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66歲的劉鶴從幕後走到臺前，當選國務院副總理，成為中國政府新經濟團隊中的重要一員。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劉鶴一直是結構性改革的信奉者和推動者，而且在很多關鍵時點的發聲，頗具前瞻性。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劉鶴就認識到中國經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即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不匹配。而金融危機十年以來信貸擴張帶來的高產能、高庫存、高槓杆等讓中國經濟再次走到結構性改革的關口，尤其是中國經濟的負債集中在地方政府（包括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其中大量債務存在著潛在違約風險。
一位與劉鶴同為“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的經濟學家對界面新聞表示，雖然現在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都可稱得上“生死關頭”，但所處環境和麵臨的問題又不一樣。
“那時候國有企業不盈利，現在國有企業盈利，”他說，“降槓桿跟企業破產是兩回事，就像心臟病和肺炎都是要命的，但不是一回事，治法也不一樣。有的是必須立即手術，有的是保守療法。降槓桿一定是緩慢的過程。”這位經濟學家說。
從插隊知青到無線電廠工人，從經濟智囊到國務院副總理，被譽為“中國的薩默斯（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的劉鶴，要實現“爭取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槓桿率得到有效控制”的承諾，面臨的挑戰並不輕鬆。
從幕後到臺前
來自官方的簡歷顯示，劉鶴生於1952年，和那個時代很多城市知識青年一樣，他也下鄉插過隊。1969年，劉鶴來到位於吉林省西北的窮困縣洮南瓦房公社插隊。一年後，他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王牌軍——第38軍。1973年，劉鶴進入北京無線電廠做工人，在這裡工作了6年，歷任團委幹事、書記，這是他進入國務院之前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這一標誌性的事件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包括劉鶴。兩年後年，劉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學習，先後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後，他進入國務院直屬智囊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1987年，年僅35歲的劉鶴因一篇《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得到國務院領導器重，從國研中心調到國家計委，開啟了 “政策設計”生涯。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還有一段“洋插隊”的歷史。1992年，他赴美國西東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習，兩年後轉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國際金融和貿易專業，並獲得了公共管理碩士學位(MPA)。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一直以培養精英官員著稱，授課老師很多都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
劉鶴在美國留學的那段時期正是全球互聯網熱潮逐步形成之際。1998年，劉鶴出任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正局級），參與國家信息化建設工作。2001年，他轉赴新成立的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任副主任，主管電子政務和國際合作工作，同時兼任國家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
2003年3月，劉鶴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面工作。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的中財辦，是為最高領導層提供經濟方案的部門，屬正部級機構。近20年來，中財辦主任同時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根據2008年10月出版的《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一書，進入中財辦後，劉鶴參與每年國家主席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起草和宏觀經濟政策工作，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文件重要執筆人。“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1998年6月成立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劉鶴是發起人之一，現在和吳敬璉同為該論壇學術委員會榮譽成員。
劉鶴代表了與那些活躍在大眾視野的官員們不同的另一類形象：他們是中央很多重要文件的幕後起草者，在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的選擇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但卻很少為外界所知。近年的政治新名詞“頂層設計”，以及當前的“供給側改革”等，背後可能都有劉鶴的身影。
讓劉鶴開始受到外界普遍關注的是美國《華爾街日報》在2013年10月的一篇報道。彼時，他剛升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一職7個月。
報道在開頭說，2013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倫飛往北京參加一場中美高層會晤，習近平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倫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這篇文章在國內很快流傳開來。此後，劉鶴的每一次現身都會引起外界的高度重視。
今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召開期間，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維德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與會人士對於能聽到劉鶴的演講熱情高漲，大會組織接到了很多要求安排與他會晤的請求。
“鑑於劉鶴在理解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屆時人們將非常熱衷於聽到他的觀點，更好地解讀中國的未來。”艾維德說。
儘管如此，劉鶴還是保持著道家“光而不耀”的處世態度。比如，劉鶴辦公室在回覆《華爾街日報》上述文章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結構性改革的輪迴
