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吹响在山间
——邓子恢与新罗区适中镇城坑村的红色情缘
□特约记者 王坚
驱车穿越重重大山，进入层峦叠嶂紧紧环抱的适中镇营坑村城坑自然村，视野里的土楼人家、阡陌田畴、浓密森林、傲岸山峰，像一幅锦绣斑斓的画卷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这个全国解放初期的省定革命基点村，位于龙岩新罗区、永定区与漳州南靖县交界深山，经历无数风雨沧桑，在时空的一隅缄默含蓄地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邓子恢
1928年3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时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的邓子恢，参与领导后田暴动，建立了闽西第一支工农游击队。同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在永定溪南正式成立，邓子恢任特委宣传部长兼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踏上了创建闽西苏区的壮丽征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邓子恢多次深入城坑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虑善楼”地下交通站
城坑村西北角有一座闽西传统古建筑“虑善楼”，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前后三进，靠山的后楼为三层土木结构。75岁的房东谢汉扬是烈士谢东允的遗腹子，谈起父辈们的往事，老人的心情颇为沉重。
“我的祖父谢科喜是前清秀才、私塾教师，因为外出教书感染伤寒，32岁病世。从此家道中落。父亲谢东允幼年丧父孤苦无依，饱尝世态炎凉。后田暴动后，在苦海中挣扎的父亲听说有为穷人做主的共产党，利用外出帮人打工做纸的机会结识了邓子恢。父亲出身苦寒，个子矮小，生性谦和老实，不引人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邓子恢安排父亲担任地下交通线的联络员，负责城坑向西到白土、大水坑、田地、竹子芦，向东到大洋子、山坪头两条线路的情报物资传递任务。1930年5月，闽西赤色武装组建成红12军，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兼任红12军政委。这一时期，父亲和谢应木等地下交通员，以卖香木粉为掩护，走村串寨，先后与永定田地龟塘村的红12军联络员郭万贵、郭德生，田地岭背村的张东友，龙岩白土镇的张元照等取得联系，开展情报传送和物资运输等革命工作。
邓子恢在城坑部署的地下交通站“虑善楼”
“闽西的地下交通线网是非常庞大、高度机密的。在邓子恢的直接领导下，父亲完成了一次次探听敌情、采购军需物资等工作任务。我们家也成为邓子恢往来活动的秘密居住点。母亲生前告诉我，邓子恢有一段时间驻扎在永定培丰的半天崖，那里下山到城坑约半小时路程。每次来人数不多，有时还带着一个小孩。到我们家固定住在后楼第三层楼梯头的房间，其他随从人员就在楼板上打地铺。虑善楼后门就连着大山，遇到紧急情况便于转移隐蔽。解放战争时期，担任龙岩县委书记、闽西南特委委员的邱锦才经常到我家，也是住在这个房间。我那时候有四、五岁，邱锦才有时会抱抱我逗我玩。
“战争年代情况复杂多变，父亲的身份泄露后，适中乡、营坑保的反动民团经常来突袭抓捕，父亲长期只能白天回家，夜间在山上住山寮。1935年秋的一天深夜，父亲和赖椿城结伴前往适中白叶岽岭头，准备传递一份紧急情报给岩永靖游击队队长李明康。途中被适中民团发现，关进班房严刑拷打，后来地下党组织暗中请当地士绅出面才得以保释。1945年农历4月间，在山上纸槽做工的父亲被适中民团派遣的爪牙抓住，绑到学堂用手枪插胸膛折磨而死。父亲牺牲时，母亲刚刚怀上我，她忍辱负重草草埋葬了父亲，一边操持家务做活谋生，一边接过父亲的任务，继续奔走在秘密交通线上。我的叔叔谢东仕、失散老红军谢承科等老一辈生前讲起这些情况，我经常边听边流泪，父母亲都是地下交通员，作为烈士的儿子，我虽然悲痛但也为他们自豪……”
邓子恢留下的红军号
古稀之年的谢汉豪是一位部队军转干部，在交警部门退休后热心搜集家乡红色史料。谢汉豪珍藏着一把黄铜军号，这把军号的号嘴已经遗失。历经90余个春秋，虽然岁月的尘埃掩没了金属的光泽，但关于军号的往事却深深铭刻在谢汉豪的心底。“这把红军军号是邓子恢亲自交给谢东允，谢东允再转交我叔叔谢炳南保管。我叔叔是全村唯一会吹军号的人，1968年我参军时，叔叔曾经叫我把军号带到部队去。后来叔叔把养女许配给我为妻，1976年叔叔临终前叮嘱我妻子，丢钱丢命也一定要把军号保藏好。我们夫妻一直珍藏着这把红军军号，它是邓子恢在城坑指导革命斗争的实物见证，也是父辈们参加革命工作的珍贵遗物。”
邓子恢留在城坑村的铜军号
年过八旬的城坑村老支书谢东添，是地下交通员谢科龙的儿子。他拿出一个棱角已经打磨光滑的海螺号，神情庄重地告诉记者：“‘虑善楼’是邓子恢亲自布设的地下交通站，后来称作‘革命楼’。我的父亲和谢东允是叔侄关系，当年同住在这里，也是地下交通员之一，但起先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直到全国解放后上级派人来调查才渐渐解密。土地革命战争，城坑村始终都是反动民团进攻的目标。1930年城坑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第一任主席由谢玉光担任，第二任主席由赖锦昌担任。当年100多人口的城坑，参加红军的有30多人，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
