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隨著人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富庶，移民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可能很多讀者朋友都認為移民是現代才興起的，但早在中國古代，"移民"並不少見，但相比於現在人們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而移民，當時的"移民"更多的是心酸與無奈。
一、追根溯源看流放
中國古代的"移民"主要是從經濟發達的北方向較為荒蕪的南方遷徙，換言之就是流放。流放是古代最常見的一種懲罰方式，有許多的歷史名人都有過被流放的經歷，例如蘇東坡、辛棄疾等。自秦漢以後，流放制度一度被遺忘，直至唐代，被統治者遺忘的流放制度又被重新重視起來，在唐代繼承發揚。
流放在秦漢時期被廣泛應用
要說起這個流放制度，就得從堯舜時期說起，在《尚書·舜典》中就提到了舜的弟弟象，本應該除以五刑，但象畢竟是自己的親弟弟，舜便將其流放至遠方。不只是象，還有三苗、共工等異族首領都被流放過。
流放屬於刑罰的一種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流放是屬於刑罰的一種，是統治者為了凸顯自身寬宏大量而出現的懲罰手段。根據唐代張守節的記載："御魑魅，恐更有邪諂之人，故流放四凶以御之也。"流放也作為開發蠻夷之地，抵禦外族入侵的手段使用。
瘴氣多發的嶺南被作為流放之地
既然是要流放，就不可能流放到富庶之地，不然那就不叫流放了，而是"享福"。對於流放的地點，肯定是有一番講究，在古人的認知中，南方地處偏遠，又遠離經濟政治中心，人口稀少；再加上南方多瘴氣，多蛇蟲鼠蟻，還時常遭受蠻族入侵，自然是流放的上上之選。恰好嶺南就完全滿足了以上要求。
從秦代開始，嶺南地區就有大規模的移民，移民的地點集中在桂林、象郡、南海等地。這時期的移民帶有強烈的軍事色彩，有人會好奇了，流放的不是帶罪之身嗎？讓他們去守衛邊疆，能靠得住嗎？
漢代的流放更具有懲罰意義
這就是秦漢之間的不同了，漢代也有流放制度，但是漢代的流放群體是犯了死罪之人，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方便刑殺，便將他們發配去嶺南一帶。秦代流放之人大多是犯了輕罪，罪不致死，因此被髮配嶺南戎邊，發配之人的家屬也要一同隨行，"以適遣戎"，雖說是刑罰，但是更多的是軍事移民性質。
二、漢代的流放
我們接著來說說漢代。漢武帝在平定南越以後，在嶺南設郡，公元前二十四年，京兆尹王章因"大逆不道"被處死，他的妻子流放到嶺南的合浦。可以說，漢代的流放幾乎是針對大逆不道者，前有漢哀帝罷免大司馬董賢，其自殺後將家人流放嶺南，後又有東漢和帝將竇憲女婿郭舉以結交外戚之名誅殺，家屬流放合浦。
家屬往往都會受牽連流放
漢代但凡涉及忤逆謀位之罪，幾乎都是將其本人誅殺，其家屬流放嶺南，根據《資治通鑑》中的記載，漢代的流放官員家屬幾乎都被流放至嶺南。雖然《資治通鑑》的記載不盡詳細，但已經足以說明南遷的趨勢。
漢代流放嶺南的性質多是為了懲罰、懲治犯有"大不敬"、"忤逆犯上"者，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帶有教化南方少數民族的意向。漢武帝在嶺南設郡以後，將流放的"罪人"安排在各少數民族之間，使其"稍知言語，漸見禮化"。
三、流放制度的完善與政治鬥爭
在秦漢至唐之間歷經三國、魏晉南北朝等時期，對流放制度也相應的繼承下來，但是並沒有將其列入明確的刑罰種類，因此在規模上遠遠小於秦漢時期。但是在隋朝時，流放的規模有一定數量的增加。
隋朝時期為了戎邊而大肆流放人員
公元604年，漢王楊諒因謀反被貶為庶民，其部下"吏民"二十萬餘人流放嶺南，此後又有王室成員邵國公楊綸、衛王楊集等流放嶺南，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浪潮。實際上這是隋朝效仿秦漢時期將流人充實邊防的做法，但是這種做法也造成了"刑罰過重"的弊端，出現了長吏僅貪尺布鬥米便被髮配嶺南。由於流放人數實在過多，導致親朋相送哭聲千里，而路途遙遠導致因路遇瘴毒死之八九。
到了唐朝，這時期流放制度得到了完善，在國家刑罰系統中形成了笞、杖、徒、流、死五套刑罰體系，並得到廣泛應用。在《唐律疏議》中對流刑作出了詳細的記載，對於被流放者，若是家中妻妾老小想要跟隨，也任由他們一同前往，並且可以與流放者一同將戶籍落在流放地，這就相當於將流放制度與"移民"相結合，讓流放之人能夠徹底移民嶺南。
唐朝建立起完善的流放制度
由於唐朝流放的官員實在是太多了，至今未能統計出詳細的數據，但通過《唐刺史考全編》的記載得知，天寶年間被流放到嶺南的士族就不下兩千人，並且有大量被流放的士族官員家屬被當地的村落首領虜獲。
這時候就衍射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那麼多官員會被流放到嶺南，而且他們雖然是戴罪之身，但也不是可以任由當地的部落村落屠殺殆盡的。其實在天寶年間，當朝宰相李林甫就被人指控在嶺南一帶僱人殺害流放的官員。這種情況並不只是存在於唐玄宗時期，在武則天時期就出現了當朝官員僱人殺害被流放至嶺南的"五王"，以免其東山再起。可以看到，被流放嶺南的官員，往往作為政治的犧牲品而任人宰割，命喪黃泉。
四、左降官與人口流動
除了流放制度，還有另一種帶有流放色彩的"移民"制度，那就是"左降官"。看到這個詞中"降"、"官"的字眼，大家可能就能猜到這是一種貶官的制度。的確，左降官與流放相比，前者是"遷為遠官"，後者是為了"減死"，但是它們都帶有流放性質。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左降官的官員雖然還是官身，但是他們大多數都無望重返朝堂，在唐朝中後期，左降官被作為排除異己的手段使用，導致了嶺南地區左降官的數量越來越多，光是被降至嶺南的宰相就有不下五位，明代的王守仁對此評價為"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
左降官的大批到來，也令得很多本身是北方士族的家族從此定居嶺南，究其原因有二：
1.左降官來到嶺南地區以後，之間相互聯姻。左降官的數量實在是過於龐大，嶺南一帶由此聚集了許多士族，當較早來到嶺南地區的左降官紮根嶺南以後，後來的左降官往往會選擇與其聯繫，在這"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緊緊抱團，不再參與朝政。
2.被貶的左降官深知回朝無望。曾經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就被貶至今天的廣東潮州，後又被貶至海南，朝廷還下旨其長任海南，這就相當於將其完全限制於嶺南。在李德裕死後，他的弟弟也定居海南，徹底在此地紮根。
結語：流放雖然是一種刑罰，但它對於嶺南的意義是非凡的。流放為嶺南帶來了最早的"移民"，對維護我國古代領土主權完整具有重要意義，其次漢代以後的流放主體多是官員，官員作為高素質群體，對嶺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具有教化作用；最後，北方士族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為嶺南的開發提供了物質以及技術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