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是第一位“女权卫士”：一生孤高，为女性发声
在女权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最该研究的“女权卫士”，其实是张爱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优秀的女性作家，她的创作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女性意识的，她捍卫女性的地位和尊严，以及女性做自己的权利。
一
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会伴随终生，敏感如张爱玲，更是逃不过童年在她人生中投下的巨大阴影。
海明威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张爱玲独有的孤傲冷清的气质，应该从记事起就已初见端倪了。此后一生，她都逃不脱这阴影的啮咬。
幼年的张爱玲曾和父亲有过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连张爱玲终生挚爱的《红楼梦》也是父亲介绍给她读的，他还为张爱玲的《摩登红楼梦》写过序。
但这短暂的幸福时光很快破灭，在父母离婚后，张爱玲的父亲把愤怒发泄到女儿身上，张爱玲无辜被父亲毒打，关在一间空房中过了一秋一冬，她对父亲的感情坍塌了。
二
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张爱玲终于如愿来到了美国，和母亲朝夕相处，可是很快她发现，母亲是一个完全理智以至于冷酷的人，她对张爱玲不管不顾。
张爱玲由此才意识到，女性可以不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母亲的角色里，而是只作为一个“女人”生活。她们可以不喜欢自己的儿女，可以不宽容，可以有残酷的冷漠。
张爱玲完完全全地站在了女性的角度上，来塑造一系列“冷漠而自私的母亲”，人们往往关注《半生缘》里曼璐复杂阴险的内心世界，但在这部小所中，同样有着复杂底色的顾太太，在生活的重压下沦为金钱的奴隶，也是为了钱成为大女儿的傀儡，从而狠心地扼杀了曼祯的感情和生活。
可怜的曼祯失去了自由，在男友沈世钧寻上门来时，顾太太也为了钱再次藏起良心，隐瞒真相。至此，一个贪婪的、爱财的中年女人已经跃然纸上。
但张爱玲又“宽容”地指出，是难以养活儿女们的困窘让顾太太成为一个对金钱极度依赖的人。
张爱玲的小说也独特在这里：她把“母亲”放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阐释，作为一个拥有自我的女人，而不是陷入在各种社会关系里的各种身份。
这打破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僵局，也是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最高体现。
或许是因为在母亲那里得到太少的爱与支持，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没有发自内心的关怀，每一点爱意背后，都藏着巨大的陷阱，母亲对子女没有真爱，对丈夫更是如此。
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之所以走到最后变成一个虚荣的女人，一个为了生存而说服自己爱上范柳原的女人，和母亲白老太太的弃之不顾是分不开的。
诚然，哥嫂的冷漠和排挤也让白流苏难以立足于白家，但当白流苏向母亲求助时，白老太太的躲躲闪闪才是将她推出家门的最后一击。
这是一系列可怕的疯子一样的母亲形象，但在传统文化中，女性从未被赋予真正的“自我”，她们为丈夫、公婆、子女而活，但很少作为一个“女人”被审视。
在社会赋予女性的多重身份中，“母亲”当然是责任最高的那个角色，也成为了最重的枷锁。
而张爱玲正是通过作品中“母亲”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女性意识的独立性——从这一点上来看，张爱玲确实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意识的先导者。
她冲出牢笼，做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她无所畏惧地在《造人》中表达自己对“母爱”的看法：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
在她笔下，母爱固有的崇高、伟大和与生俱来被彻底打破。
千百年来的“母亲”们终于成为一个个鲜活的“人”，她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成为母亲。
她们被允许有情欲、有恨、有狭隘、有阴暗和自私的一面，这是千年来女性文化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
三
张爱玲的后期作品中，女性意识得到彻底完全的释放，最具代表性的是“半自传性质”的《小团圆》，这是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圆满句号。
《小团圆》中九莉的形象可以说是一个全然理想的角色：她脱离了张爱玲前期作品中赋予女性的悲剧命运，反把整个人生和感情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团圆》这个名字本身是一种讽刺，书中的人物分散出走，传统文化中男性“三妻四妾”的痴心妄想彻底破灭。
张爱玲赋予女性意识的主角九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立姿态横空跳出，作为张爱玲寄托自己女性意识的“最佳主角”，她完美地出场。
《小团圆》被称作张爱玲的半自传小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盛九莉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张爱玲的童年、成长和在爱情里她未养成的自由姿态。
盛九莉出生后，被过继给了伯父。这之后不久，九莉的爸妈就分开了。
