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橫掃全球，人們都在關注病死人數。其實，瘟疫對生命的損失不僅僅因為“致死”，更在於“妨生”，即會導致生育率下降。
這是一種神秘的對稱：導致死亡人數大幅增加的事件，也往往導致更少的受孕，從而使得九個月後的出生數下降。
這是有事實為證的。800萬人口的愛爾蘭在1845-1849年大饑荒期間，不僅餓死了一百多萬人，也少生了30萬人。1866-1869年的饑荒導致芬蘭、瑞典的生育率從1865年的4.8、4.6降至1868年的3.4、3.9。
1889年法國流感，讓生育率從1888年的3.16下降到1890年的2.95。1918年美國流感造成67.5萬人死亡，生育率從1917年的3.33降至1919年的3.07，少生了約30萬人。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也導致西非的生育率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英國、德國死亡了4.3%、2.0%、3.9%的總人口，生育率也從1913年的2.47、2.93、3.52下降到1917年的1.34、2.10、2.51。慘烈的蘇德戰爭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也導致蘇聯的生育率從1941年的4.6降至1943年的1.68，德國的生育率從1941年的2.25降至1945年的1.53。
我們來看疫情下的“生命核算”。1918年的流感對生育率的影響相對較小，是因為次生災害輕。當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政府不可能重視遏止疫情;預期壽命短，沒有現在這麼惜命;農業人口比例高，沒必要隔離;工人沒有病假和失業保險，停工就沒有了生活來源。因此當時沒有停工和隔離，對國際貿易、零售、鐵路客運和股價幾乎毫無影響。
1957年的亞洲流感，在美國剝奪了10萬人的生命，但是同樣由於政府拒絕採取社交隔離措施，對經濟和生育率都沒有太大影響。
而這次新冠病毒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將介於2008年金融危機和1929-1933年美國大蕭條之間。大蕭條期間，美國經濟負增長，高失業率，結婚率下降，生育率從1928年的2.66降至1933年的2.17。
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在兩年後就恢復了，但是對人口的影響卻延續至今。1989-2007年美國的生育率穩定在2.0-2.1，但是下行勢能很大。金融危機臨門一腳，將生育率踢下懸崖，從2007年的2.12跌到2018年的1.73。2008年成為了歷史性拐點。
這次新冠疫情可能將導致2021年美國的生育率降至1.6，少生約20萬人，超過直接剝奪的生命數。
新冠病毒傳染性強、病死率不算低，如果坐視不管，必然引發經濟危機、社會動盪、生育率下降。因此抗疫和生產需要精細的平衡，避免雙重的“生命損失”。
這次儒家地區對疫情控制得比較好，是因為東方社會普遍尊重權威、服從性好，因此積極配合政府的抗疫;出於“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心理，普遍戴口罩;也是因為對生命的終極意義與西方人認識不同。
西方認為人死後會進天堂，從“此岸”到“彼岸”，因此對生死看得相對較開，崇尚“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而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沒有“彼岸”，更珍惜生命，因此嬰兒死亡率低、預期壽命長。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的預期壽命分別為84.1歲、84.8歲、84.7歲，而美國、歐盟、印度、拉美分別只有78.5歲、81.0歲、69.2歲、75.3歲。
但是這種生死觀的另一面卻導致生育率低、老齡化嚴峻，因為生死相依，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命與生育率的相關性非常強。2005-2018年的總和生育率，日本、韓國、新加坡華裔、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分別只有1.39、1.17、1.09、1.11、1.12，而美國、歐盟、印度、拉美分別為1.92、1.57、2.45、2.18。
2020年中國大陸的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相當於中國臺灣、韓國的2004年，婦女初婚年齡則相當於中國臺灣、韓國的2005年，而離婚率和避孕率比臺、韓更高，生育意願則更低。目前中國大陸的理想子女數只有1.7-1.8個，而臺、韓還有2個。
受疫情影響，2020年中國停工了兩個月，對經濟造成巨大的影響，這可能導致家庭收入減少、失業率提高，不但降低養育能力，還降低結婚率、推遲婚育年齡。事實上，近幾年來，生育率下行的勢能本就不小，而疫情又加劇了這一勢頭。
疫情過後，中國或需要立足於民族的長遠，出臺有利於提振生育率的休養生息政策。
（作者系醫生、人口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易富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