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善恶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孟子曾立足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光明面，提出了性善论；而比他稍晚的荀子，则指出每个人都有“好利”、“疾恶”以及“耳目之欲”的本能，认为追求利益、厌恶他人和充满欲望乃是人性之所在，倘若不及时用礼义来教化人心，那么人与人之间必将相互争斗。
荀子的弟子韩非也继承了老师的思想，认为人性是自利的，不同的是他主张用赏刑与法度来取代礼义，对人性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法家看来，法度与绳墨是规范人性的东西，也就是司马迁说的“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能够遵循法律来纠正人性之恶的官吏便被称为“循吏”。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法度与绳墨却变成了助长人性之恶的工具，许多官吏利用法令来罗织犯人、陷害政敌，刑罚又十分严酷，故而被称为“酷吏”。
二十四史里，基本每一部都列有《酷吏传》，里面集中地展现了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人性可以阴暗的何种程度。其中在武则天统治的前期，吏治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来俊臣这样的人物。他生前残害无数忠良，死后又留下了一部《告密罗织经》，成为分析人性之恶的绝佳材料。阅读这本书不是要让我们去学习酷吏的价值观及行为做法，而是要弄明白他们究竟恶在何处，以便能够在直面恶的同时，在良心中测量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循吏”用法令来惩恶，“酷吏”擅法令以作恶
来俊臣与《告密罗织经》的由来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刚登基的时候，就受到了大批唐朝旧臣的反对，朝野上下都不得人心。为了维护统治，她特别倚重酷吏集团，利用他们来剪除李唐宗室、清洗官场旧员，制造恐怖的氛围，以便震慑人心。
自从徐敬业起兵造反后，武则天日益怀疑身边的人都想谋害自己，便大开告密之门，规定只要是有密可告者，都可以骑上官府的驿马，亲自到武后面前告发。只要所言属实，或者称了武后的心，告密者便可得到官做，即使所告的事情不实，也不会追究其责任。一时间“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在众多告密者里，有两个人最为著名，一个是周兴，另一个是来俊臣。他们秘密组织了一个多达数百人的告密组织，专门做罗织政敌罪状的勾当。其中来俊臣与万国俊还合写了一本《告密罗织经》，详细地向下属传达如何告发罪犯、罗织罪名的办法。他们还发明各种残酷的拷讯刑罚，取名为“定百脉”、“死猪愁”、“求破家”和“突地吼”等。
周兴自幼熟习法律，屡次参与决狱，妄杀数千余人。武则天登基后，看中了他残酷的办事风格，提拔为尚书左丞。他曾主导多场大案，迫害死无数官员。天授二年，有人告发周兴与丘神勣通谋，武则天便秘令来俊臣进行审讯。有一天，来俊臣正与周兴同桌对食，他故意问周兴说：“囚多不承，当为何法？”
周兴回答道：“此甚易尔。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
来俊臣受到这个恶人前辈的点拨，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堂中置一大瓮，四周烤起火把，对周兴说：“有内状推史，请兄入此瓮”。周兴顿时惶恐，叩头服罪，这便是请君入瓮的典故。对来俊臣这种擅长告密的大恶人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清人性中的阴暗之处，另一方面也能惊醒我们，知道自己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来俊臣黑吃黑，以恶制恶
《罗织经》对人性本恶的判断
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故而需要通过观察来加深对人性的认知。《罗织经》的首篇便是《阅人》，阐述了来俊臣对人性的判断。
《罗织经》承袭了荀子与韩非的观点，认为“人者多欲，其性尚私”，肯定了人因充满欲望而自私自利的本性；同时它又说“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通过矫饰与伪装来掩盖自己邪恶的本性，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安分的样子。百姓害怕遭受刑罚，官员担心不慎遇祸，所以都会收敛言行，隐藏得很深，导致我们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所以说“人心多诈，不可视其表。”
为此，告密便成为一种必要。通过听取告密者的资讯，我们才能准确知晓一个人内心中的真实想法，弄明白他是假意奉承还是真心追随——《罗织经》认为告密是掀起虚伪面纱、窥视人性不可或缺的手段。
身处于虚伪的人群之中，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告密来刺探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又要树立起“
信人莫若信己”的观念，懂得加强防备，通过不信任所有人来规避任何可能的告密者，以免自己的本性被暴露出来。这个世道，君子们都很爱惜名声，小人们则以利益为重。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名声不显著，毁谤就不会接踵而来，所以小人们能够闷声发财，日益爬上高位；而君子们却疲于应对世俗的攻击，很快就会被庸众给搞垮。因此，懂得处世之道的人都要以“弱则保命，不可作强；强则敛翼，休求尽善”为原则，不要强出头，也不需善恶分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
