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假如乱世来临，文人可以做些什么？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为人类的命运而哭泣。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长安城始终沉浸在嗜血的狂欢中。这一年4月，以司徒王允为首的朝臣，成功挑动了并州军团与凉州军团的矛盾。残忍凶暴的董卓为吕布刺杀：
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为其群下所斫射死。暴卓尸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为大炷，置卓脐中然之，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资治通鉴》卷六十）
这一年6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率凉州军团十万余人反攻长安：
傕、汜屯南宮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傕尸王允于市。（《资治通鉴》卷六十）
192年初的东亚世界
在两场大屠杀之间，还有一位61岁老人死于长安的牢狱中。他是天文、历算、音律专家，经学家、画家、书法家，当代最杰出的碑铭圣手与辞赋作家、最渊博的历史学家——蔡邕。
董卓死后，长安“百姓歌舞于道”，举国上下都在欢呼伟大胜利的到来。蔡邕却不懂“政治正确”，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触怒了新一代执政者王允。身陷囹圄的蔡邕陈辞谢罪：
“身虽不忠，古今大义，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资治通鉴》卷六十）
蔡邕希望能够苟且余生，撰成汉史，却加速了自己的死亡，王允说：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资治通鉴》卷六十）
史家贵“直笔”，掌握权力的人更在意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蔡邕必须死去。在生如朝露的汉魏之际，61岁足可称为高寿；但乱世多故，寿则多辱，对于栖身于丛林世界的一代文宗，命运的笑容尤其诡异。
蔡邕早年生活的记录很少，只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孝得惊天动地，“远近奇之，多往观焉”；还有就是爱读书，“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有名士风范，不急于做官。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与蔡邕同龄的年轻皇帝在5个宦官协助下发动政变，除掉了权倾朝野的外戚梁冀，洛阳内外一派除旧布新之象。对于东汉名士集团而言，这却是更糟糕的时代，皇权与世族、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愈加不可调和，“党锢之祸”的大幕即将开启。
这年秋天，蔡邕因名满天下的音乐才能受到征召进京，为满朝新贵鼓琴。他心怀忧惧地启程，在连绵不绝的淫雨中，一路踌躇到洛阳东面的偃师，还是忍受不住即将到来的羞辱，终于“称疾而归”。回到家乡的蔡邕依然“心愤此事”，“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写下文学史上的名篇《述行赋》。他首先描写此行途经的历史古迹，想起那些莫衷一是的历史事件，还有历史中那些沉迷于“
权力游戏”的人。在他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800多年前的诗人，也在叩问天地，“我身在历史何处？”然后，他描绘了沿途的景色，“山冈纡连、溪谷杳明、崖壁嵯峨、深壑峥嵘，风雨之中难以攀越”，狂风呼啸，乌云四布，看不见前方的道路，就像时代的景象与个人的命运。此后，他开始抒发自己蕴蓄已久的愤懑：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
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
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
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
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
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
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
他尖锐批判权贵们的腐败与傲慢，“他们对权力的贪欲非但永无止境，他们还会迅速镇压所有异议”（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蔡邕那一年的愤怒，身后知音不绝如缕。鲁迅先生说：“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述行赋》是蔡邕的分水岭，此后的人生选择，多在逃离的路上。
此后12年，蔡邕隐于家乡，“闲居玩古，不交当世”，幸运地躲过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腥风血雨。
汉灵帝建宁三年（170），39岁的蔡邕第一次接受朝廷召唤，因为举荐者是以“品题人物”闻名的司徒桥玄。蔡邕的主要工作是在国家图书馆——洛阳东观校书，在纸张并未普及的时代，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这期间，蔡邕主持完成了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
熹平石经。熹平四年（175），鉴于当时儒家经籍因辗转传抄而多生谬误，蔡邕和堂溪典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至光和六年（183），共刻成46块碑石，共20余万字，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意志下的标准化经典读本。作为举世公认的当代书圣，蔡邕亲自用丹砂将经文书写于石碑，再命工匠镌刻，使熹平石经成为汉隶的楷模。历史学家范文澜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熹平石经残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岁月静好总是稍纵即逝，熹平石经还没有全部刻成，蔡邕就一脚踏进权力的陷阱。光和元年（178），蔡邕卷入“鸿都门学”之争。在一份奏疏中，他嘲讽了这一新建学术机构的官员粗俗浅薄、不学无术，进而批评了他们背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第二次党锢后，汉帝国处于持续性的强力维稳状态，作为胜利者的宦官集团既紧张又疯狂。蔡邕的奏疏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引来愤怒反击，“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多亏良知尚存的宦官吕强营救，蔡邕被“减死一等”，流放至五原郡安阳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茫茫戈壁间。流放途中，宦官派出几批刺客追杀，刺客们却因蔡邕的高尚人格而止步；流放地的官员也不顾来自洛阳的密令，一次次保护蔡邕免遭毒害。9个月后，朝廷大赦，蔡邕获准还乡，却在临行时得罪了大宦官王甫的弟弟，他此时已如惊弓之鸟，只能亡命江海。
蔡邕流放地——今乌拉特前旗
此后12年，蔡邕依附姻亲太山羊氏家族，避难在“疫气流行”的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
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凉州军阀董卓带着他胡汉杂糅的虎狼之师进入洛阳，擅自废立皇帝。董卓麾下都是好勇斗狠的边疆武夫，他需要与华夏文化精英合作，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他首先为20年前遇难的党锢名士平反，以此笼络民心。蔡邕结束流亡生涯，刚刚返乡，却收到董卓的征召令。他像30年前一般“称疾不就”，董卓大怒：“你如不来，我立刻杀你全家。”年近花甲的蔡邕不再有逃亡的精力，被迫来到洛阳，甚为董卓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書。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在国家主义话语下，蔡邕委身董卓常被后世指摘为晚节不保；而在乱世流离的挣扎中，没有更多理由去苛求个体生命的别无选择。身为名累的蔡邕一生都在逃离，却永远跌落于历史夹缝之中。
从20岁时起，蔡邕就开始为当朝名士撰写墓志铭，现存共41篇。每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都书写了墓主人曾经绽放的生命，也一次次模拟了对凡尘人世的优雅告别。最为后世推崇的，是建宁二年（169）所作《郭泰碑》。郭泰是天下士林领袖，名震京师，却终身不仕：
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举有道，皆以疾辞。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蔡邕《郭泰碑》）
蔡邕曾和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碑铭里的郭泰，如孤松般独立，似鸿雁般自由，是蔡邕自我理想人格的投射，更是他终生无法实践的逃离。
傅山书《郭泰碑》拓片
192年稍晚时分，蔡邕死讯传至北海郡（今山东北部），经学大师郑玄仰天长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他知道，汉家400年“衣冠礼乐”已随蔡伯喈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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