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繼續跟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閆曉青老師，導覽海絲之廣州港歷史遺產。
With a profound history of sea trade, Guangzhou is known for its abundant heritage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Now, let’s check out some of them.
南越國-南漢國宮署遺址
位於廣州市中山四路與北京路交界處，地處廣州歷史城區中心。自1995年以來已發掘出南越國宮苑的大型石構水池、曲流石渠和宮殿區的一號、二號宮殿基址，以及五代南漢國的一號、二號宮殿基址和池苑等重要遺蹟，出土有唐代外國人頭像印章和伊斯蘭玻璃碗、南漢波斯藍釉陶罐等包含海外文化因素的遺物。考古發現表明遺址是西漢南越國和五代南漢國兩個地方政權的都城王宮的所在地，也是秦統一嶺南以來歷代官署所在地。
The Palace site of the Nanyue and Nanhan Kingdoms is located in the west segment of Zhongshan Si Lu in Guangzhou, center of the city's historical downtown area. It used to b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ub and the seat of maritime trad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in Guangzhou during different epoch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makes it a major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Guangzhou.
曲流石渠遺址
作為不同時期廣州地區政治文化中心和海上貿易管理機構所在，南越國-南漢國宮署遺址見證了廣州港依託海上絲綢之路走向繁榮的歷史。特別是在西漢和五代十國時期，在南海海上貿易交流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城市的歷史見證。
唐代玻璃碗
宮署遺址出土的唐代外國人頭像象牙印章，橢圓形，高3釐米。未刻字，紐為一女性頭像。1954年在西安南郊一唐墓出土過黑人陶俑，咸陽一唐墓出土過黑人立像。可見唐代非洲黑人與中國多有往來。
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遊。
言語解教秦吉了， 波濤初過鬱林洲。
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
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
——張籍《崑崙兒》
唐代，廣州每歲常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附近碼頭“……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集堆如山”（真人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舊唐書·王方慶傳》還記載了一起糾紛：當時的廣州都督路元睿包庇下屬，對屬下勒索胡商案處理不公，引起眾崑崙胡商不滿，於是有人懷揣利刃在廳堂上當眾刺死了廣州都督路元睿，最後登舟入海，追之不及。這件事說明當時崑崙人來廣州貿易規模大，人數多，甚至可以與官府相抗衡，以至於當眾刺殺地方官員。
唐代外國人頭像象牙印章
《舊唐書》多處有崑崙國向唐進貢崑崙奴的記載，其他文獻也記有崑崙奴的事蹟。在唐為奴的崑崙人，他們大多被宮廷和達官貴族養於宮中或府中，有的看家護院，有的和優倡侏儒一樣，供人逗笑取樂。
唐、南漢時期的佛教遺存
廣州市越秀區光孝寺，肇始於三國時期的“制止寺”，被譽為“嶺南第一古剎”。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敕名“光孝寺”，延續至今。
現存建築格局及主要建築基本沿襲明清舊制。光孝寺坐北朝南，總體保持中軸對稱和雙塔並立的寺院格局，主要建築包括東、西鐵塔、天王殿、大雄寶殿、六祖殿。東側伽藍殿、洗缽泉、瘞發塔、大悲心陀羅尼經幢等。
光孝寺
Situated at the north end of Guangxiao Lu, Guangxiao Temple is among the grand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Buddhist temples in China,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700 years. Main buildings of the Temple include the Mahavira Hall, the Sixth Patriarch Hall, the Hair Burying Pagoda, and the Dharani of Great Compassionate Heart Scripture Stele. The Buddhist>