坏人心术之权谋书
显然，《罗织经》把武则天大兴吏治的那段历史当做了分析人性的背景，并且认为所有时代都这样，总是懂得自私自利的小人才能得志，而匡扶正义的君子必然遭殃，并说这就是世道。但是，它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把某一段特殊的黑暗历史时期当做了所有时代的共性，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周易》有“否”“泰”二卦，认为君子与小人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朝政浑浊时，小人会混得好些；在政治清明时，只有正人君子才能得到重用。其次，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多变的，我们无法根据某人在某时某地某种情况下说的某句话来判断他的一贯想法，他可能只是一时口嗨，并不能说明什么，更不能由此而给他定性。
最后《罗织经》判断人性本恶，认为谁都不可信，所以才需要用告密来刺探人心。这便是把告密者当成了一个例外，我们既然觉得任何人都不可信，为什么唯独去相信告密者呢？难道告密者是唯一的那个善良之人，他不会说谎、没有私心，总是实情相告吗？
《罗织经》站在告密者的立场，把自己说成唯一可信的例外
《罗织经》里媚上欺下处世法则
这个社会恶人多而善人少，我们生活在其中，如果还坚持善恶分明的原则，必将惹祸上身。因此，《罗织经》要对善恶进行重新定义，它说：“恶无定议，莫以恶为恶者显；善无定评，勿以善为善者安。”既然善恶都是相对的，那么就不应该忌讳世俗所谴责的恶行，能够不在意恶评的人才能够扬功显名；同样，不执著于善名、不积极匡扶正义的人也才能活得安稳，不卷入危险之中。
这个社会分为许多层级，除了最底层和最顶层之外，每个人都生活在上下层之间。上层的人掌握权力，决定了下层人的地位。生活在团体里，只有与上级搞好关系，才能得到恩宠，进而提升自己的阶层；下级则会威胁到我们的地位，如果不能驾驭他们，就会被其篡夺和取代，使自己往下跌。因此，处世的关键在于如何讨好上级和怎样驾驭下级。
《罗织经》认为要与上级始终步调一致才不会被其嫌恶，能够免除祸患。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时刻保持
忠顺，而且要做到“顺不避媚，忠不忌曲”。混得好的人，懂得揣摩上司的心理，并顺着他的意思办事；愚直者喜欢固执己见，逆着上级的意志去直言进谏，所以不得晋升。一个人的荣辱地位都是上级给的，要想做人上人，就不应在乎世俗的评价，甚至要做到“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的地步。至于下级，那就要用威权来压制他们，使其畏惧而不敢有妄念。对于上级来说，与其让人爱戴，不如令人畏惧。因为爱戴是建立在施舍恩惠之上，一旦哪天施舍不到位，爱戴就会转变为轻蔑，甚至是觊觎；而畏惧却不需如此，只要鞭子甩得足够高，恐惧之心能常在，便无人敢怀有异心了。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
《罗织经》里对敌人构陷的手段
“人皆有敌也”，所谓的“敌”就是与我们存在利害冲突的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当有人来妨碍或者直接损害到我们的利益时，敌对关系就建立了。
《罗织经》认为社会的公敌不一定是我的敌人，例如某地的一个杀人犯，他并未直接触犯到我的利益，跟他较量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私敌转化为国家的公敌，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消灭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据法令来罗织他的罪名。其中，上级的权力是最可靠的力量，而上级最痛恨的就是被欺骗与背叛。来俊臣说：“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只要抓住一个人的把柄，诬陷他背君叛国，就可以借助上级与法令的力量来将其处死。
《罗织经》直言不讳地说：“人皆可罪”，只要通过残酷的审讯，就可以编造出敌人的罪名。因为任何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以只需逮住一个不经打的，便可供出所有人的罪名，先坐成其罪，然后再借助别人的权力来将其清除掉，这招曾被来俊臣反复使用，而且屡试不爽，直到遭遇了太平公主，才因疏不间亲而失败。
来俊臣因诬陷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才被武则天处死
结语：敢于直面罪恶才能认清人性之恶
周兴与来俊臣也像荀子和韩非一样，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但他们不是用礼义或法度去纠正人性之恶，反而借助法令来助长自己的罪恶。他们承认人性本恶的目的不是为了杜恶，而是更加大胆、问心无愧地去作恶。
《罗织经》是一个告密者写的自白书，是对罪恶价值观的坦白，它充分地将人性之阴暗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我们分析这本书，不是为了教人作恶，而是要弄明白作恶的手段，以便用来抵御恶人的进攻。
当我们读完这本书后，还需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着类似的观点或者相同的做法。通过直面罪恶、认识罪恶来评估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究竟还有多远，如果人的本性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去作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