“中國將利用改革開放40週年的機會推出新的改革舉措”，“可能我們有一些措施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劉鶴在今年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就“中國的經濟政策”作特別緻辭後這樣回答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的提問。
劉鶴對於結構性改革的推崇可說是一以貫之，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於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要求所有不同。
在1987年發表的“成名作”《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中，劉鶴寫下了這樣一段思考：“在我國供給結構明顯存在缺陷，市場機制不健全、消費檔次沒有拉開的情況下，單從總量層次調控供求矛盾是很難奏效的。深入到供求體系的結構層次，通過制定產業結構政策從根本上改善總供給能力，實現結構性的資源優化配置和國民收入合理分配，可能是解決問題切實可行的思路。”
即使在對中國80年代通貨膨脹的研究中，劉鶴也認為不能將其簡單歸結為貨幣現象，而是進一步將其導向了我國特定的結構和體制變化背景。
他在1990年發表的《成本推進通貨膨脹及其治理》一文中的認為，我國的通貨膨脹同時存在“需求拉上”和“成本推進”兩類因素，兩者互相滲透，互為因果。其中，需求拉上通貨膨脹不僅起因於貨幣供給超過產量增長等短期因素，而且誘發於當時的產業結構劇烈變動，體制轉換，松貨幣政策和名存實亡的中央銀行職能等特定背景。而成本推進通貨膨脹則是由外部成本上升，工資剛性引起的勞動成本上升以及“利潤剛性”推進物價上升三個環節因素疊加而成。
“若把兩個因素綜合在一起加以考慮，就可以看到，治理我國的通貨膨脹需要立足於結構轉換和機制變革的主調之中，把改革、 開放、發展、 治理融為一體。 既要考慮對直接誘因的控制，更要注意消除其形成機理。 從這個意義上說，僅通貨膨脹這一概念，實際包括了產業結構調整、 宏微觀機制構造等多方面的內涵。”劉鶴說。
當前的經濟熱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亦可以追溯到最初的產業政策。
劉鶴1987年提出的“產業政策”實際是指聯接宏觀和微觀的一整套政策體系。其通過協調財政、金融、稅收、外貿、外匯、技術、人才等各種間接或直接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某種（某幾種）產業的生產、投資、研究、開發現代化和產業改組進行促進，而對其他產業的同類活動進行抑制”，以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這樣的產業政策，從宏觀上要求有計劃、有重點地協調發展國民經濟，又從微觀上引導企業的發展方向。
在當時“計劃”與“市場”的協調仍面臨較大阻礙的情況下，報告借鑑日本戰後初期的產業政策，將“競爭”與“干預”、“改革”和“建設”結合起來，為該階段的計劃體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方法論”。此後20年，中國的產業政策無一例外都體現了上述調控思路。但是，由於最初的政策設計本身具有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進入新世紀後，一些行政性直接干預措施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被進一步強化，限制了市場機制的作用，產業政策的弊端也逐漸暴露。
1989年3月，國務院發佈了我國第一部產業政策法規，即《國務院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提出集中力量發展農業、能源、交通和原村料等基礎產業，同時控制一般加工工業的發展，使它們同基礎產業的發展相協調。
1994年4月，國務院頒佈《90年代國家產業政策綱要》，提出要通過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證產業政策的實施，支持短線產業和產品的發展，對長線產業與產品採取抑制政策。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2016年第6期《比較》雜誌上撰文指出，這種政府在“宏觀調控”的名義下以產業政策直接干預微觀經濟的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到世紀之交形成了“有保有壓、有扶有控”的產業政策方針。有關部門陸續頒佈了汽車、鋼鐵、水泥、煤炭、鋁業、電力、船舶、紡織等一系列行業的“產業發展政策”、“產業結構調整規定”和“產品目錄”。
“不過，這種直接干預市場和限制競爭的產業政策的執行效果乏善可陳，使我國產業結構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變得越發扭曲，由行政力量推動下形成的大型企業集團的競爭力下降成為一個明顯的事實，以致‘三去一降一補’，即‘去過剩產能、去房地產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供給短板’成為當前必須面對的緊迫而沉重的任務。”
劉鶴本人也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深有感觸地說道：“（總結中國經驗）的重點可能是再認識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義公共產品，再認識價格機制的重要作用，再認識在全球化條件下戰略性產業政策的功能，再認識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發展模式調整之間的互動關係，再認識保護產權、完善激勵機制等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因素的重要作用。在這些問題上，的確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事實上，到21世紀初，中國一些基礎產業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產能過剩。2005年，劉鶴在解讀“十一五”規劃建議時指出，應對供給體系和總需求結構同時進行調整，即壓降過剩產能的同時，擴大國內需求，增加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只不過，隨後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國內原本為應對供給過剩問題採取的“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被“4萬億”政策打斷。
隨著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國內經濟逐漸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2015年10月，擔任中財辦主任的劉鶴在廣東考察期間強調，要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殭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要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斗轉星移，在當年產業政策重點扶持的鋼鐵、煤炭等基礎性產業，成為如今迫切需要去產能、去槓桿的重災區後，劉鶴，將繼續成為這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操刀者之一。
預見者和改革者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劉鶴似乎對於中國經濟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首要任務總能準確把握，在很多關鍵時點的發聲，頗具前瞻性。
