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随着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富庶，移民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可能很多读者朋友都认为移民是现代才兴起的，但早在中国古代，"移民"并不少见，但相比于现在人们为了追求更美好生活而移民，当时的"移民"更多的是心酸与无奈。
一、追根溯源看流放
中国古代的"移民"主要是从经济发达的北方向较为荒芜的南方迁徙，换言之就是流放。流放是古代最常见的一种惩罚方式，有许多的历史名人都有过被流放的经历，例如苏东坡、辛弃疾等。自秦汉以后，流放制度一度被遗忘，直至唐代，被统治者遗忘的流放制度又被重新重视起来，在唐代继承发扬。
流放在秦汉时期被广泛应用
要说起这个流放制度，就得从尧舜时期说起，在《尚书·舜典》中就提到了舜的弟弟象，本应该除以五刑，但象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舜便将其流放至远方。不只是象，还有三苗、共工等异族首领都被流放过。
流放属于刑罚的一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流放是属于刑罚的一种，是统治者为了凸显自身宽宏大量而出现的惩罚手段。根据唐代张守节的记载："御魑魅，恐更有邪谄之人，故流放四凶以御之也。"流放也作为开发蛮夷之地，抵御外族入侵的手段使用。
瘴气多发的岭南被作为流放之地
既然是要流放，就不可能流放到富庶之地，不然那就不叫流放了，而是"享福"。对于流放的地点，肯定是有一番讲究，在古人的认知中，南方地处偏远，又远离经济政治中心，人口稀少；再加上南方多瘴气，多蛇虫鼠蚁，还时常遭受蛮族入侵，自然是流放的上上之选。恰好岭南就完全满足了以上要求。
从秦代开始，岭南地区就有大规模的移民，移民的地点集中在桂林、象郡、南海等地。这时期的移民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有人会好奇了，流放的不是带罪之身吗？让他们去守卫边疆，能靠得住吗？
汉代的流放更具有惩罚意义
这就是秦汉之间的不同了，汉代也有流放制度，但是汉代的流放群体是犯了死罪之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方便刑杀，便将他们发配去岭南一带。秦代流放之人大多是犯了轻罪，罪不致死，因此被发配岭南戎边，发配之人的家属也要一同随行，"以适遣戎"，虽说是刑罚，但是更多的是军事移民性质。
二、汉代的流放
我们接着来说说汉代。汉武帝在平定南越以后，在岭南设郡，公元前二十四年，京兆尹王章因"大逆不道"被处死，他的妻子流放到岭南的合浦。可以说，汉代的流放几乎是针对大逆不道者，前有汉哀帝罢免大司马董贤，其自杀后将家人流放岭南，后又有东汉和帝将窦宪女婿郭举以结交外戚之名诛杀，家属流放合浦。
家属往往都会受牵连流放
汉代但凡涉及忤逆谋位之罪，几乎都是将其本人诛杀，其家属流放岭南，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汉代的流放官员家属几乎都被流放至岭南。虽然《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尽详细，但已经足以说明南迁的趋势。
汉代流放岭南的性质多是为了惩罚、惩治犯有"大不敬"、"忤逆犯上"者，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教化南方少数民族的意向。汉武帝在岭南设郡以后，将流放的"罪人"安排在各少数民族之间，使其"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三、流放制度的完善与政治斗争
在秦汉至唐之间历经三国、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对流放制度也相应的继承下来，但是并没有将其列入明确的刑罚种类，因此在规模上远远小于秦汉时期。但是在隋朝时，流放的规模有一定数量的增加。
隋朝时期为了戎边而大肆流放人员
公元604年，汉王杨谅因谋反被贬为庶民，其部下"吏民"二十万余人流放岭南，此后又有王室成员邵国公杨纶、卫王杨集等流放岭南，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浪潮。实际上这是隋朝效仿秦汉时期将流人充实边防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也造成了"刑罚过重"的弊端，出现了长吏仅贪尺布斗米便被发配岭南。由于流放人数实在过多，导致亲朋相送哭声千里，而路途遥远导致因路遇瘴毒死之八九。
到了唐朝，这时期流放制度得到了完善，在国家刑罚系统中形成了笞、杖、徒、流、死五套刑罚体系，并得到广泛应用。在《唐律疏议》中对流刑作出了详细的记载，对于被流放者，若是家中妻妾老小想要跟随，也任由他们一同前往，并且可以与流放者一同将户籍落在流放地，这就相当于将流放制度与"移民"相结合，让流放之人能够彻底移民岭南。
唐朝建立起完善的流放制度
由于唐朝流放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至今未能统计出详细的数据，但通过《唐刺史考全编》的记载得知，天宝年间被流放到岭南的士族就不下两千人，并且有大量被流放的士族官员家属被当地的村落首领虏获。
这时候就衍射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官员会被流放到岭南，而且他们虽然是戴罪之身，但也不是可以任由当地的部落村落屠杀殆尽的。其实在天宝年间，当朝宰相李林甫就被人指控在岭南一带雇人杀害流放的官员。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存在于唐玄宗时期，在武则天时期就出现了当朝官员雇人杀害被流放至岭南的"五王"，以免其东山再起。可以看到，被流放岭南的官员，往往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而任人宰割，命丧黄泉。
四、左降官与人口流动
除了流放制度，还有另一种带有流放色彩的"移民"制度，那就是"左降官"。看到这个词中"降"、"官"的字眼，大家可能就能猜到这是一种贬官的制度。的确，左降官与流放相比，前者是"迁为远官"，后者是为了"减死"，但是它们都带有流放性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左降官的官员虽然还是官身，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无望重返朝堂，在唐朝中后期，左降官被作为排除异己的手段使用，导致了岭南地区左降官的数量越来越多，光是被降至岭南的宰相就有不下五位，明代的王守仁对此评价为"故以谴谪而至者，或未必尽皆贤士君子，而贤士君子居多。"
左降官的大批到来，也令得很多本身是北方士族的家族从此定居岭南，究其原因有二：
1.左降官来到岭南地区以后，之间相互联姻。左降官的数量实在是过于庞大，岭南一带由此聚集了许多士族，当较早来到岭南地区的左降官扎根岭南以后，后来的左降官往往会选择与其联系，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紧紧抱团，不再参与朝政。
2.被贬的左降官深知回朝无望。曾经著名的宰相李德裕就被贬至今天的广东潮州，后又被贬至海南，朝廷还下旨其长任海南，这就相当于将其完全限制于岭南。在李德裕死后，他的弟弟也定居海南，彻底在此地扎根。
结语：流放虽然是一种刑罚，但它对于岭南的意义是非凡的。流放为岭南带来了最早的"移民"，对维护我国古代领土主权完整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汉代以后的流放主体多是官员，官员作为高素质群体，对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具有教化作用；最后，北方士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为岭南的开发提供了物质以及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