赖厝侨属赖秀目，兄在印尼泗水，弟未及龄，但本人得负担“壮丁费”，还得变卖首饰家当，托人向保长说情，雇一名壮丁顶替，搞得倾家荡产，不得已同胞弟长期当长工与打杂渡活。
三是：摸索“壮丁期”的规律，就地周旋、回避，以闪“风头”。一般白天很少或不在家中，一有动静，相告奔跑；晚上上山过夜，睡于墓埕、蔗沟、菜园、林中。上山过夜有时会受到毒蛇猛兽的伤害，甚至于不幸丧命。如赖厝村民赖臭间，因“走壮丁”睡于小桥墓的石埕上，凌晨被银环蛇咬伤，立即回家后，便昏倒不省人事，上午十时许便死了！使人感到恐怖，提心吊胆过日子，百姓感叹说“狗吠心头惊，天光心才定”。
六、妻离子散有几多
国民党的抓丁勒索，在晋江，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据洪祖良对龙湖前溪村的统计，该村仅四十多户，二百来人，被抓丁入伍者六人，其中死于他乡者三人，带病返回死亡者一人，1949年生还的一人。被迫走出国到南洋谋生的八人，其中半数死于抗日战争中。被迫他乡外里求生的十多人，其中被“招赘”的三人。被雇壮丁入伍的三人，其中死一人。变卖房屋、产业、家具、首饰雇壮丁者六户。总共全村受害者达70%以上，其中死亡者九人。该村旅菲华侨洪源土，携眷归国时已三十多岁了，也得负担“壮丁费”，经济日益困难，只得变卖所有家产，交保长去代雇壮丁顶替。可是到1944年，被抓关禁，无钱可赎回或再雇人顶替，便被送“入伍”，从此无消息，后来传来消息，他是途中被折磨而死于异乡的。侨属洪祖良，弟兄三人，兄在南洋，二兄当自卫队二年，又雇壮丁代替了。但事隔二年，1943年在“抓逃兵”时，其母被抓到乡公所关禁，勒索去伪币1500元。
七、分赃不平“狗咬狗”
在“抽壮丁”、“抓壮丁”、“雇壮丁”、“走壮丁”，全都操在各乡镇长、保长、保队付、保干事手中，他们可以任意从中作弊，作梗、敲诈、鱼肉百姓，如多配名额，多抽少付，暗中抽头，借追逃兵，分户化名等等，大捞一把，暴发致富。百姓怯于权势，只好任其敲剥，“了钱消灾，免找麻烦”。
可是，地方掌权者，也有瘦狗与肥狗，饿狗与饱狗，大狗与小狗之分，他们在坐地分赃不平时，也会发生“狗咬狗”的争斗，甚至于财到眼红，你争我夺，互相残杀，闹出人命来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掩盖了事。石狮区英林乡溪后保保长洪××，与保干事陈××，在合谋贪污、分赃不平时，发生矛盾内讧。在一个黑夜里，洪保长突然被人“暗杀”了。案发后，陈保干事便“自告奋勇”，扬言“要到上级去报案”。可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群众议论纷纷，猜测洪保长被暗杀，同陈保干事逃脱不无密切牵连。
八、官家压迫民造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4年旧历五月，城南永丰乡清濛村一带，发生了一起侨眷妇女百人涌进泉州，向县长、专员“请愿”，就是这样。
经受八年抗日战争，特别是太平洋事变后，侨汇中断，经济破产，日食难度的晋江县侨眷、归侨，生活惨苦，是一言难尽的。例如御赐桥村周姓一族21户中，因生活所迫，卖儿鬻女的就有三户，内有一户卖掉两男一女，最后流落他乡，不知去向。在清濛、雁塔、下辇、里厝和御赐桥几个侨村，有的上山垦种砍柴，有的到城里学纺纱织布，有的当苦力挑“安海担”（即挑货物到安海），等等。早出晚归，劳累不堪，收入低微，生活难度。每百市斤“安海担”，肩挑一天，来回跑百余华里，工价仅18元，等于当时的一市斤大米价。由于体力消耗，物质生活低，折磨得面黄肌瘦，“吐血”、“闭经”的不少，“虚死”、“痨死”者两人。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四面碰壁”的地步。而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的抓丁派款，敲诈勒索，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过苦日子。但是物极必反，忍辱负重，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必然奋起反抗。永丰乡保长杨华宾，要强行征收免缓役税，适龄壮丁，每名要六千元(相当于三百斤大米)，未及龄和在南洋的华侨，每人也要三千元。若不按期如数照交，便要抓人、抢锅、封房子，侮辱谩骂、嘲笑，无所不用其报。清濛村侨属女青年郑玉珍，因侨汇中断，生活难度，辍学在家，在向保长郑成火为其15岁胞弟郑春草交涉“缓役捐”时，受到了无耻的嘲笑与辱骂，火冒三丈，联络了以老侨眷郭出娘等四人为骨干，发起百人以上侨眷妇女，涌进泉州城内，到晋江县政府行署“请愿”。保长郑成火、张东壁等人，先是采取“硬软兼施”，百般阻挠，后带打手一批，到新桥头，企图拦截进城请愿人群，但行人多势众，未敢动手，夹着尾巴溜走了。晋江县长吴德露、侨务局江局长，假装同情，令派个别代表，进行“谈判解决”。但没有头绪，事情又闹到专署，专员以“午睡休息”为由，拒不接见代表；不得已时，才由秘书长高名怀出面“接谈”，几经交涉，自觉理亏，抵赖不过，最后只好代表专员，“当场宣布废除征收未及龄及出洋华侨的壮丁免缓役捐与积谷”而告终。如果说是“请愿胜利”，不如说是官方有限退让。其主要原因是：一是侨眷妇女，二是人数众多，三是官方理亏，四是找上县长专员，对国内外已产生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宣布“废除”，把“请愿”人群打发走，可消除地方政府的被动局面，息事宁人。但是，对于作恶多端的乡镇保长，并不追查处理。故曰“有限退让”，并非官方“良心发现”，愿意“放下屠刀”。
在抗日战争中，晋江“抓壮丁”的惨痛历史，是人世间的一幕悲剧。它距现在70多年，大量的受害者及少数的掌权者几乎都已经过世，但当代人应了解并铭记这一史实，以史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