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角吹響在山間
——鄧子恢與新羅區適中鎮城坑村的紅色情緣
□特約記者 王堅
驅車穿越重重大山，進入層巒疊嶂緊緊環抱的適中鎮營坑村城坑自然村，視野裡的土樓人家、阡陌田疇、濃密森林、傲岸山峰，像一幅錦繡斑斕的畫卷在我們眼前鋪陳開來。這個全國解放初期的省定革命基點村，位於龍巖新羅區、永定區與漳州南靖縣交界深山，經歷無數風雨滄桑，在時空的一隅緘默含蓄地散發出獨特的魅力。
鄧子恢
1928年3月，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福建臨時省委決議，時任中共龍巖縣委宣傳部長的鄧子恢，參與領導後田暴動，建立了閩西第一支工農游擊隊。同年7月，中共閩西特委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鄧子恢任特委宣傳部長兼閩西暴動委員會副總指揮，踏上了創建閩西蘇區的壯麗征程。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鄧子恢多次深入城坑村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鞏固紅色政權，配合紅軍主力作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給當地群眾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慮善樓”地下交通站
城坑村西北角有一座閩西傳統古建築“慮善樓”，佔地面積600多平方米，前後三進，靠山的後樓為三層土木結構。75歲的房東謝漢揚是烈士謝東允的遺腹子，談起父輩們的往事，老人的心情頗為沉重。
“我的祖父謝科喜是前清秀才、私塾教師，因為外出教書感染傷寒，32歲病世。從此家道中落。父親謝東允幼年喪父孤苦無依，飽嘗世態炎涼。後田暴動後，在苦海中掙扎的父親聽說有為窮人做主的共產黨，利用外出幫人打工做紙的機會結識了鄧子恢。父親出身苦寒，個子矮小，生性謙和老實，不引人注意。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鄧子恢安排父親擔任地下交通線的聯絡員，負責城坑向西到白土、大水坑、田地、竹子蘆，向東到大洋子、山坪頭兩條線路的情報物資傳遞任務。1930年5月，閩西赤色武裝組建成紅12軍，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兼任紅12軍政委。這一時期，父親和謝應木等地下交通員，以賣香木粉為掩護，走村串寨，先後與永定田地龜塘村的紅12軍聯絡員郭萬貴、郭德生，田地嶺背村的張東友，龍巖白土鎮的張元照等取得聯繫，開展情報傳送和物資運輸等革命工作。
鄧子恢在城坑部署的地下交通站“慮善樓”
“閩西的地下交通線網是非常龐大、高度機密的。在鄧子恢的直接領導下，父親完成了一次次探聽敵情、採購軍需物資等工作任務。我們家也成為鄧子恢往來活動的秘密居住點。母親生前告訴我，鄧子恢有一段時間駐紮在永定培豐的半天崖，那裡下山到城坑約半小時路程。每次來人數不多，有時還帶著一個小孩。到我們家固定住在後樓第三層樓梯頭的房間，其他隨從人員就在樓板上打地鋪。慮善樓後門就連著大山，遇到緊急情況便於轉移隱蔽。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龍巖縣委書記、閩西南特委委員的邱錦才經常到我家，也是住在這個房間。我那時候有四、五歲，邱錦才有時會抱抱我逗我玩。
“戰爭年代情況複雜多變，父親的身份洩露後，適中鄉、營坑保的反動民團經常來突襲抓捕，父親長期只能白天回家，夜間在山上住山寮。1935年秋的一天深夜，父親和賴椿城結伴前往適中白葉崬嶺頭，準備傳遞一份緊急情報給巖永靖游擊隊隊長李明康。途中被適中民團發現，關進班房嚴刑拷打，後來地下黨組織暗中請當地士紳出面才得以保釋。1945年農曆4月間，在山上紙槽做工的父親被適中民團派遣的爪牙抓住，綁到學堂用手槍插胸膛折磨而死。父親犧牲時，母親剛剛懷上我，她忍辱負重草草埋葬了父親，一邊操持家務做活謀生，一邊接過父親的任務，繼續奔走在秘密交通線上。我的叔叔謝東仕、失散老紅軍謝承科等老一輩生前講起這些情況，我經常邊聽邊流淚，父母親都是地下交通員，作為烈士的兒子，我雖然悲痛但也為他們自豪……”