其中，立於唐寶曆二年（828）具有密宗標誌的大悲心陀羅尼經幢是中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有確切紀年的經幢實例。立於南漢大寶六年（963）的西塔則是中國現存鑄造年代最早的鐵塔。佛教初傳中國，光孝寺曾是沿海一帶中外高僧譯經說法的重要場所。
六祖瘞發塔
公元6世紀早期，被漢傳佛教尊為禪宗初祖的菩提達摩（Bodhidharma）泛海來此初傳禪法。7世紀晚期，禪宗六祖慧能在此開創了融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倫理的南宗頓教，實際上開啟了佛教的中國化。
菩提樹
7世紀初，開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受印度密法自海路至此初傳密宗，後經數代高僧努力，唐密大興，遠播日本。可見歷史上的光孝寺與中國佛教主要宗派有著深厚的淵源，對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演變和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海神廟
位於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廟頭村。南海神廟始建於隋開皇十四年（594），作為祭祀南海神的主要場所，歷代官方不斷維修，現存建築多為明清時期。
坐北向南，主體建築主要沿中軸線自南至北分佈，包括“海不揚波”石牌坊、頭門、儀門和復廊、禮亭、大殿、後殿及浴日亭、碑刻及明、清碼頭遺址。它所在地為古代廣州港的樞紐位置，是中國古代海神信仰發展及廣州港歷史變遷的重要物證。
南海神廟
Founded in 594 AD, Nanhai God Temple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400 years. It is the only preserved, the most complete and the biggest group of buildings among the four ancient sea god temples in China. Many precious historical relics, including inscriptions written by emperors, carved stones, bronze drums, remain in the temple. As an important site along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and a place for worshiping Zhu Rong, the God of the South Sea, the temple attracts many visitors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every year.
一千餘年來，南海神廟始終是官方祭祀南海神的場所，也是歷代中外商客祭祀海神、祈求遠航順利之地。廟內保存的大量碑刻印證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海上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交流的狀況。
浴日亭
清代崔弼《博羅外紀》中的浴日亭和
現浴日亭
是宋、元時期羊城八景之一“扶胥浴日”所在地。由於其位於廟西的小山丘上，三面環水，海波浩渺，茫然無際，旭日東昇，霞光萬丈，成賞日絕佳美景，自蘇東坡在此留下《南海浴日亭》詩後，浴日亭名聲遠播，歷代文人墨客步其詩韻而留下的詩作蔚然可觀，最著名的當是明代理學家陳白沙的《浴日亭和蘇東坡韻》一詩。浴日亭無形之中見證了南海神廟和扶胥港的歷史地理環境的變遷。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高2.47米。唐元和十五年（820）立。韓愈撰文，陳諫書，碑文記載了唐天寶十年唐玄宗封南海神為廣利王，以及元和十二年，尚書右丞、國子祭酒孔戣任廣州刺史，次年恭迎皇帝祝冊，以及之後多次祭祀南海神廟之事。碑中的“海事”一詞，含有航海技術、客運、貨運等意義，據日本學者松浦章考證，此詞最早出現於此碑。
《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之碑》
高3.72米。立於北宋開寶六年（973），北宋平定南漢國後，祭祀並修葺南海神廟後所立。碑文記載了宋朝積極開拓海外貿易，交趾等七郡貨物從南海沿江達淮逾洛至開封的貿易通道。從而見證了南海神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和作用。
《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碑
刻於南宋乾道元年（1165）。南海神自唐天寶十年被封為“廣利”、宋康定二年封為“洪聖”、皇祐五年封為“昭順”後，因保佑官兵平定盜寇有功再次加封“威顯”稱號。碑文記載的廣州一帶“舟行萬里，僅如枕蓆上過。獲珠琲犀象之贏餘，斂惠一方厚矣”“夷舶往來，百貨豐盈”。反映了廣州海外貿易一派繁盛的景象。
