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湖參考
北京青年報社
關於結婚的事，最近又有了新的風向。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三審稿對婚前告知義務，做了一個新的規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應在婚姻登記前告知另一方；不如實告知的，另一方可以申請撤銷該婚姻。媒體對這個新的表述產生了很大的興趣，紛紛論證其現實必要性。
我也覺得這個規定很好。不過從以往的立法實踐看，一個良好的立法本意，能否產生正面的社會效應，還需要通過時間來檢驗。比較困擾我的問題是，到底什麼是“重大疾病”，法律能不能說得更清楚一點？還有舉證的問題，就是你怎麼證明自己已經告知了對方你的病情？這兩個技術性問題看起來有點瞎較真，但其實很重要。看起來，未來的年輕人在結婚之前，很有必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到底有沒有病？
最近有個案子引起了我的興趣。河南省南召縣幾個農民因為失地等問題多年信訪，被當地法院一審判處尋釁滋事罪，各自領刑一年六個月。類似的案子比較常見，那這個案子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第一個情況是，其中65歲的賀立順，在案子開庭之前就死在了看守所裡。南召縣公安局和死者家屬採取“私了”的辦法處理此事，在並未屍檢的情況下做出了“正常死亡”的結論。第二個情況是，該案一審宣判後，有關方面要將患有冠心病的賀立軍“再度收押”，但看守所竟然拒絕接收。
對基層現實有所瞭解的人，都不難明白這個案子是怎麼個狀況。幾個被當地政府視為“刺兒頭”的年邁農民，因為屢教不改，被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本來要告他們敲詐勒索罪，但可能是有高人指點，說這個罪名很難成立，於是在開庭之前，檢察院臨時追加了一個尋釁滋事的罪名。一審中，敲詐勒索罪果然沒有獲得法院的支持，但尋釁滋事罪卻得到了認定。你要問我，這幾個老農怎麼就尋釁滋事了呢，我也不太清楚，但從法院的判決看，他們的主要犯罪事實是，四年前在中央巡視組進駐河南期間，到巡視組的駐地“打橫幅、衝擊賓館門口”。
讓人感到不好理解的地方是，如果涉案四人真的做出了“衝擊”的行為，當地司法機關應該及時做出反應，不應該拖這麼久。但從媒體的報道看，所謂打橫幅和“衝擊”，並沒有得到很有力的證據支持。那麼，是不是老百姓向中央巡視組反映問題，在當地看來就是一種“罪狀”呢？如果地方法院這麼認定，未免有點政治不正確。
客觀地看，地方政府確實面臨“信訪考評”的壓力，但化解這種壓力的方式，卻能反映出基層治理的水平。賀姓四人在信訪一段時間後，與當地政府達成了“停訪息訴”的協議，在兩年時間裡基本相安無事。但因為當地含糊承諾的林權證一事遲遲得不到落實，他們又走上了信訪之路。但這一次他們碰到了“硬茬”，大概是因為南召縣換了領導，他們一去縣紀委，就被抓了起來，一個多月後就被批捕了。一個民生問題，就此升級為刑事案件。賀立順在看守所意外身亡之後，檢察機關依然對其他三人提起公訴，從中不難看出“打擊”的決心。兩次開庭之後，勉強判了個眾所周知的“口袋罪”，終於以司法裁判的方式“終結”了這樁公案。但是，這真的是解決民生問題的最佳路徑嗎？
南召縣這個案子，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那就是河北灤平縣八旬老太李淑賢。李老太也是因為信訪的問題，被地方法院判處尋釁滋事罪，關進了監獄。在監獄裡，她兩次骨折、生活不能自理，卻仍然不能保外就醫。但耐人尋味的是，去年十二月初，承德市人大副主任、灤平縣委原書記蔡福浩落馬的同一天，李淑賢就被假釋了。有的事實在太不得人心，誰也不願意揣著那塊燙手山芋。南召縣的賀立軍為什麼在判刑之後被看守所“拒收”呢？道理大概也是如此。誰的心裡還沒有一塊明鏡啊？
基層的事情，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但我總是相信，在涉及民生的問題上，除了“雷霆手段”還應該有“菩薩心腸”。你發展經濟也罷、整治社會秩序也罷，目的是什麼呢？還不都是為了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若是遇到了什麼矛盾就祭出“牛刀”，只怕牛刀和雞都不會答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