鄧子恢留下的紅軍號
古稀之年的謝漢豪是一位部隊軍轉幹部，在交警部門退休後熱心蒐集家鄉紅色史料。謝漢豪珍藏著一把黃銅軍號，這把軍號的號嘴已經遺失。歷經90餘個春秋，雖然歲月的塵埃掩沒了金屬的光澤，但關於軍號的往事卻深深銘刻在謝漢豪的心底。“這把紅軍軍號是鄧子恢親自交給謝東允，謝東允再轉交我叔叔謝炳南保管。我叔叔是全村唯一會吹軍號的人，1968年我參軍時，叔叔曾經叫我把軍號帶到部隊去。後來叔叔把養女許配給我為妻，1976年叔叔臨終前叮囑我妻子，丟錢丟命也一定要把軍號保藏好。我們夫妻一直珍藏著這把紅軍軍號，它是鄧子恢在城坑指導革命鬥爭的實物見證，也是父輩們參加革命工作的珍貴遺物。”
鄧子恢留在城坑村的銅軍號
年過八旬的城坑村老支書謝東添，是地下交通員謝科龍的兒子。他拿出一個稜角已經打磨光滑的海螺號，神情莊重地告訴記者：“‘慮善樓’是鄧子恢親自佈設的地下交通站，後來稱作‘革命樓’。我的父親和謝東允是叔侄關係，當年同住在這裡，也是地下交通員之一，但起先相互並不知道對方的秘密身份，直到全國解放後上級派人來調查才漸漸解密。土地革命戰爭，城坑村始終都是反動民團進攻的目標。1930年城坑鄉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第一任主席由謝玉光擔任，第二任主席由賴錦昌擔任。當年100多人口的城坑，參加紅軍的有30多人，大部分都犧牲在戰場上。
“為了保衛蘇區政權和群眾的生命財產，城坑鄉蘇組建了赤衛隊，平時勞動生產，遇到反動武裝進攻騷擾，就吹響螺號，通知全村群眾緊急上山隱蔽。為了防範敵人的進攻，鄉蘇在村東南的伯公坳、村西北的山口壁山崗上各修建了一座哨樓，居高臨下控制一上一下出入村莊的兩條通道。平時由兒童團員放哨，戰時由赤衛隊員守衛。這兩座土木結構的哨樓，原來有三層樓10多米高，由於風吹雨打年久失修自然倒塌，伯公坳哨樓的牆基現在還保留了下來。
“1938年春，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率領閩西南遊擊隊改編的新四軍二支隊北上抗日，城坑村的謝炳龍、謝炳坤等人參加二支隊隨軍出發。部隊出發之前，城坑的地下黨員和革命群眾去白土送行，難分難捨。許多群眾擔心紅軍游擊隊北上後，國民黨反動派捲土重來。鄧子恢特地把一把紅軍軍號留給城坑村，其中飽含深意，鼓勵城坑的黨組織和革命群眾堅持鬥爭，發揚蘇維埃和紅軍的光榮傳統，不怕犧牲、不怕困難，誓死保衛土地革命的果實。父輩們都說，這把軍號就是鄧子恢對城坑村的政治交代。”
海螺號、銅軍號，是城坑村不同鬥爭階段的實物證據，是城坑人民與黨和紅軍休慼與共、血肉相連的象徵。號角聲聲催人奮進，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1949年農曆5月，國民黨胡璉兵團敗退，路經適中一帶鄉村強抓壯丁、劫掠財物。16日，城坑的賴承興、賴承科、賴東木帶領30多名游擊隊員，不畏強敵，救回了被搶的適中寒樹下男孩謝友才和部分財物。17日，敵68軍一部攻打城坑，早已布好伏擊圈的城坑游擊隊，吹響鄧子恢送的軍號，敵軍以為遇上了解放軍大部隊，倉皇逃竄。18日，敵指揮官在元寶山頂用望遠鏡探查城坑村動靜，看到城坑地形險峻複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只得令機槍手在村外胡亂掃射一番就草草撤退了。從此，紅軍號大顯神威智鬥敵軍的故事流傳至今。
塔硿仔秘密宿營地
沿著村尾的盤山機耕道緩步而行，城坑村東南角的山坡上，有一座百年古建築“舜行樓”，這座方形土樓建築工藝精美，三合土夯築的牆體厚達1.5米，土樓大門上方有注水水槽，具有防火、防攻功能。謝漢豪饒有興致地從軍事角度講解“舜行樓”的紅色掌故。
鄧子恢曾經駐紮的塔硿仔石洞