《六侯之記》碑
原碑在廣州博物館碑廊。刻於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碑文記載了民間傳說——封為南海神手下六侯的分別是助利侯達奚司空、助惠侯杜公司空、濟應侯巡海曹將軍、順應侯巡海提點使、輔靈侯王子一郎、贊寧侯王子二郎，其中有的是來自印度的海員，協助南海神治理南海海上風雲，幫助官軍平叛、保佑黎民蒼生的神奇事蹟。還記載了印度名僧達摩從海路來廣州的史實。這不僅反映了南宋時南海神信仰影響的擴大，也是當時廣州在海外交通貿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歷史見證。
“番鬼望波羅”塑像
1928年（日）森清太郎《嶺南紀勝》裡的“番鬼望波羅”塑像和現在塑像
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達奚司空，相傳為摩揭陀國（古印度）人，隨船來到南海神廟祭拜，因錯過返航時間，望江立化於海邊，後人厚葬之，併為之穿上中國服飾，塑像於南海神廟，當地人俗稱“番鬼望波羅”。他將帶來的兩顆波羅樹種植於廟內，廟因此俗稱為“波羅廟”。另一位順應侯巡海蒲提點使，傳說是阿拉伯蒲姓商人。能夠讓外國人輔佐南海神治理海上風雲，保障海上安全，從側面印證了廣州中外貿易、人員往來密集的史實。
香火萬家市，煙花二月時。
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廟。
——南宋廣州市舶提舉劉克莊《即事》
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
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睹建章宮。
——南宋廣東提點刑獄楊萬里《題南海東廟》
從上面兩首詩可見，唐宋時期南海神廟和南海神信仰的興隆，見證了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和扶胥港的輝煌歷史。直到今天，波羅誕廟會在民間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每年的農曆二月十一到十三的波羅誕，遊客達到五十萬之多。
康陵出土的玻璃瓶
南漢時期，亦十分重視發展海外貿易。在南漢帝陵和宮城遺址都出土了一批反映海外貿易的典型器物。比如大學城康陵出土的一批玻璃器，出土時均已殘碎，目前修復了一件。經檢測分析，屬於西方的鈉鈣玻璃系統。著名考古學家安家瑤認為，康陵出土的玻璃瓶與阿拉伯地區的玻璃器相似，在國內是首次發現。
During the period of Southern Han Dynasty(917-971), Guangzhou kept strong commercial links with other parts of Asia as the ruling clas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sea trade. A number of typical artifacts reflecting prosperous overseas trade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and the palace site of the Southern Han Dynasty, such as the green glass bottle and the blue-glazed pottery.
南漢宮城遺址出土的波斯藍釉陶片
南漢宮城遺址出土的波斯藍釉陶器和玻璃器經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檢測屬於來自於西亞地區的器物。南漢宮城遺址曾是南漢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統治者生活奢靡，追求奇珍異寶，為了向阿拉伯商人示好，南漢皇帝劉鋹後宮養有一名波斯女，大加寵幸。可見南漢時期廣州與阿拉伯地區海上貿易往來之密切。
Archaeologists believe that those objects were somehow brought here from Persia. They point out that Guangzhou was one of the starting points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d already started at that time between Guangzhou 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Persian Gulf.
南漢宮城遺址出土的玻璃殘片
南漢宮城遺址出土的波斯藍釉陶器，器型與古代國內其他地區瓶罐類差別較大，與五代時期閩國劉華墓出土的波斯藍釉陶瓶相似，屬於古波斯產品。檢測表明，釉料成分不是中國常見的鉛釉系列，而是外來的。也叫孔雀藍釉、綠松石釉。主要產自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地區。在國內桂林、揚州等地也有出土。國外的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菲律賓、泰國曾發現類似器物。這些出土地都是九、十世紀繁榮的都市或海港，是東西方海上貿易樞紐和貨物集散地。
