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步入1964年，《明报》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虽然还不能与几张大报相比，但已经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其知名度和影响还开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国家。而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
《天龙八部》剧照
因为《明报》的条件已大大改善，财政已大有盈余，各方面都已上轨道，故这时候的查良镛已不必像以往那样天天守着《明报》，而可以脱身到外地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报界活动。
1964年1月，查良镛以《明报》社长身份，应日本方面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一次报人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查良镛曾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问题发表演讲。
1964年4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会议期间，有两件事令他感触良深。
一天，日本新闻协会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座谈会的各地代表。日本《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最高顾问、日本外交部部长大平正芳先生也到会发言。查良镛发现，身为外交部部长的大平正芳态度谦逊，对身为报人的本田毕恭毕敬。
对此，查良镛感到有点不可理解。日本的朋友告诉他，在实际生活中，本田的地位比大平正芳重要得多，因为外交部长是内阁职务，政府一改组，内阁成员也更换，到时大平正芳就无权无职了，而本田却始终是世界大报《每日新闻》的掌门人；况且，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政府完全受到报纸的舆论监督。
查良镛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金庸与倪匡
另外，查良镛还参观了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在那里，他看到记者们乘坐自己报社的飞机四出采访新闻；他看到几十架印报机中印好的报纸，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设备如此先进，采访交通工具如此现代化，令查良镛顿然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朝日新闻》现代化、高效率的运作，使查良镛看到了世界报业的发展趋向，也极大地调动起他把《明报》办成世界名报的热情。从日本参加亚洲报人座谈会回港不到一个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十三届年会。会议之余，查良镛还到土耳其多个城市参观、游玩……
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广交世界报业朋友，不必天天牢守《明报》，不必天天为《明报》劳力劳心，查良镛觉得很轻松、很惬意。这大半年，无疑是查良镛自创办《明报》以来，最舒畅的日子。
在此后长达一年与《大公报》等报纸的笔战中，刺激了《明报》的销量，《明报》日发行量又从“逃亡潮”后的四五万份，跃升到近10万份，跻身为香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剧增，盈利也就大大增加，财政实力也自然地大为增强。
这时，查良镛又再次以《明报》社长的身份，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顺便在欧洲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游。
查良镛是在1965年5月份开始他的欧洲漫游计划的，到了6月份才回港，这也是自《明报》创立以来，他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游。他启程赴欧洲那天，《明报》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机场送行，并向查良镛表示自己工作的重心所在，希望他安心外游，不必牵挂报社的事。
当时，报社已上轨道，查良镛并不太担心报社的编务，倒是比较担心正在《明报》连载中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从1963年9月3日起在《明报》连载的，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与查良镛以往的小说截然不同，在结构上采取了写完某一个人之后再写另外一个人的手法，看似脱节，但实际上又前后交错，将不同的人联结一起，相互映衬，绝对不会混乱，堪称绝笔。
在查良镛所有的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的人物是最繁多的，他们有如繁星闪烁在《天龙八部》这部“天书”里。这众多的人物，基本上分属公子哥儿段誉的故事、和尚虚竹的传奇以及英雄好汉乔峰的经历，他们陪衬这三位首脑人物，犹如众星拱月，形成浩瀚的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