九莉后来被父亲毒打，关禁闭，她毅然离家，和三姑平摊房租住在一起，在这样复杂的家庭里长大的九莉，从未对父母和其余亲人产生过什么“血浓于水的眷恋”，九莉的学费一直是母亲蕊秋负责的，而九莉总是惦记着要还清这笔钱。
和张爱玲的成长一样，九莉的破茧也伴随着一身伤痕，在张爱玲的笔下，我们看到绝望、黑暗和无奈，但九莉是勇敢的，她打破樊笼，冲进了外面的世界，尽管伤痕累累，付出了无数代价，可她终于斩获自由。
为这“自由”，她努力了太久，因此对于独立的追逐，以一种刻骨的姿态融进了她的血液里。她羡慕三姑，想到外国去，想要成为三姑。内心的渴望流露在外表，就成了前卫而大胆的衣着，她不顾他人的眼光，穿得花红柳绿，她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反叛和对自由的向往。
九莉、九莉的母亲蕊秋、九莉的三姑楚娣，《小团圆》中刻画的一个个女性在当时那个封闭压抑的社会中，依然坚守自我，始终向着自由奔跑。
在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张爱玲内心深刻而珍贵的女性意识，此时的张爱玲，已经突破内心的樊笼，跳进了一个广阔光明的空间里。
四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笔下的爱情终于不再是以往的悲戚低回，盛九莉摆脱了卑微的付出者的身份，转而成为一个被仰慕被追求的角色。她处于情窦初开的少女期，却遇见已婚的邵之庸。
邵之庸先动了心，他看到九莉的文字，折服于她的才华，从而爱上了年少的九莉。九莉同样在相处中爱上了邵之庸：
“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
这样隐晦而涌动的爱情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但邵之庸一开始就是个复杂的身份——他为汪伪政府工作，他遇见九莉之前早有家室，他比九莉大十几岁，最重要的，在与九莉的恋情里，他和其余女人纠缠暧昧。
因为爱邵之庸，盛九莉从不计较什么，她觉得无目的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认为邵之庸是真正爱她的人，因为这种盲目自信的爱，盛九莉选择容忍邵之庸的一切不堪。
好在盛九莉身上有张爱玲终生追求的坚定与独立：
“她早已不写长信了，只隔些时日写张机械性的便条。”
在这些细微的情节里，我们得知，盛九莉逐渐遗忘了邵之庸，遗忘了这份不平等的爱情：“她是以她的全生命来爱我的，但是她现在叫我永远不要再写信给她了。”
九莉看清了邵之庸的滥情，她幡然醒悟，不再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份如囚禁般的爱情，她不再用“我是爱他的”劝服自己容忍邵之庸的缺点。
盛九莉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她想要的那种纯洁的、无所求的爱情，她把那个不成熟的自己连同邵之庸一起抛在身后，转身奔向了自由。
《小团圆》里的其他女性也是自由的拥护者，九莉最渴望成为的女人——三姑楚娣，也同样坚定地追随着自由爱情，她和自己的堂侄“绪哥哥”产生感情，并为了他几乎和全家人决裂，这种骨子里对爱情的追随甚至超越伦理，不顾世俗眼光。
而九莉的母亲明白自己对丈夫乃德没有爱情，于是决绝地选择离婚，之后，她有过很多情人，在她的眼里，只有和自己喜欢的人之间产生的感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小团圆》中的爱情没有“团圆”的结局，因为那样的爱是不被世俗所认可的：对已婚男人的爱、近亲恋爱、情人的爱……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些爱情断不能拥有“团圆”的结局，但盛九莉、楚娣和蕊秋都不在乎，张爱玲也不在乎。
她们义无反顾地追求一段两心相悦即别无所求的爱情，为这可以忍受一切颠沛流离、亲人唾弃，这种忘我的追逐取决于她们内心纯净的底色，也取决于她们身上深刻而珍贵的女性意识，以及对“自我”的高度认可。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更多地展示了自己的女性意识的独立性，受过的西方教育让她挣脱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禁锢。
女性终于摘去“妻子”、“母亲”、“女儿”这样的角色，而是单纯地作为“女人”存在，这种蕴含着独立性的女性意识使张爱玲的小说读来有力，更像是一种自我意识不断苏醒和潜藏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
现在看来，张爱玲的成就并不局限于她自身的传奇经历和一个个深入人心的故事，更取决于其作品中独特的审美艺术，这使张爱玲的小说能够穿越漫长的文学史，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张爱玲不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个个心理畸形的女性角色，更用细腻的笔触展示出两性心理的微妙博弈。
五
在张爱玲所处的那个时代里，上海文坛正处于一种低靡状态。当时，张爱玲以一种横空破出的姿态，带着《沉香屑·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样新锐的作品降临文坛，围绕她展开的讨论十分热烈，褒贬不一。
但无论当时的文坛和后来的学者对张爱玲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张爱玲在文学上，尤其在女性文学上取得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石破天惊的。
如今，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尤其在各种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权卫士”，但人们应该去研究一下张爱玲，这位堪称女性独立鼻祖的女性作家，在她的身上，除了对于女权的维护，还有更多研究和传承的价值等待发掘。
End
作者：达琳，以笔写心的观察者。只要你在读，我会一直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