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节主要讲述了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在张熜等一大众大臣的支持下所进行的主要改革措施。《张居正集》中曾说道：
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正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世宗禁革外戚封爵， 乃“超世之见，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仿佛其万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绪，德总百王，规摹万世。以永凝佑命，启昌期，曷有纪极！
再有：
世祖天纵聪明，继统之后二十年间励精图治，孜孜问学，其英谟睿断，诚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盛世繁华景象
在明朝中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促进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经济繁荣、国力上升之后，中国古代王朝普遍都会逐渐放松精力，思维也日趋保守。国力的大发展带给社会的冲击也是相当大的。
辉煌后的自满，进而盛极而衰
嘉靖以后的社会风气侈跷，日甚一日，侈跷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的盛行又影响了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贵贱，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带来冲击。侈靡之风亦刺激人们的欲望，为了满足私欲而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这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之后所经历的的全球化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有类似之处。
明代市集招牌，是不是和当代店面差不多？
在嘉靖初期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整个大明朝暂时性的避免了走向衰落的结局，国力开始有所恢复，并超过了嘉靖以前的任何时代。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来说，就是让大明朝“Great again”。据现代历史学家不完全统计，大明朝在明孝宗到明世宗的半个世纪里，全国人口从约5千多万增长到约1亿。实现了翻一番。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农作物，比如玉米（明世宗嘉靖十年传入），马铃薯（16世纪中后期传入）花生（约16世纪三十年代，嘉靖中后期），辣椒（最迟至嘉靖中期传入）等等。
明世宗曾亲自在南郊耕田
空前的盛世下，整个帝国开始逐渐腐化，这是古代王朝几乎都有的一个通病。整个嘉靖中后期，明世宗对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逐渐丧失了动力。
皇帝开始怠政，对于古代帝国来说基本上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大明朝例外。大明朝的皇帝即使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帝国仍然能自如运转，只是整个运转的质量就与运转它的人们有关系了。
明朝内阁在起初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最迟在明英宗时期，内阁才开始逐步成为一个权力机构，并逐渐超越其他部门，如六部。明世宗朱厚熜在后宫寻欢作乐、修炼丹药、追求长生的时候，整个帝国实际是由内阁进行运转的。明世宗只是作为最高领导人进行最高指示和裁决。而在明世宗中后期运转整个帝国的人，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
让明世宗从修丹长生的修道生活重新回归理性的，是因为一项重要的生存保障被击垮了，那就是钱。财政收入危机，使得皇帝再也不能在后宫中安然修道。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户部上报收支情况如下：
太仓银库岁入二百万两，先前一年大约所出一百三十万，常余六十七万，近岁大约所出三百四十七万，视之岁入常多一百四十七万。
在这之后，嘉靖三十年（1551年）达到赤字顶峰为395万，嘉靖三十一年为331万，嘉靖三十三年为255万。明世宗尽管设立银库出纳呈报制度，但仍然无法制止亏空。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亏空依然有116万之多。
巨大的财政亏空一直困扰着嘉靖中后期
帝国政府财政困难，自然将影响到民间百姓的收入和上税，一旦民众无法忍受政府的加税，民暴自然就出现了。农民起义在嘉靖中期开始在各省爆发，但是由于财政困难，政府却无法筹集军费、招募军队予以平定。在嘉靖后期，作为一个能开创“嘉靖中兴”的帝王，明世宗对在位晚期的腐败和弊政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内阁机关中，拿下了嘉靖中期的严嵩，启用了新的内阁首辅——徐阶。
衰落后的自醒
徐阶主政以后，在内阁办公室墙壁上写了一个条幅：
以威福还主上 以政务还诸司 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
意思就是：我要拨乱反正，把威权和福祉归还皇帝，把政务归还政府各部门，把官员的任免与奖惩归还公众舆论。这三句话可以看作是他的施政纲领，目的在于改变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的局面。意图是很明显的，他要向朝廷上下表明，不想成为严嵩第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内阁众议，中间的是内阁首辅
徐阶成为内阁首辅以后，避免专擅朝政，于是邀请内阁次辅袁炜一起办公，共同为皇帝票拟谕旨。明世宗知道后，觉得不妥，认为只要首辅一人票拟即可。徐阶向皇帝解释，事情出于众人合议比较公正，而公正是所有美德的基础；独断专行就是自私，而自私会导致百弊丛生。皇帝听了表示同意。当时言官竭力抨击勾结严氏父子的大臣，皇帝对此很反感。徐阶委婉曲折地做出解释，缓解了他的怒气，保护了那些言官。
除了构建起内阁大臣票拟、议事制度进行改变，在严嵩父子专权的巨大权力网被撕掉之后，朝廷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人才缺失，徐阶在这段时间举荐了众多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人才进入朝廷，例如高拱、张居正，对嘉靖中期遭受打压的能臣也预计拨乱反正，例如嘉靖朝有名的清官廉吏海瑞就是在晚期被重新启用的。
除了对嘉靖时代的人才进行聚拢和存储，徐阶对当时朝廷吏治进行了改革。严嵩当政时期，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吏治颓废。徐阶针对当时的吏治问题提出了亮点方针：尊主权与定国是。
“其一曰尊主权。臣每见旨意之下，内外多不遵奉，如戡功罪，不惟公私自知。而且动自经年之久；征钱粮，不惟期限屡违，而且寂鬼一字之报；禁私馈，则潜行于昏夜以售欺；劾贪肆，则聊及于孤寒以塞责。敢于抗违明旨，是主权未尊也。其一曰定国是。臣窃见士大夫以虚文巧饰为有才，而诚悫者则诋以为拙；以怙势作威为风力，而敬慎者则笑以为懦；以怠安泄沓为得体，而勤励者则鄙以为俗流；以容奸庇恶为长厚，而明作者则谤以为生事；”
在徐阶的政治主张之下，嘉靖中后期的腐败颓势逐渐骚情，吏治重新拉回了正轨。为后续的隆庆-万历时代改革奠定了清明的朝政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