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節主要講述了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在張熜等一大眾大臣的支持下所進行的主要改革措施。《張居正集》中曾說道：
正德年間，政體紊亂。至世宗皇帝以聰明至入繼大統，將以前弊正一切改正，以復我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遵守者。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世宗禁革外戚封爵， 乃“超世之見，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啟昌期，曷有紀極！
再有：
世祖天縱聰明，繼統之後二十年間勵精圖治，孜孜問學，其英謨睿斷，誠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的盛世繁華景象
在明朝中期，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嘉靖時期推行的賦役改革，促進賦役的貨幣化，使較多的農村產品投入市場，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為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經濟繁榮、國力上升之後，中國古代王朝普遍都會逐漸放鬆精力，思維也日趨保守。國力的大發展帶給社會的衝擊也是相當大的。
輝煌後的自滿，進而盛極而衰
嘉靖以後的社會風氣侈蹺，日甚一日，侈蹺之風盛行，消費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業機會，促進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之風的盛行又影響了明末社會秩序的安定，對“貴賤，長幼，尊卑”的傳統社會等級制度帶來衝擊。侈靡之風亦刺激人們的慾望，為了滿足私慾而以貪汙納賄為手段，破壞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風氣，導致貪汙成風，而貪黷之風又倒過來刺激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這與中國當代改革開放之後所經歷的的全球化衝擊在很大程度上有類似之處。
明代市集招牌，是不是和當代店面差不多？
在嘉靖初期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後，整個大明朝暫時性的避免了走向衰落的結局，國力開始有所恢復，並超過了嘉靖以前的任何時代。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話來說，就是讓大明朝“Great again”。據現代歷史學家不完全統計，大明朝在明孝宗到明世宗的半個世紀裡，全國人口從約5千多萬增長到約1億。實現了翻一番。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農作物，比如玉米（明世宗嘉靖十年傳入），馬鈴薯（16世紀中後期傳入）花生（約16世紀三十年代，嘉靖中後期），辣椒（最遲至嘉靖中期傳入）等等。
明世宗曾親自在南郊耕田
空前的盛世下，整個帝國開始逐漸腐化，這是古代王朝幾乎都有的一個通病。整個嘉靖中後期，明世宗對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逐漸喪失了動力。
皇帝開始怠政，對於古代帝國來說基本上是致命的打擊，但是大明朝例外。大明朝的皇帝即使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想，帝國仍然能自如運轉，只是整個運轉的質量就與運轉它的人們有關係了。
明朝內閣在起初並不是一個行政機關，最遲在明英宗時期，內閣才開始逐步成為一個權力機構，並逐漸超越其他部門，如六部。明世宗朱厚熜在後宮尋歡作樂、修煉丹藥、追求長生的時候，整個帝國實際是由內閣進行運轉的。明世宗只是作為最高領導人進行最高指示和裁決。而在明世宗中後期運轉整個帝國的人，就是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
讓明世宗從修丹長生的修道生活重新迴歸理性的，是因為一項重要的生存保障被擊垮了，那就是錢。財政收入危機，使得皇帝再也不能在後宮中安然修道。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戶部上報收支情況如下：
太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先前一年大約所出一百三十萬，常餘六十七萬，近歲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
在這之後，嘉靖三十年（1551年）達到赤字頂峰為395萬，嘉靖三十一年為331萬，嘉靖三十三年為255萬。明世宗儘管設立銀庫出納呈報制度，但仍然無法制止虧空。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虧空依然有116萬之多。
巨大的財政虧空一直困擾著嘉靖中後期
帝國政府財政困難，自然將影響到民間百姓的收入和上稅，一旦民眾無法忍受政府的加稅，民暴自然就出現了。農民起義在嘉靖中期開始在各省爆發，但是由於財政困難，政府卻無法籌集軍費、招募軍隊予以平定。在嘉靖後期，作為一個能開創“嘉靖中興”的帝王，明世宗對在位晚期的腐敗和弊政又進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內閣機關中，拿下了嘉靖中期的嚴嵩，啟用了新的內閣首輔——徐階。
衰落後的自醒
徐階主政以後，在內閣辦公室牆壁上寫了一個條幅：
以威福還主上 以政務還諸司 以用舍刑賞還諸公論
意思就是：我要撥亂反正，把威權和福祉歸還皇帝，把政務歸還政府各部門，把官員的任免與獎懲歸還公眾輿論。這三句話可以看作是他的施政綱領，目的在於改變嚴氏父子專擅朝政的局面。意圖是很明顯的，他要向朝廷上下表明，不想成為嚴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內閣眾議，中間的是內閣首輔
徐階成為內閣首輔以後，避免專擅朝政，於是邀請內閣次輔袁煒一起辦公，共同為皇帝票擬諭旨。明世宗知道後，覺得不妥，認為只要首輔一人票擬即可。徐階向皇帝解釋，事情出於眾人合議比較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礎；獨斷專行就是自私，而自私會導致百弊叢生。皇帝聽了表示同意。當時言官竭力抨擊勾結嚴氏父子的大臣，皇帝對此很反感。徐階委婉曲折地做出解釋，緩解了他的怒氣，保護了那些言官。
除了構建起內閣大臣票擬、議事制度進行改變，在嚴嵩父子專權的巨大權力網被撕掉之後，朝廷出現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和人才缺失，徐階在這段時間舉薦了眾多對後世有極大影響的人才進入朝廷，例如高拱、張居正，對嘉靖中期遭受打壓的能臣也預計撥亂反正，例如嘉靖朝有名的清官廉吏海瑞就是在晚期被重新啟用的。
除了對嘉靖時代的人才進行聚攏和存儲，徐階對當時朝廷吏治進行了改革。嚴嵩當政時期，官以錢得，政以賄成，吏治頹廢。徐階針對當時的吏治問題提出了亮點方針：尊主權與定國是。
“其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旨意之下，內外多不遵奉，如戡功罪，不惟公私自知。而且動自經年之久；徵錢糧，不惟期限屢違，而且寂鬼一字之報；禁私饋，則潛行於昏夜以售欺；劾貪肆，則聊及於孤寒以塞責。敢於抗違明旨，是主權未尊也。其一曰定國是。臣竊見士大夫以虛文巧飾為有才，而誠愨者則詆以為拙；以怙勢作威為風力，而敬慎者則笑以為懦；以怠安洩沓為得體，而勤勵者則鄙以為俗流；以容奸庇惡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為生事；”
在徐階的政治主張之下，嘉靖中後期的腐敗頹勢逐漸騷情，吏治重新拉回了正軌。為後續的隆慶-萬曆時代改革奠定了清明的朝政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