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当地时间4月30日下午，英国举行例行新冠疫情发布会。发布会上，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向媒体和公众展示并介绍了感染率数值R这一指标的视频。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随后确认，英国目前疫情感染率R的数值介于0.6~0.9之间，英国疫情已过峰值。
在之前的文章《新冠病毒R0上调至5.7，群体免疫终成泡影》里，我们也解释了R0与传染病传播之间的直接联系：当R0大于1的时候，传染病会迅速传播开，变得流行，如果不防控，就会指数增长；R0等于1的时候，传染病是地方性的（endemic），可控的，与人群长期存在；而只有R0小于1的时候，传染病才会因为无法传播开而逐渐消失。
正因为英国疫情感染率R的数值介于0.6~0.9之间，才有了“已过峰值”的结论。对于全球抗疫进程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回顾英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数月历程：自1月21日英国发现第一例英国人在海外疑似感染新冠以来，英国抗疫先后经历了群体免疫引起舆论哗然；到查尔斯王子被检测阳性，首相染病，英国防疫政策再升级；再到首相鲍里斯康复后，首次发表“救人第一，不能再让疫情失控”的演讲。截止日前，英国感染累计超18万，死亡累计2万以上。
可以说，英国的抗疫经历波折又艰辛，但当我们回顾时间节点的每一个事件，从群体免疫入门到群体免疫入土，历史总是在螺旋式上升中给人以启示。
时机不可误
英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开始策略为“遏制--延迟--缓解--研究”。三月初，新冠疫情在英国加速扩散之际，政府宣布抗疫从遏制进入延缓阶段，但在行动上几乎没有新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遏制疫情的时机。
虽然学校组织的出国旅行活动一律取消，已经有疾患的老年人不被建议去乘游轮。但许多人期盼、呼吁的取消大型公众活动和关闭校园等抗疫“硬”措施却都不在决策之内，因为“时机不妥”。
首相约翰逊强调，采取防疫措施，时机的把握很重要。约翰逊说，根据科学和医学顾问的意见，英国目前不需要关闭学校，也不必取消大型公众活动，比如体育赛事，这些都是多中因素权衡之后的决定。
英国专家评估意见是倘若采取这些措施弊大于利，那么这些措施就是不合时宜的。正如政府首席医疗顾问说，抗疫是持久战，过早采取这类措施容易让民众产生心理倦态和疲劳，不利于抗疫，也未必能击中疫情要害，反而徒增其他负担。
普遍的理解是一旦进入延缓阶段，就需要开始采取“社会疏离” 措施， 包括取消大型活动、关闭校园、鼓励和建议雇主允许员工在家远程工作等。
但英国在延缓阶段的措施却并未起到积极作用，没能把握遏制疫情的优良时机，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被疫情追着摁在地上摩擦。从英国疫情的走势图来看，很快，英国就将迎来疫情的上升期。
在新冠世界大流行时，我们往往会将其与过往疫情的大流行作对比。1957年亚洲流感，全球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英国直接死于这种病毒的至少1.4万人，900多万确诊病例，得到治疗的有550万人。英国经济陷入衰退。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伦敦的世界流感研究中心（World Influenza Research Centre，缩写WIRC）已经和全球各地的实验室组成了一个研究、跟踪、监测病毒的网络。
1957年初夏，"亚洲流感"开始在英国蔓延。第一例感染病例出现在6月下旬，8月份疫情大爆发，数周内扩散到全国各地，无处幸免。10月中旬疫情触顶，当年冬季又出现有限的反复。
亚洲流感病毒的主要感染人群年龄在5-39岁，其中将近一半是5-14岁未成年人。当时，英国对亚洲流感没有大致统一的治疗方案，各地的社区诊所自行其是。当时主要就是用抗生素，但后来发现没有针对性地用抗生素其实并无好处。
英国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PHLS) 负责核对各种传染病个案，然后把流行病和疫情状况通知医院、诊所和医生。皇家全科医师学会（RCGP）的流行病观察科也有类似职能。
1957年秋，亚洲流感进入英国一段时间之后，PHLS负责人麦克唐纳（J Corbett McDonald）致函RCGP流行病观察科科长华生（Ian Watson），抱怨两家在疫情爆发时都没有展开大型研究项目，后来的深入研究因此较为有限。
麦克唐纳叹息，虽然西班牙流感之后有30多年时间为应对下一次流行病大爆发做好充分准备。但事实证明，大家还是很被动，事先没有计划，结果临阵磨枪，仓促应对， 只能祈望一线医务人员抓住时机，最后有足够的资料对发生的疫情做出充分的解释。
相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亚洲流感，现代性的医疗设备和流行病研究都已有了质的飞跃。但许多时候我们依旧没能够在流行病流行的第一时间把握住时机，以至于只能被动遏制疫情。
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面对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把握时机，谨慎防备，未雨绸缪，对结果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大流行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疫情大流行，确诊病例持续高速上升时，医疗资源往往出现挤兑的现象。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在疫情中的承受力也备受关注，NHS是公立医疗系统，但由于快速增长的病例，却面对没有足够的病床，尤其是ICU（重症监护室）的压力。
三月初时，《每日邮报》报道，由于NHS床位和设备短缺，医院只有35张重症监护病床，老弱病人将得不到重症护理。 2009年猪流感疫情时，每个医生都有外科口罩，但现在医护人员在治疗时却需要共用口罩并进行清洗。
基于此，大流行疫情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资源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转换思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一篇文章中，一线医生提出了防控疫情的反思，即应选择以社区为中心的医疗防护举措。 Covid-19的解决方案须针对所有人，不能只有针对医院。当医院远超负荷时，疫情也将无法控制。
西方医疗系统是基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概念而建立的，而应对流行病需要的是转换观念，转为以社区为中心。当医院迅速被已感染的患者填满，就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主要载体，推动病毒向未感染者传播。患者的运送由当地响应团队负责，当救护车和急救工作者迅速变成病毒携带者后，也将造成疫情的传播。卫生工作者中有无症状的携带者或未得到监控的病人，他们中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一部分人可能得不到及时救治，届时又会增加前线应对人员的压力。
避免这场灾难，只有大规模部署医疗外展服务才可能实现。大流行病的解决方案须针对所有人，不能只有针对医院。而家庭护理和流动诊所可以避免非必要活动并减轻医院压力。
早期氧疗、脉搏血氧仪和营养品可配送至轻度和康复期患者家中，在充分隔离的情况下建立起覆盖范围广的医疗健康体系，并利用新型远程医疗工具。
这一方法会将住院人员控制在一定严重程度的目标群体中，从而减少传染几率，保护患者和医护人员，并最大程度地减少防护设备的消耗。
此次疫情暴发不仅仅是重症监护过载，它更是一次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危机，需要社会学家、流行病学、物流、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
冠状病毒是富人的埃博拉病毒，需要跨越国界的协同合作。它的致命性虽然不是太高，但传染性却极强。当一个社会的医疗化、集中化程度越高，病毒的传播就越广。
在全球性的抗疫进程里，我们有合作也有对抗，但任何一次的全球性事件都给我们带来足够深刻的启示。从经济到社会层面，疫情对个人的要求比选择一个正确的立场要大得多。它要求人们对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保持十足的谦卑、敬畏，准备好为它做出改变。
瘟疫之所以为瘟疫，是因为它普遍瓦解了我们。就像各式各样的“民主”在疫情中不再是政治概念而都化为不同国家的“紧急状态”一样，病毒胁迫着我们重新去审视我们。这个社会仍在文明的进程里，未来的文明是什么，怎么做，我们依旧需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