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以文學社和共進會為主的革命黨人決定發動一場新的武裝起義。1911年（清宣統三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義”爆發。之後，十餘省宣佈脫離清王朝的統治而獨立，史稱“辛亥革命”。武昌起義起義的勝利，促使清朝走向滅亡，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亞洲和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的開端，在中國歷史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但是，辛亥革命領袖孫中山卻認為武昌起義的成功是個意外，他說：“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則張彪斷不走，而彼之統馭必不失，秩序必不亂也。”為什麼孫中山會這麼說呢？
第一，許多革命黨人不認為在武昌起義是上策。
武昌雖然是九州通衢，卻也是四戰之地，正因為這裡水陸交通比較發達，所以很容易受到敵人重兵集團的進攻。也因此，同盟會領導人孫中山等才執意要先在廣東發動起義。事實上，武昌起義爆發後，部分裝備精良的北洋軍迅速趕到了武昌城下，準備進攻。但是清軍統帥蔭昌，非要等清軍主力集合完畢，才發動進攻，給了革命軍十餘天的準備時間。之後，黃興趕到武昌，率革命軍反攻，饒是如此，還被清軍拿下了漢口、漢陽。若非袁世凱對革命軍採取又打又拉的手段以脅迫清廷退位，武昌城真的難以保住。
圖：清軍統帥蔭昌
第二，武昌地區的革命形勢及基礎並不優越。湖北是清朝政府統治的堡壘地區，群眾的革命熱情並不強烈，因此許多革命黨高層如孫中山等人並不看好湖北，未把湖北作為革命鬥爭的重要區域，對湖北的革命形勢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雷鐵崖批評湖北人在保路運動中的表現既遠遜於“拼死以爭”的川人，又落後於“亦尚有罷課開會之舉”的湘粵兩省，“聲息俱無，群仰清政府鼻而噓而沫”。“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沒有想到湖北人悶聲發大招，給全國革命形勢送了個大禮包，武昌起義成功敲響了清朝封建統治的喪鐘。
第三，武昌的反革命力量比較強大。
當時湖北省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居全國前列，民心較為安定。而且，武漢是清朝新軍重點佈陣的地方，清末練新軍的翹楚，首推袁世凱，次推張之洞。在張之洞苦心經營之下，湖北新軍設一鎮一協統，人數在全國較多，實力也很雄厚的。武昌起義前，張之洞雖然已經去世數年，但是在任的湖廣總督瑞澄向有賢名，貌似文武雙全、思想進步的幹才（沒想到會是個紙老虎）。瑞澄曾在蘇州等地編練內河水師，一舉擊潰盤踞太湖一帶的水匪；升任湖北總督後他還與錫良領銜聯名十八省督撫致電軍機處，請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歷史學家章開沅說：“瑞澄並不是腐敗官僚，他是個積極推動改革的人。”
第四，起義的領導力量並不強大。
辛亥革命的領導中堅是孫中山、黃興等領導的同盟會。而武昌起義是由文學社與共進社領導的，他們只能算同盟會領導下影響力不太大的分支機構，並且共進會、文學社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甚至到起義前夕仍未做好協調組織工作。共進會、文學社原定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來武漢領導起義，但他們均未能趕到武漢，於是起義指揮部決定推遲到10月16日發難。武昌起義的軍事總指揮為蔣翊武，參謀長為孫武，總理為劉公。但是，由於情況洩露，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旗幟等都已洩露，彭楚藩等人被殺，蔣翊武、劉出逃，孫武受傷住院。武昌城內戒備森嚴，無法與各標營革命黨人聯絡，實施起義計劃。