“鄧子恢選擇‘舜行樓’作為駐紮地點是經過周密部署的。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守閩西的紅軍游擊隊處在國民黨軍隊和反動民團武裝的四面包圍之中，隨時都有遭到敵人武裝襲擊的可能。‘舜行樓’位於全村最高位置，樓有近20米高。軍事地形學上稱作制高點，土樓正面一左一右兩個觀察哨，可以俯瞰全村各個角落。一旦發現敵情，進可攻、退可守。土樓內有充實的食物和水源補充，還可依託土樓的堅固牆體和射擊孔，對來犯之敵實施交火射擊。戰爭年代，鄧子恢等領導的紅軍游擊隊經常駐紮在這裡，和敵人鬥智鬥勇。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距離‘舜行樓’約2公里的溪澗密林中，有一處天然的巖洞，是游擊隊夜間宿營的好地方。”
謝廣豐是原紅24師失散老紅軍謝炳南的孫子，聽說記者要探訪鄧子恢的秘密宿營地，抓了一把長柄砍刀，自告奮勇為我們帶路。一路劈荊斬棘，來到一處叫“塔硿仔”的喀斯特地貌巖洞前。茂密的叢林中，有兩座狀如夫妻的石塔並肩聳立，村民自古相傳稱作“夫妻塔”。石塔的東側是一面巨大的斜突石崖，巖壁上留有游擊隊架樑搭蓋草寮鑿刻的石窩子。露出地面的窩棚正前方有一人多高的石牆做掩體，側面有通道通往後面的大山。窩棚下方有迷宮一樣的溶洞，可以連通到夫妻塔的下方。天工造化，城坑村為鄧子恢和戰友們提供了一個個庇護所。
鄧子恢率領紅軍游擊隊駐紮過的“舜行樓”
老兵謝漢豪嘖嘖稱歎：“鄧子恢善於利用地形地物，外圍有紅軍哨兵嚴密監視，白天敵情行蹤便於掌握，在‘舜行樓’可以放心活動工作；夜間為防止敵人偷襲包圍，轉移進入窩棚溶洞。溶洞裡夏季陰涼，冬季乾爽溫暖，有天然的石凳石桌。我叔叔謝炳南和嬸嬸蘇金娘生前說過，當年鄧子恢在永定培豐的清涼山領導遊擊戰爭，國民黨武裝多次組織‘清剿’。鄧子恢經常從4公里外的清涼山來到城坑，住在這個溶洞裡讀書寫文章，有時也在這裡開會辦公。
“三年游擊戰爭時期，國民黨實行‘移民並村’制度，妄圖切斷群眾和游擊隊的聯繫。甚至遷怒於‘舜行樓’，放火燒燬了樓內的部分建築。城坑的地下接頭戶和革命群眾，利用趕集的機會到龍巖適中、永定龍塔採購糧食、藥品、電池等物資，趁下地種田、引水灌溉、上山砍柴的機會，千方百計把物資偷偷送到指定地點，夜間由游擊隊員取走。儘管這樣做要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但是城坑村人民從來沒有向反動勢力屈服、沒有畏懼害怕，在他們的心目中，鄧子恢和紅軍游擊隊是最親的‘親人’”。
牢記“恢仔”的囑託
時至今日，城坑村的老一輩仍然沿用父輩們對鄧子恢的暱稱“恢仔”。鄉韻鄉情，這個親切的稱呼，凝聚著城坑群眾對革命領袖鄧子恢的愛戴和親近，伴隨城坑人民走過了近一個世紀。城坑村屬適中鎮營坑行政村管轄，距鄧子恢故鄉東肖鎮鄧厝村20公里，距永定縣培豐鎮田地村3公里，距永定縣境的竹仔蘆、清涼山僅4公里，距南靖縣長塔村8公里。這裡群山環抱，叢林密佈，地理偏僻。解放前居住有50餘戶人家，人口近200人。經常遭受國民黨反動民團和武裝土匪的掠奪蹂躪，窮苦百姓水深火熱。
來到村中的文化廣場，城坑村老人協會會長謝現書從道具箱裡找出一個做工精巧的老獅頭，不無自豪地說：“這個雄獅頭也是當年在鄧子恢指導下置辦的。1928年後田暴動後，鄧子恢從清涼山來到城坑村，指導城坑成立由秘密農會會員組成的舞獅隊，以鄉村自治為名購置大刀、梭標、坎九（步槍）等武器，在村口挖戰壕、築炮樓（遺址尚存），開展武裝鬥爭。村裡的老戲臺前原有一個大草坪，曾經是鄧子恢和舞獅隊員們載歌載舞開聯歡會的地方。”1930年3月18日，鄧子恢主持召開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當選為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5月，閩西地方工農武裝3000多人組建為紅12軍，鄧子恢兼任軍政治委員。此時的閩西蘇區縱橫300裡，人口近百萬，黨組織發展到8個縣委、53個區委、546個支部，擁有萬名左右黨員；建立了6個縣、60多個區、597個鄉蘇維埃政府。在鄧子恢和紅12軍的領導支持下，城坑建立了鄉蘇維埃政府（地址在原謝玉光家土樓，已毀）。舞獅隊公開活動，並發展成為武裝赤衛隊。成立伊始，就曾從反動民團手中救回了兩位青年婦女，其中一位是本村的賴紹香（健在），另一位是永定田地上和村郭志宏的妻子，並奪回被搶的耕牛和大量財物。赤衛隊同時還擔負肅清內奸和頑固反動頭目等任務。在歷次武裝鬥爭中，赤衛隊員謝桂興（又名阿實）遭到反動派伏擊犧牲，但以謝科洲、謝應占、賴承德等人為主要骨幹的城坑赤衛隊英勇善戰，聲震四方。