福建劉華墓出土的波斯藍釉瓶和廣州中山五路出土的波斯藍釉瓶
劉華墓主是南漢國平南王劉隱的次女，於917年嫁給閩王王審知的次子王延鈞。兩國均積極開展海外貿易。劉華墓出土的波斯藍釉瓶，來自於閩國海外貿易，或是南漢國海外貿易所得後陪嫁到閩國的。類似的器物在廣州中山五路工地也有出土。
1954年昭陵出土的夾耳青瓷罐與2002年在北京路千年古道出土的夾耳青瓷罐相似，同類器物在印度尼西亞亦有出土。說明南漢的瓷器已輸出到南洋一帶。
昭陵出土青瓷罐和印尼出土青瓷罐
南漢時期，廣州與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地區的海上貿易進一步發展。1997年在印度尼西亞爪哇海域打撈的“印坦沉船”。船長約30米、寬10米，是一艘東南亞貿易船。打撈的貨物有中國定窯、越窯、繁昌窯的瓷器，中國南漢國的銀錠和“乾亨重寶”鉛錢，馬來亞的陶器和錫，爪哇的青銅器等。可見廣州與東南亞以及阿拉伯地區已有固定的海上航線，已形成廣泛的貿易網絡。
印坦沉船出水的銀錠
宋代，隨著造船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提高，以及指南針的發明，大大地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公元971年，宋政府在廣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並將設宴招待外商常例化。自北宋至南宋中期，廣州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呈現出“外國香貨及海南旅客所聚”的外貿繁榮景象。
“《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354449斤，其內明州所收惟4739斤，杭州所收惟637斤，而廣州所收者348673斤。雖是三處置司，實是廣州最盛也”。——梁廷楠《粵海關志》卷三引畢仲衍《中書備對》
可見，廣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佔三地總數的98%，因此課稅收入“倍於他路”，達到120萬緡。當時輸入廣州的舶來品以香藥為多，其次是海產品、金屬、動物、木滕品等；而廣州出口的商品以絲綢為大宗，其次是陶瓷、茶葉、糖等。
西村窯
廣州西村窯是宋代廣州海外貿易的重要見證。西村窯位於廣州歷史城區西郊，西村增埗河東岸，今廣州工人體育場一帶。1956年發掘，發現了一座龍窯，殘長近37米。西村窯出現並興盛於北宋，持續約150年。
In the Song Dynasty, Guangzhou was the biggest port in China, where merchant ships gathered and departed with loads of porcelain, ceramics and other goods, headed overseas.Taking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Guangzhou craftsmen started learning from the Yaozhou Kil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making porcelain, mainly household utensils, for Southeast Asia.
西村窯
國內少見西村窯產品，而在國外卻發現不少，可見西村窯生產專供外銷的陶瓷器，它選取眾多名窯，如越窯青瓷、耀州窯青釉刻花、印花瓷、景德鎮窯青白瓷、磁州窯彩繪瓷、吉州窯、建窯黑瓷等加以仿燒，再遠銷東南亞、中亞、西亞及東非等地。在印尼、菲律賓都保存有西村窯傳世品 。考古發現更豐富，在西沙群島、印尼、菲律賓、伊朗、阿曼等地都出土有西村窯瓷器。
西村窯青瓷鳳首壺、西村窯青釉軍持
Xincun Kiln may not be popular as the top five kilns—Ru Kiln, Guan Kiln, Ge Kiln, Ding Kiln, and Jun Kiln—in China, but it enjoyed advantageous proximity with the Pearl River ship channel. Located in Xicun in today's Liwan District, the kiln used to be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away from Zengbu River, a water traffic artery in Guangzhou back then. Raw materials and fuels need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porcelain could be easily shipped there, and its products could be exported via the port in Guangzhou.