1998年，中國出現通貨緊縮現象，國內不少學者認為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階段可能已經完結。但劉鶴認為這種觀點過於悲觀。他表示，“中國經濟仍具備長期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力和大部分條件。在未來10年, 中國的三個基本趨勢 : 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將為高速增長創造物理空間、動力機制和運作慣例。”
當時還有一種觀點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強調質量，但劉鶴認為，讓中國經濟增長保持“高速度”更具有緊迫性，而所謂的過剩產能可以依託城市化進程得到解決。“必須深刻認識到：如果中國經濟不抓住增長的好機會, 在人口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儘可能快地解決結構性改革的歷史任務, 就可能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機會了。”他強調。
事後證明，正如他所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又持續了十多年。而現在，真正到了強調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時候。
世紀之交，劉鶴還敏銳地預感到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的力量。他從1996年到2003年陸續發表多篇文章，大力推薦“新經濟”，並鮮明地提出，“最危險的是對新經濟的麻木不仁”。
彼時的劉鶴已經清醒認識到，相對於傳統經濟，新經濟更傾向於扁平的，互動和網狀的組織結構，將對現行組織及其體制產生很大的衝擊，這種衝擊將全面體現在社會經濟結構、組織結構、商業模式、管理行為、交易方式和制度變化等方面。但其恰恰也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最好的動力。這些觀點在現在看來仍不過時。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三去一降一補”，“補短板”的其中一項正是要求“培育發展新產業”。
2008年8月，國內面臨緊縮政策是否需要繼續的爭議，劉鶴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指出，就中國經濟的現實表現看，宏觀調控政策力度已基本到位，沒必要再加大調控力度，應保持各項宏觀政策的穩定，創造一個良好、透明的外部環境。那年9月開始，沿海地區出現嚴重的出口下滑，來自發達國家的壞消息接踵而來，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開始顯現。
2009年4月，全球經濟還處於不斷受到衝擊的困頓之中，劉鶴提出了這樣的擔憂：“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沒有新的增長點，技術突破缺乏儲備。展望十年，如果處理不當，這場金融危機存在出現一波三折的潛在風險，一旦如此，金融危機經歷的時間會比想象的還要長久，對此亦高度警覺和防範。”
最近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深刻影響了劉鶴後期的理論形成。
從2010年起，劉鶴牽頭的中財辦課題組，會同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部門的專家學者，啟動了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兩年後，《比較》雜誌刊登了由其執筆的總報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他在這篇後來獲得中國經濟領域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文章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歸納了兩次大危機的異同之處。
從宏觀視角看，課題組認為，兩次危機帶來的啟示包括：繁榮時期要有危機意識，不能一再延誤改革良機。貨幣政策必須鬆緊適度，不能只顧追求短期繁榮。財政政策必須量入未出，留有餘地才能臨危受命。金融安全網必須及時修補，社會安全網必須覆蓋廣泛，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的關係等等。
課題組還在研究中還特別提出，要吸取兩次危機的經驗和教訓，避免走向過度負債型經濟，重視調控由金融引發的波動。
在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係方面，強調要注意以下三點：
首先，貨幣金融環境不能助長債務型經濟過渡發展。發展消費信貸要穩步推進，嚴格償付能力審核；地方政府借債行為要逐步透明化、制度化，加強市場約束；銀行理財等表外業務和民間融資要規範發展；金融機構要加強資本約束和內部治理約束，防止利益衝突和道的風險。
第二，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宏觀調控要在關注真實經濟指標的同時，更注重調控金融引發的波動，加快構建逆週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弱化金融的順週期性質。
第三，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要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既改善實體經濟經營環境，夯實實體經濟發展基礎，又抑制資本脫實向虛、以錢炒錢，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和膨。
劉鶴認為，危機的爆發是“人禍”而非“天災”，兩次大危機中一個共同的原因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超過了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宏觀層面的監管能力。在金融監管方面，本輪金融危機至少帶來了三條啟示：第一，金融監管要有前瞻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必須是內生反週期性的，特別是在繁榮時期，金融監管在不受重視時最有價值。第二，金融監管體系要有適應性，監管者需要具備深刻的自省意識和不斷改良的能力。第三，金融監管要“長牙齒”，不能只說不做。
在全球經濟治理新架構確立過程中，課題組提出，中國在走出危機的激烈國際博弈中應維護利益、適時出手。要認清，順差國家實際上在“再平衡”過程處於主動，不能在再平衡壓力下，承擔過多國際經濟調整責任。在全球力量對比加速變化，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處於大變動和尋找信均衡的背景下，中國應尋求由積極參與者向主導塑造者轉變，設置“中國議程”，推出“中國方案”。
劉鶴這代人由於早年的磨難，往往認為自己對改革負有更大的責任。
正如他2008年在《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蹟》一文中所說，“三十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不覺之間幾乎到了花甲之年。展望未來，路途還很遙遠……有三件事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迴避的責任：一是強化社會共識和推動改革開放；二是總結歷史經驗和推動理論創新；三是思考深化改革的導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