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被界定為一種強烈的感覺或“有別於理性和知識的本能感覺”，在以往經常被視為非理性或原始本能的產物。然而當代神經科學的相關研究證實，人類大腦在做決定時，認知與情感往往同時作用，相互影響，密不可分。這一發現意味著，強烈的情感，諸如憤怒、恐懼、希望或厭惡等也同樣塑造人們的選擇結果。事實上，“通過研究情感會有助於我們澄清人們的行為動機，搞清楚是什麼激發了人們的行動以及哪些要素影響了人們的決策”。因此，作為決策過程中與理性相互作用的要素，情感不應被簡單地略過。
受到上述研究成果推動，一場廣泛的“情感轉向”運動已經波及包括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在內的諸多學科。在國際關係領域，近年來一批學者也開始關注情感因素對外交決策的影響。弗蘭克·科斯蒂格里奧拉指出，喬治·凱南對蘇聯的複雜情感在冷戰之初加劇了美蘇關係的惡化；威廉·里奧格蘭德也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末古巴革命政權決定採取所謂“嚴重威脅”美國利益的政策前，對菲德爾·卡斯特羅革命言論的極大反感，使美國當權者先入為主地判斷其無法與古巴新政權和平共處；另一位學者芭芭拉·凱絲認為，儘管20世紀70年代亨利·基辛格表現得像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但他也有“好發脾氣、嫉妒心強和自我懷疑”的另一面。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蘇聯的行為給基辛格造成的強烈“背叛感”，成為推動美蘇對抗升級的催化劑。
近年來，學者們還從情感視角對一戰前夕英國政府的重大決策進行了研究。眾所周知，在經歷1914年8月2日英國內閣激烈爭論後，不列顛一改以往消極對待巴爾幹爭端的做法，最終做出參戰的重大決定。究其原因，已有研究要麼將其視為英國決策層將英法協約付諸實踐的產物，要麼認為它反映出英國像一個世紀前對抗拿破崙歐洲霸權野心那樣，為反對德國稱霸歐洲圖謀而戰。在相關探討中，情感因素雖也被提及，但影響完全被侷限於大眾情緒層面。然而，一旦涉及決策者本身，相關論著無一不是以理性決策的調子來定位英國決策的過程與結果。
仔細解讀相關文獻，我們會注意到強烈的情感滲透其間：在戰爭危機臨近之時，一方面，英國政府連日召開會議磋商對策無果，決策層身心疲憊，政府因承受巨大內外壓力幾乎完全分裂：主戰派代表人物海軍大臣丘吉爾變得既“好鬥”又“不負責任”，使其提前動員了皇家海軍；“不干涉”派首領財政大臣勞合·喬治則顯得搖擺不定和易怒；而贊成和平主義路線的一批官員因擔心英國捲入歐戰而時時流露出悲觀、絕望情緒，甚至為此打算辭職；即使是其他留任內閣閣員，也因對英國（可能做出）的參戰決定持懷疑態度而惴惴不安。失眠、消化不良、過度焦慮等症狀幾乎成為困擾大多數政府要員的“流行病”，人人都因能否避免戰爭前景而備受煎熬。
另一方面，面對危局，包括首相阿思奎斯、外交大臣格雷在內的英國核心領導成員表現出強大的情緒控制能力。首相阿思奎斯在內閣會議上不動聲色，以低調默許的方式批准了丘吉爾動員皇家海軍；面對勞合·喬治等人的反戰抗議時，首相只是耐心聆聽，“一語不發”，不予置評；在英政府內部為參戰與否進行激烈辯論之時，首相主持的休憩活動仍能照常舉行，他從容不迫與泰然處之的態度造就了某種“令人愉悅的氛圍”。整個危機期間，首相阿思奎斯的個人魅力——沉著、耐心、靈活與高情商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時成為其同胞所稱道的“國家財富”。
與阿思奎斯相仿，外交大臣格雷的冷靜和責任感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據同僚回憶，作為持續承受重壓的英國外交部掌舵人，一直以一絲不苟、嚴肅認真態度而著稱的格雷在對待事態發展時表現得異常老練、冷靜。人們注意到，危機雖使格雷“看起來比一個月前似乎衰老了十年”，但他仍能做到舉重若輕、安之若素——不僅始終衣著樸素得體，甚至有時還會在內閣激烈爭論間歇抽出一個小時到動物園觀察鳥類，從而向外界展現出一位國務活動家良好的修養與情緒自控能力。究其原因，也許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提及的那樣，“戰事臨近雖令人緊張，然人在其位便應履行職責”。