《重修天慶觀記》碑
刻於北宋元豐二年（1079），原位於海珠北路祝壽巷的天慶觀內，民國年間天慶觀被拆除，現碑刻存於廣州博物館的碑廊。廣州是對南海諸國交通貿易的重要口岸，是如碑文中所說的“五羊瀕巨浸，接諸蕃，飛航交集之地”。
碑記載了北宋治平四年（1067），廣州天慶觀在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被焚。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三佛齊（今印尼蘇門答臘一帶）商人首領地華迦羅遣親信押舶到廣州，見到被焚燬的天慶觀的破敗景象，回國告訴了地華迦羅。地華伽羅自願出資修建。得到廣東地方政府的允許後進行修建，至元豐二年（1079），天慶觀重修工程全部完成。
三佛齊，地處航海貿易要道，地理位置優越，本地產的玳瑁、珊瑚、寶石等，很受中國歡迎。阿拉伯各地所產的乳香、薔薇水、沒藥、琥珀、番布、番劍等，也集散於此。地華迦羅等出資並主持修建天慶觀一事。見證了北宋年間中國與印尼之間的友好貿易往來和友誼。
六榕寺
位於廣州市越秀區六榕路。始建於南朝劉宋年間（420—479），初名寶莊嚴寺。梁武帝大同三年（537），詔許建寶莊嚴寺舍利塔，供奉曇裕法師自海外請回來的佛骨舍利。南漢時改名長壽寺。北宋初改名淨慧寺。元符三年（1100）蘇東坡來遊，見寺內有六株榕樹，乃題“六榕”二字，自此寺、塔均改名六榕，沿用至今。塔高外觀9層，高57米多，登塔可俯瞰整個廣州，因塔身色彩斑斕故有“花塔”之稱。
六榕寺
The Temple of Six Banyon Trees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Buddhist temples in Guangzhou. The Flower Pagoda enjoys a much longer history than the often-mentioned three pagodas—Pazhou Pagoda, Chigang Pagoda and Lianhua Pagoda—in Guangzhou. It was first built about 1,500 years ago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y a monk called Tanyu, to house the sarira of Cambodian Buddhist saints, which he brought to Guangzhou via the Maritime Silk Road.
《重修廣州淨慧寺塔碑記》
刻於北宋紹聖四年（1097），後分別於南宋和明代重刻，現存為明弘治年間重刻碑。碑文講到，北宋“南海”一帶，“海舶賈胡，以珠、金、犀為之貨，叢委於市，地大物夥，號稱富饒”。說明當時廣州地區富饒，外來的奇珍異貨薈萃的史實。
元代雖然由於政治等因素，泉州港後來居上，但廣州仍是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依然發揮重要作用。
元大德八年（1304）陳大震《南海志》記載，元朝前期到廣州從事貿易的有147個國家。其貿易範圍之廣遠遠超過宋朝。
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世祖派遣廣東招討使楊庭壁從廣州出發，出使俱藍國（今印尼西南巖奎隆）招徠貿易。
至元十八年（1281），命參知政事索多“招徠東南諸蕃國，許以互市”，各國如能誠心向化，朝廷將重重獎賞。官府應該提供方便，不得刁難。
據《元史》卷14載：至元二十三年（1286），印度半島、蘇門答臘島、尼古拉群島、馬來半島等地相繼前來廣州進行貿易。真臘、佔臘、占城、琉球諸國蕃舶也逐年與廣州通商。
據當時不完全記載，元代進口蕃貨品種達兩百種之多，主要來自南海。其中以香料和藥物最多，還有珍寶、紡織品、皮貨等；出口主要是絲綢、瓷器、金屬製品、日用品、農產品等。
元至治二年（1322），意大利傳教士鄂多力克（Odorico)來到廣州，他在遊記中寫道：“該城（廣州）有數量極龐大的船隻，以致有人視為不足信。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一個城市的船隻多。”
元至正六年（1346），到廣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遊記中說：“泰尼克蘭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觀，最大的街市瓷器市，由此運往中國各地和印度、也門。”“泰尼克蘭”也有翻譯為“新卡蘭”，是阿拉伯語“大中國”之意，是當時阿拉伯人對廣州的稱謂。
結語
總之，隋代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之後，重視海上貿易，廣州成為最重要的海上貿易港口。
唐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是與中國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面、發達的經濟、東西方政治、經濟形勢、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的，是名副其實的東方大港，造就了廣州城市面貌的改觀。
宋代，廣州依然保持其繁盛的格局，是船舶繼路、商使交屬、海外商品的集散地。直到南宋初年，廣州的市舶收入，仍然“倍於他路”。其繁榮景象誠如程師孟的詩所云：“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
到了南宋末年，由於政治地理等因素的變化，泉州的海外貿易超過了廣州。但宋元時期廣州依然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廣州保存至今的豐富歷史文化遺產以及考古出土文物見證了這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
In conclusion, Guangzho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above historical sites and cultural heritages in the city today are the best proof of that, aren’t they?
Editor: Yuan
Source: 考古大家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