鄧子恢指導城坑成立舞獅隊時置辦的老獅頭
1930年7月，鄧子恢被免去閩西特委書記、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職務，前往閩東、閩南等地開展白區工作。城坑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牢記“恢仔”的囑託，帶領革命群眾前赴後繼參與創建閩西蘇區的偉大斗爭。1931年初夏，紅12軍進駐永定田地村，準備殲滅永定撫市龍潭村的反動武裝頭目“五牯一貓”。由於糧食緊缺，上級黨組織派人送信給謝東允，城坑鄉蘇維埃政府接信後，發動全村群眾提前收割尚未完全成熟的早稻，家家戶戶日夜加工大米、籌集蔬菜、編織草鞋，以最快的速度把軍需物資挑到部隊，有力保障了前方部隊的後勤供應。
1934年冬主力紅軍長征後，黨中央決定鄧子恢留守閩西領導遊擊戰爭。1935年春，時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要領導的鄧子恢再次來到城坑村，在他的影響下，城坑村民賴承興、賴承科、賴椿城、謝炳南、郭金海等一批青壯年，踴躍報名參加巖永靖游擊隊，跟隨敬愛的“恢仔”轉戰八方。後來，賴椿城在攻打南靖長塔土樓的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年僅17歲。1936年夏，城坑游擊隊員賴承科等人配合紅八團、紅九團參加適中戰鬥，擊斃當地反動大土豪。戰後,與謝東允等人緊急運送紅軍傷員到我方聯絡點適中山坪頭救治。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張鼎丞、魏金水、謝育才等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人，經常帶領紅軍游擊隊進駐城坑村指導革命鬥爭，城坑村成為閩西著名的紅色堡壘之一。1949年農曆6月13日，閩西南臨時聯合司令部司令員邱錦才率部進駐城坑，分別住在舜行樓、南慶樓和慮善樓。城坑群眾興高采烈，殺了兩頭肥豬慰問子弟兵。這三座土樓後來被村民稱作“紅軍樓”“革命樓”。
由於歷史原因，城坑村在冊烈士僅賴椿城、謝炳龍（原新四軍某部宣傳幹事，1946年在江西上饒集中營被害）二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城坑村湧現出了許多默默無名的英烈：謝玉光，曾任城坑鄉蘇第一任主席，因戰爭年代積勞成疾英年早逝；賴錦昌，曾任城坑鄉蘇第二任主席，在對敵鬥爭中失蹤後無音訊；謝東允，地下交通員，1945年在對敵鬥爭中犧牲；謝炳坤，原新四軍二支隊某部戰士，“皖南事變”中與部隊失散，後輾轉回鄉務農；賴橋照、賴承坤、謝科龍、謝登龍（曾化名謝田龍、謝金龍），都曾擔任原巖永靖游擊隊的地下交通員……他們有的犧牲於戰爭年代，有的終老於故鄉田園，他們無怨無悔，慷慨悲歌，把熱血和生命無私獻給了中國革命的偉大事業。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回首暮色蒼茫的城坑村，炊煙裊裊，霞光萬道。這塊殷紅厚重的蘇區熱土，鐫刻著革命先驅鄧子恢的青春足跡，承載著無數革命先烈的忠貞信仰，寄託著後世子孫不懈追求的富強夢想。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時代樂章中，依然迴響著當年響徹山林的嘹亮號角。
（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