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最近相当闻名，不但文学圈里的人津津乐道，就是文学圈外的大众，也都每天热切地巴望着读她的“封城日记”。这看上去有些奇怪，但又感觉很正常。
在此情形下，作为文学从业者的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日后的文学史该怎么写方方？不过，在“忽然想到”中，也特别对此前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是怎么写方方的感起兴趣来，于是信手翻看起手边的几本文学史。
第一本是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1949-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再版，全书三百二十四页。方方在这本文学史中出现，是在1990年代小说中的“新写实小说”栏目中，排列在池莉之后，直接描述的字数我没计算，但数了数，一共十行；如果算上前面的半句介绍和注释，一共十七行，相比于池莉的二十一行，少了四行。在十行的正文描述中，点到的作品是《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落日》《桃花灿烂》《乌泥湖年谱》，其中稍微重点介绍了一下《风景》。
第二本是陈晓明的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全书六百页。因为是思潮方向，方方的其他作品没有被点名，只是作为“新写实”思潮中的一员被介绍了《风景》，不过总字数也就是十三行，占十六开纸的半页。相比于张抗抗的一页多篇幅，少了一半；相比于铁凝三页多的篇幅，少了两页半多。
第三本是李新宇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1949-201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全书四百页。在这部著作中，方方没有被单独书写，只是在“80年代末，以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为主要代表的新写实文学成为主要的文学现象”这一句中被点了一下名。
其实还有几本文学史，比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印象中好像也有被唐小林批得一塌糊涂的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不过都压在纸箱子里，也就不去翻了。
对于第一本、第二本，方方的被书写以及所占篇幅，应该说也就那样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至于第三本，方方就是一个名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是有点意思的。于是我放下书，沉思起来。
画家陈丹青在谈到梵高时说过一句话：所有伟大的画家，一旦进入美术史，一定会被简化。其实，文学史也一样，再能耐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荷马、狄更斯、乔伊斯、博尔赫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也包括杜甫、曹雪芹、鲁迅、徐訏等，一旦被写入文学史——我说的是那种涵盖几百年的那种——也就是三五页的篇幅。
七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大体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也就是通常说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怎么说呢，要说涌现出来的作家——也可以说是文艺工作者，那可是真够多。不说别的，单是各级作协系统注册过的，不说“十万+”，三五万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加上那些流落民间的文学爱好者，以及偶尔在报纸上发个豆腐块的业余写手，数量绝对配得上“文学大国”的荣光。
究竟该怎么对这些人进行编排，是每一个写文学史的人都很头疼的。这七十年，风风雨雨的，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艺政策得写吧，重要的文学论争得写吧，引领过潮流的文学思潮也得写吧，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家和作品也得写吧，获得过茅奖、鲁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也得写吧……撇下哪个都舍不得，还会得罪一帮人。
不得不说，“前三十年”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绝对主潮，没有那么多“幺蛾子”。相比来说，“后三十年”就显得太“乱”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文学还热闹着呢，朦胧诗、意识流、现代派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接着就是各种“新”字头的文学现象百花齐放，比如新写实、新历史、新现实主义、新生代、新世纪之类，记不清了，反正只要哪个刊物、哪个著名的评论家提出个什么“新”的构词，总有合适的作家和作品被纳入其中，于是，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文学思潮就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作品。
客观地说，方方所在的新写实小说，相比于1949年前的白话文学，没看出什么特别“新”与不同的“写实”来，只不过是相比于前三十年的“红色经典”，确实不那么“红”了而已。当然了，这对于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们来说就很重要，就需要进行命名。
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命名没完没了，要是后来的评论家、文学史家们更加花样百出，一百年或两百年后再给所谓当代文学写史，新写实和方方，是不是还能勉强挤占那十三行的篇幅？或者是像第三本文学史一样，仅仅点一下名字呢？
文学史的编写，其实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永远是少数，也应该永远是精品。所以真要是二百年后写文学史，我想，如果不是超过一千页，那么仅就新写实和方方这一层面来说，名字能被提到一次，那肯定是后来的杂志、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自律起来，不总是没事找事地热衷命名，热衷制造时髦术语了。可是，看看现状和趋势，怕是这种想法太单纯、太想当然了。
不过，就目前文坛来说，方方确实借光了，因为现有的几乎全部所谓当代文学史，事实上只是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文学史；还有一些并不专注于在所谓纯文学杂志发表作品的教授、学者型写作者，一些作为此前被低估、被排斥的写作者，和一些作为影响一时的纪录片、话剧编剧，等等，是不太可能入史的。至于那些作为散兵游勇“漂”在文艺工作之外而坚持文学书写的作家们，尤其是不以发表为己任的诗人，更是大量存在于网络中。
我还曾认真地思考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把所有有分量的作家都排排队，上秤称重，那谁被选进谁被选出，还真不好说。但起码我敢说，仅凭“新写实”这一张牌的方方，一定会被淘汰掉，也许连名字都不会出现一次。就是加上被评论家、评委们普遍看好的《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甚至算上她全部的四十余部中、长篇，也一定会作为沙子被淘汰掉。否则，就是那些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的眼光有问题。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从2016年方方出版了新作，尤其是2020年初连续写作“封城日记”后，天平的砝码可是倍增起来。
记得2016年时，但凡文学圈里的人，见面或私下里都在问：仁兄，看过后感觉怎么样？前些年的回忆还没有散去，现如今又感受和体验了一把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看着周边那些每天阅读、讨论甚至争论方方日记的芸芸众生，一刹间让人感觉，原来文学大众化竟然这么简单，也不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那些人在那搞什么大众化的高深理论，又是写文章开座谈会的，又是深入群众下基层的，费半天劲，结果文学的大众化就是粗鄙化、口号化、脸谱化。这方方，也没写什么理论深刻的文章，更没有走村串户地“采风”，就是闷在家里，足不出户，一天一见闻一天一感受地写着那些平平常常的文字，不分阶层不分专业的人们，还就是自觉地、自发地热爱起文学来了。就连小区门口修自行车的老大爷，都神秘地问过我两次：今天读方方日记有什么感受？
作为专业学者，我敢说：要是一百或二百年后真有人写文学史，那么不管书的薄厚，漏掉方方一定是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的败笔。忽然又想到，似乎有人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此前一直不相信，因为一百多年的中国够不幸的了，也没怎么看到诗家有多幸。
但这次不得不相信了。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