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中，查良鏞漫遊歐洲一個多月，於是請倪匡“代筆”寫《天龍八部》。查良鏞旅歐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步入1964年，《明報》已具備中型報紙的規模，雖然還不能與幾張大報相比，但已經在香港報界建立起獨特的風格，尤其在知識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員的心目中地位甚高，其知名度和影響還開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國家。而身兼《明報》社長、總編輯、主筆的查良鏞，也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有一定地位的報人和較高知名度的社評家，並開始活躍於海內外傳媒界。
《天龍八部》劇照
因為《明報》的條件已大大改善，財政已大有盈餘，各方面都已上軌道，故這時候的查良鏞已不必像以往那樣天天守著《明報》，而可以脫身到外地參加一些國際性的報界活動。
1964年1月，查良鏞以《明報》社長身份，應日本方面的邀請，前往東京參加日本《世界週刊》舉辦的一次報人座談會。在那次座談會上，查良鏞曾就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等問題發表演講。
1964年4月，查良鏞又代表《明報》遠赴日本東京，參加國際新聞協會（IPI）舉辦的“亞洲報人座談會”。會議期間，有兩件事令他感觸良深。
一天，日本新聞協會在赤坂王子飯店舉行招待會，招待出席座談會的各地代表。日本《每日新聞》前任社長、最高顧問、日本外交部部長大平正芳先生也到會發言。查良鏞發現，身為外交部部長的大平正芳態度謙遜，對身為報人的本田畢恭畢敬。
對此，查良鏞感到有點不可理解。日本的朋友告訴他，在實際生活中，本田的地位比大平正芳重要得多，因為外交部長是內閣職務，政府一改組，內閣成員也更換，到時大平正芳就無權無職了，而本田卻始終是世界大報《每日新聞》的掌門人；況且，日本報人享有充分的新聞自由，政府完全受到報紙的輿論監督。
查良鏞由此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認識：“在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中，政府決不能影響報紙，報紙卻可以影響政府。政要可以上臺下臺，內閣可以改組更換，報紙的言論和立場卻必須是一貫的。報紙不誠實，讀者不看它，報紙非垮臺不可。政府不誠實，報紙不斷地攻擊它，政府也非垮臺不可。歸根結底，政府的命脈，是真正操在廣大人民手裡。”
金庸與倪匡
另外，查良鏞還參觀了日本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在那裡，他看到記者們乘坐自己報社的飛機四出採訪新聞；他看到幾十架印報機中印好的報紙，由幾十條傳送帶同時輸往打包車間……設備如此先進，採訪交通工具如此現代化，令查良鏞頓然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朝日新聞》現代化、高效率的運作，使查良鏞看到了世界報業的發展趨向，也極大地調動起他把《明報》辦成世界名報的熱情。從日本參加亞洲報人座談會回港不到一個月，查良鏞又代表《明報》，遠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參加國際新聞協會的第十三屆年會。會議之餘，查良鏞還到土耳其多個城市參觀、遊玩……
周遊列國，遊山玩水，廣交世界報業朋友，不必天天牢守《明報》，不必天天為《明報》勞力勞心，查良鏞覺得很輕鬆、很愜意。這大半年，無疑是查良鏞自創辦《明報》以來，最舒暢的日子。
在此後長達一年與《大公報》等報紙的筆戰中，刺激了《明報》的銷量，《明報》日發行量又從“逃亡潮”後的四五萬份，躍升到近10萬份，躋身為香港發行量最多的報紙之一。發行量劇增，盈利也就大大增加，財政實力也自然地大為增強。
這時，查良鏞又再次以《明報》社長的身份，到英國倫敦參加國際新聞協會主辦的會議，順便在歐洲做了一次長時間的旅遊。
查良鏞是在1965年5月份開始他的歐洲漫遊計劃的，到了6月份才回港，這也是自《明報》創立以來，他時間最長的一次外遊。他啟程赴歐洲那天，《明報》各部門的負責人都到機場送行，並向查良鏞表示自己工作的重心所在，希望他安心外遊，不必牽掛報社的事。
當時，報社已上軌道，查良鏞並不太擔心報社的編務，倒是比較擔心正在《明報》連載中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是從1963年9月3日起在《明報》連載的，這是一部風格獨特的武俠小說，在寫法上與查良鏞以往的小說截然不同，在結構上採取了寫完某一個人之後再寫另外一個人的手法，看似脫節，但實際上又前後交錯，將不同的人聯結一起，相互映襯，絕對不會混亂，堪稱絕筆。
在查良鏞所有的武俠小說中，《天龍八部》的人物是最繁多的，他們有如繁星閃爍在《天龍八部》這部“天書”裡。這眾多的人物，基本上分屬公子哥兒段譽的故事、和尚虛竹的傳奇以及英雄好漢喬峰的經歷，他們陪襯這三位首腦人物，猶如眾星拱月，形成浩瀚的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