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人情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做什麼事都要依靠關係，沒有關係可能寸步難行。關係和人情靠什麼來維繫呢？靠禮物。饋贈禮物既便於傳達人情，又可以拉近關係。禮物有很多種，書畫作品其一也。
以書畫作為“雅賄”由來已久。早在唐代，進獻書畫就是求官的捷徑。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載：“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賁。……時有潘淑善，以獻書畫，拜官。”元代的李秉彝，做過兩浙轉運使，“歷官有剛介惠績。傳稱有人求吏，以東坡、穎濱二先生手寫奏議三十冊賂之。”
沈 周（1427—1509） 行書落花詩扇面
明代不僅官俸微薄，而且還常常難以兌現。故有長物之好的官吏要獲取值高價昂的書畫，不可能花費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貪腐得來的灰色收入，或者依靠下級官史與商賈的直接饋贈。收受書畫比直接收受財物要安全得多，書畫價格的模糊性保證了它的安全性。再則，明代書畫是可以充當俸銀的，皇帝曾多次將內府所藏書畫折成俸祿，分封大臣，以補國庫之需。既然可以充當俸銀，自然也可以充當禮金。於是，名家書畫成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賄”蔚然成風。
沈 周（1427—1509） 《聲光帖》
成化時，蘇州籍名臣吳寬位高權重，他與畫家沈周交誼甚厚。沈周經常有作品贈他，他也投桃報李，在沈的畫作上題詩，以為之延譽。一來二往，社會上都知道吳寬喜歡沈周的畫作。於是，沈家便求畫者踵門，讓沈周不堪其苦。可以說，正是因為當權者的愛重，沈周的畫作才獲得了廣泛的社會認可，“近自京師，遠至閩楚川廣，無不購求其跡，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
吳 寬（1435—1504） 行書吾愛孟夫子橫幅
嘉靖年間，嚴嵩官居首輔，位極人臣，權傾朝野，勢焰張天，又聚賄不止，時人謂之“錢癆”。他和養子嚴世藩嗜好書畫，下級官吏便窮搜宇內，投其所好。為了向嚴氏父子獻媚，中書舍人羅龍文不惜白銀千兩從文徵明手中購得唐代書法家懷素的《自敘帖》。浙江總督胡宗憲也以數百兩白銀的高價從仁和丁氏手中購得《越王宮殿圖》、從錢塘洪氏手中購得《文會圖》進獻。嚴世藩垂涎吳城湯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圖》，立即有官吏為他收羅。
張居正（1525—1582） 行草扇面
有明一代，張居正不算貪官。他死後兩年，萬曆皇帝抄了他的家，“所蓄不及十萬”，據說還是家屬所斂。遼帥李成梁封伯時，為了感謝他，送他萬兩白銀千兩黃金，被他婉拒。但對於書畫這種價格模糊的雅賄，他似乎並不拒絕。王世貞和他有同年之誼，想做尚書，送了他許多禮物，其中就有一件極為名貴的古人法書。
以書畫做禮品，為饋送行為塗上了文雅的保護色，送者安心，受者坦然。歸根結底，雅賄也是一種交易。來而不往非禮也，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回報的形式和內容因人而異，但求取回報是雅賄的出發點，更是雅賄的實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