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假如亂世來臨，文人可以做些什麼？最有價值的事情，就是為人類的命運而哭泣。
漢獻帝初平三年（192），長安城始終沉浸在嗜血的狂歡中。這一年4月，以司徒王允為首的朝臣，成功挑動了幷州軍團與涼州軍團的矛盾。殘忍兇暴的董卓為呂布刺殺：
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群下所斫射死。暴卓屍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屍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資治通鑑》卷六十）
這一年6月，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率涼州軍團十萬餘人反攻長安：
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滿道……傕屍王允於市。（《資治通鑑》卷六十）
192年初的東亞世界
在兩場大屠殺之間，還有一位61歲老人死於長安的牢獄中。他是天文、歷算、音律專家，經學家、畫家、書法家，當代最傑出的碑銘聖手與辭賦作家、最淵博的歷史學家——蔡邕。
董卓死後，長安“百姓歌舞於道”，舉國上下都在歡呼偉大勝利的到來。蔡邕卻不懂“政治正確”，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觸怒了新一代執政者王允。身陷囹圄的蔡邕陳辭謝罪：
“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資治通鑑》卷六十）
蔡邕希望能夠苟且餘生，撰成漢史，卻加速了自己的死亡，王允說：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資治通鑑》卷六十）
史家貴“直筆”，掌握權力的人更在意
歷史記憶的“選擇性遺忘”，蔡邕必須死去。在生如朝露的漢魏之際，61歲足可稱為高壽；但亂世多故，壽則多辱，對於棲身於叢林世界的一代文宗，命運的笑容尤其詭異。
蔡邕早年生活的記錄很少，只知道他是一個大孝子，孝得驚天動地，“遠近奇之，多往觀焉”；還有就是愛讀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有名士風範，不急於做官。
漢桓帝延熹二年（159），與蔡邕同齡的年輕皇帝在5個宦官協助下發動政變，除掉了權傾朝野的外戚梁冀，洛陽內外一派除舊佈新之象。對於東漢名士集團而言，這卻是更糟糕的時代，皇權與世族、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愈加不可調和，“黨錮之禍”的大幕即將開啟。
這年秋天，蔡邕因名滿天下的音樂才能受到徵召進京，為滿朝新貴鼓琴。他心懷憂懼地啟程，在連綿不絕的淫雨中，一路躊躇到洛陽東面的偃師，還是忍受不住即將到來的羞辱，終於“稱疾而歸”。回到家鄉的蔡邕依然“心憤此事”，“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寫下文學史上的名篇《述行賦》。他首先描寫此行途經的歷史古蹟，想起那些莫衷一是的歷史事件，還有歷史中那些沉迷於“
權力遊戲”的人。在他看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1800多年前的詩人，也在叩問天地，“我身在歷史何處？”然後，他描繪了沿途的景色，“山岡紆連、溪谷杳明、崖壁嵯峨、深壑崢嶸，風雨之中難以攀越”，狂風呼嘯，烏雲四布，看不見前方的道路，就像時代的景象與個人的命運。此後，他開始抒發自己蘊蓄已久的憤懣：命僕伕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
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星集。
貴寵煽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
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
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
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
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
他尖銳批判權貴們的腐敗與傲慢，“他們對權力的貪慾非但永無止境，他們還會迅速鎮壓所有異議”（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蔡邕那一年的憤怒，身後知音不絕如縷。魯迅先生說：“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裡的《述行賦》，那些‘窮工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述行賦》是蔡邕的分水嶺，此後的人生選擇，多在逃離的路上。
此後12年，蔡邕隱於家鄉，“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幸運地躲過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的腥風血雨。
漢靈帝建寧三年（170），39歲的蔡邕第一次接受朝廷召喚，因為舉薦者是以“品題人物”聞名的司徒橋玄。蔡邕的主要工作是在國家圖書館——洛陽東觀校書，在紙張並未普及的時代，對於一個讀書人而言，那是多麼美好的歲月。這期間，蔡邕主持完成了一項宏大的文化工程——
熹平石經。熹平四年（175），鑑於當時儒家經籍因輾轉傳抄而多生謬誤，蔡邕和堂溪典等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至光和六年（183），共刻成46塊碑石，共20餘萬字，立於洛陽太學門外，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家意志下的標準化經典讀本。作為舉世公認的當代書聖，蔡邕親自用丹砂將經文書寫於石碑，再命工匠鐫刻，使熹平石經成為漢隸的楷模。歷史學家范文瀾說：“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石經是兩漢書法的總結。” 熹平石經殘石，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歲月靜好總是稍縱即逝，熹平石經還沒有全部刻成，蔡邕就一腳踏進權力的陷阱。光和元年（178），蔡邕捲入“鴻都門學”之爭。在一份奏疏中，他嘲諷了這一新建學術機構的官員粗俗淺薄、不學無術，進而批評了他們背後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團。第二次黨錮後，漢帝國處於持續性的強力維穩狀態，作為勝利者的宦官集團既緊張又瘋狂。蔡邕的奏疏觸動了他們敏感的神經，引來憤怒反擊，“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多虧良知尚存的宦官呂強營救，蔡邕被“減死一等”，流放至五原郡安陽縣（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的茫茫戈壁間。流放途中，宦官派出幾批刺客追殺，刺客們卻因蔡邕的高尚人格而止步；流放地的官員也不顧來自洛陽的密令，一次次保護蔡邕免遭毒害。9個月後，朝廷大赦，蔡邕獲准還鄉，卻在臨行時得罪了大宦官王甫的弟弟，他此時已如驚弓之鳥，只能亡命江海。
蔡邕流放地——今烏拉特前旗
此後12年，蔡邕依附姻親太山羊氏家族，避難在“疫氣流行”的吳郡（郡治今江蘇蘇州）。
漢靈帝中平六年（189），涼州軍閥董卓帶著他胡漢雜糅的虎狼之師進入洛陽，擅自廢立皇帝。董卓麾下都是好勇鬥狠的邊疆武夫，他需要與華夏文化精英合作，才能獲得執政的合法性。他首先為20年前遇難的黨錮名士平反，以此籠絡民心。蔡邕結束流亡生涯，剛剛返鄉，卻收到董卓的徵召令。他像30年前一般“稱疾不就”，董卓大怒：“你如不來，我立刻殺你全家。”年近花甲的蔡邕不再有逃亡的精力，被迫來到洛陽，甚為董卓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曆三臺”。在國家主義話語下，蔡邕委身董卓常被後世指摘為晚節不保；而在亂世流離的掙扎中，沒有更多理由去苛求個體生命的別無選擇。身為名累的蔡邕一生都在逃離，卻永遠跌落於歷史夾縫之中。
從20歲時起，蔡邕就開始為當朝名士撰寫墓誌銘，現存共41篇。每一篇文辭華美的墓誌銘，都書寫了墓主人曾經綻放的生命，也一次次模擬了對凡塵人世的優雅告別。最為後世推崇的，是建寧二年（169）所作《郭泰碑》。郭泰是天下士林領袖，名震京師，卻終身不仕：
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闢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蔡邕《郭泰碑》）
蔡邕曾和盧植說：“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碑銘裡的郭泰，如孤松般獨立，似鴻雁般自由，是蔡邕自我理想人格的投射，更是他終生無法實踐的逃離。
傅山書《郭泰碑》拓片
192年稍晚時分，蔡邕死訊傳至北海郡（今山東北部），經學大師鄭玄仰天長嘆：“漢世之事，誰與正之！”他知道，漢家400年“衣冠禮樂”已隨蔡伯喈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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