正因如此，無論是革命黨還是清廷，都對於武昌起義的成功頗感意外。那為什麼武昌起義還能成功？這主要得益於這個大清王朝的“送命總督”——瑞澄！瑞澄號稱幹吏，卻臨危處置失當。武昌舉事之初，主要是士官出身的革命黨人在籌劃，舊派軍官及北洋將領皆觀望不動。待到革命黨領袖或死或逃，起義本來已告失敗。但由於瑞澄先將抓獲的革命黨領袖砍頭示眾，後要按搜到的革命黨的名單按圖索驥式抓人。這引發革命士兵恐懼，於是在沒有革命黨領袖領導的情況下，新軍士兵自發起義，誠可為各國軍事史上罕見之行動。
圖：瑞澄
所以，武昌起義能夠意外之中獲得成功，確實得益於這個大清王朝的“送命總督”！對此曹汝霖說：“武昌兵變，由於中央集中軍權之後，引用士官出身之軍官與北洋將領遂分派別，有新舊之分。武昌起義，由於新派主謀，初僅兩營起事，餘皆觀望不動。後鄂督瑞澄搜得叛軍名冊，牽涉新軍士官很多，士官恐株連，遂先發響應。假使瑞澄處以鎮定，將名冊銷燬，即可使反側者安心，徐圖處置，何至釀成大禍。”
不僅如此，一見革命爆發，瑞澄突然逃跑了。總督一跑，負責軍事指揮的鎮協張彪也跟著跑了。之後趕來的北洋新軍在陸軍大臣蔭昌的領導下逡巡畏戰，沒有傾力鎮壓起義，這些情況在客觀上幫助了起義成功。對比之下，“黃花崗起義”就比較不幸！雖然兩廣總督跑了，但水師提督李準卻比較鎮定，迅速調來大批人馬平息了這場起義。其實，繳獲黨人名冊後，見上面列許多軍人姓名，湖北布政司陳樹屏曾建議銷燬名冊以安人心，但師爺張梅生力勸按名捕之，瑞澄聽張的意見，很快抓獲三十二人，誅殺三人。於是軍心騷動，第二天就爆發武昌起義，瑞澄則棄城而逃，先逃上海，再逃日本，誠可謂大清王朝的“送命總督”。
當然，給大清王朝“送命”的，不僅是瑞澄、張彪、蔭昌等人，還有攝政王載灃。當時的有識之士均意識到要早日立憲，開國會，組織內閣。連瑞澄這樣的高官也聯名請朝廷早開國會，沒想到載灃壓制大批士紳的和平請願，好不容易開了內閣，卻大部分都是皇族。這連立憲前朝廷高官滿漢對半的比例都不如，一下子激化了民族矛盾，把大批立憲派人士及地方實力派推向了革命陣營。武昌起義後，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即表示贊成革命，出面承擔民政工作，之後黎元洪也表示贊成革命，兩人同時署名通電敦促各省諮議局響應革命。
立憲派及清軍加入革命陣營，給朝野極大的震懾，如黎元洪被迫出任湖北軍政府總督後，武漢軍政各界都感到意外，說“想不到黎協統也是革命黨”。這使得殘敵更心驚膽裂，易裝潛逃者，不可勝算，給當時實力佔絕對優勢的頑固派以巨大的心理打擊。
可以說，正是清朝中央的錯誤做法，把越來越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待到清政府終於答應實行君主立憲時，時機早已過去。湯化龍說：“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名義，籲請立憲，乃偽為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此次武昌首義，並非專行種族革命，實為政治革命。出現在二十世紀時代，君主國逐漸減少，民主國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則滿清永久立於優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較之君主時代之危險，至有世世子孫莫生帝王家之慘，勝百倍矣。”
正因如此，在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領導的十三次武裝起義均告失敗，許多人都認為革命成功還得好多年。湖北革命黨本希望黃興來組織和領導起義，然而當時黃興只注重兩廣和雲南地區而忽視武漢，他此時又在海外並明確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勢，甚至要求推遲起義。然而誰也沒想到這一場群龍無首，倉促上陣，一幫名不見經傳的、找不到合適的領軍人物的，由士兵自發發動的起義竟然能獲得成功！出現這種情況真的是隻能說明大清王朝氣數已盡，誠如趙烈文四十四年前所預測“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