對於那些因政見不和而可能辭職的閣僚，阿思奎斯與格雷往往訴諸公共責任、榮譽與忠誠等大力加以挽留。考慮到依靠海上貿易立國的英國對履行契約極為敏感，加之“榮譽、在情感上強烈地訴諸忠誠與勇氣，以及對懦夫和背叛行為的譴責與抨擊是1914年那個男性主宰的政治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之一”，阿思奎斯等人通過在情感上強調“捍衛不列顛榮譽的必要性”，取得了“干涉派”和“不干涉派”政府成員的認同，並因此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減小了因分歧、官員辭職對政府決策造成的破壞性影響。最終，在阿思奎斯與格雷等人的感召下，僅有兩位內閣成員退出政府，而其他大臣選擇了與國家共度時艱。
應該說，情感紐帶所造就的共識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緊張的政治氛圍，但僅此仍無法確保政府成員在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因為史料表明，直至7月29日、30日英國內閣對參戰問題進行假設性討論時，許多官員仍認為，根據英法協約，英國雖對法國承擔義務，但它也不應進一步做出參戰承諾；在討論英國對確保其中立負有條約責任的比利時之際，決策層亦因此事“關乎英國國運”，而就是否履約問題爭執不下。外交部出於職業與情感偏好而對履行條約持強烈支持態度與財政部、工黨以及和平主義人士“真誠”的不干涉呼籲既令政府其他成員為之動容，也讓有干涉傾向的阿思奎斯等人左右為難，躊躇不決。
然而，8月2日德國悍然入侵比利時表現出它對英國利益和敏感心理的全然蔑視。對此，即便是“不干涉派”的大臣和議員們也不得不譴責德國的挑釁行為。一貫冷靜的格雷義憤填膺，認定德國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譴責“柏林罪責難逃”。此後德國的提議——如英國戰時保持中立，德國將放棄兼併法國的歐洲領土並在戰後恢復比利時的領土完整，更令英國政府上下怒不可遏，因為這意味著德國正在以讓對手名譽掃地為代價，要求不列顛在事實上承認其入侵比利時目的之正當性。此時此刻，履行對比利時的義務對英國而言便不再僅僅是一個國際法問題，而是與德國侵略行徑所激發的巨大憤慨和被羞辱情緒密切相關。對於英國的決策層而言，這種感覺正如首相阿思奎斯所言，“一旦履行神聖的國際義務進入到（國務活動家的）私人領域，它將不但是一項國際法義務，而且還是任何有自尊的人都不能放棄的榮譽”。幾天後，格雷在議會演講時雖提到英國應該將決策建立在權衡利害而非感情用事的基礎上，但德國的行為給英國政治精英帶來的深切絕望感、幻滅感已在事實上為後者的抉擇鋪平了道路。最終，履行條約義務的要求和道義上的義憤共同促成了英國對德宣戰。
當然，情感要素也不應被過度誇大。回溯一戰前夕英國參戰的決策歷程，也許訴諸情感與理性的共同作用來解釋其原因更為穩妥，但西方學者根據史料，卻得出以下看法，即相較於理性，強烈的情感與情緒反彈才是將英國拉入戰端的最大推手。
在國際關係中，情感與理性都是客觀現實不可分割的部分，儘管二者在不同的個體身上可能會以大相徑庭的方式或組合形式體現出來。而決策往往是決策者在某種情感的作用下，將其在所處文化（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或康德文化等）中被期望做的事理性化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關係的“情感轉向”的實質其實是關注“對複雜人性探討”，它對於深化現有傳統國際史研究而言無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情感研究豐富了對事物的理解，但也極有可能歪曲事物變動的本質。
（作者單位：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梁軍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眾號 cssn_cn，獲取更多學術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