“为了保卫苏区政权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城坑乡苏组建了赤卫队，平时劳动生产，遇到反动武装进攻骚扰，就吹响螺号，通知全村群众紧急上山隐蔽。为了防范敌人的进攻，乡苏在村东南的伯公坳、村西北的山口壁山岗上各修建了一座哨楼，居高临下控制一上一下出入村庄的两条通道。平时由儿童团员放哨，战时由赤卫队员守卫。这两座土木结构的哨楼，原来有三层楼10多米高，由于风吹雨打年久失修自然倒塌，伯公坳哨楼的墙基现在还保留了下来。
“1938年春，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闽西南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城坑村的谢炳龙、谢炳坤等人参加二支队随军出发。部队出发之前，城坑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去白土送行，难分难舍。许多群众担心红军游击队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邓子恢特地把一把红军军号留给城坑村，其中饱含深意，鼓励城坑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发扬苏维埃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誓死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父辈们都说，这把军号就是邓子恢对城坑村的政治交代。”
海螺号、铜军号，是城坑村不同斗争阶段的实物证据，是城坑人民与党和红军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象征。号角声声催人奋进，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1949年农历5月，国民党胡琏兵团败退，路经适中一带乡村强抓壮丁、劫掠财物。16日，城坑的赖承兴、赖承科、赖东木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不畏强敌，救回了被抢的适中寒树下男孩谢友才和部分财物。17日，敌68军一部攻打城坑，早已布好伏击圈的城坑游击队，吹响邓子恢送的军号，敌军以为遇上了解放军大部队，仓皇逃窜。18日，敌指挥官在元宝山顶用望远镜探查城坑村动静，看到城坑地形险峻复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得令机枪手在村外胡乱扫射一番就草草撤退了。从此，红军号大显神威智斗敌军的故事流传至今。
塔硿仔秘密宿营地
沿着村尾的盘山机耕道缓步而行，城坑村东南角的山坡上，有一座百年古建筑“舜行楼”，这座方形土楼建筑工艺精美，三合土夯筑的墙体厚达1.5米，土楼大门上方有注水水槽，具有防火、防攻功能。谢汉豪饶有兴致地从军事角度讲解“舜行楼”的红色掌故。
邓子恢曾经驻扎的塔硿仔石洞
“邓子恢选择‘舜行楼’作为驻扎地点是经过周密部署的。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处在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武装的四面包围之中，随时都有遭到敌人武装袭击的可能。‘舜行楼’位于全村最高位置，楼有近20米高。军事地形学上称作制高点，土楼正面一左一右两个观察哨，可以俯瞰全村各个角落。一旦发现敌情，进可攻、退可守。土楼内有充实的食物和水源补充，还可依托土楼的坚固墙体和射击孔，对来犯之敌实施交火射击。战争年代，邓子恢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常驻扎在这里，和敌人斗智斗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距离‘舜行楼’约2公里的溪涧密林中，有一处天然的岩洞，是游击队夜间宿营的好地方。”
谢广丰是原红24师失散老红军谢炳南的孙子，听说记者要探访邓子恢的秘密宿营地，抓了一把长柄砍刀，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一路劈荆斩棘，来到一处叫“塔硿仔”的喀斯特地貌岩洞前。茂密的丛林中，有两座状如夫妻的石塔并肩耸立，村民自古相传称作“夫妻塔”。石塔的东侧是一面巨大的斜突石崖，岩壁上留有游击队架梁搭盖草寮凿刻的石窝子。露出地面的窝棚正前方有一人多高的石墙做掩体，侧面有通道通往后面的大山。窝棚下方有迷宫一样的溶洞，可以连通到夫妻塔的下方。天工造化，城坑村为邓子恢和战友们提供了一个个庇护所。
邓子恢率领红军游击队驻扎过的“舜行楼”
老兵谢汉豪啧啧称叹：“邓子恢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外围有红军哨兵严密监视，白天敌情行踪便于掌握，在‘舜行楼’可以放心活动工作；夜间为防止敌人偷袭包围，转移进入窝棚溶洞。溶洞里夏季阴凉，冬季干爽温暖，有天然的石凳石桌。我叔叔谢炳南和婶婶苏金娘生前说过，当年邓子恢在永定培丰的清凉山领导游击战争，国民党武装多次组织‘清剿’。邓子恢经常从4公里外的清凉山来到城坑，住在这个溶洞里读书写文章，有时也在这里开会办公。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移民并村’制度，妄图切断群众和游击队的联系。甚至迁怒于‘舜行楼’，放火烧毁了楼内的部分建筑。城坑的地下接头户和革命群众，利用赶集的机会到龙岩适中、永定龙塔采购粮食、药品、电池等物资，趁下地种田、引水灌溉、上山砍柴的机会，千方百计把物资偷偷送到指定地点，夜间由游击队员取走。尽管这样做要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是城坑村人民从来没有向反动势力屈服、没有畏惧害怕，在他们的心目中，邓子恢和红军游击队是最亲的‘亲人’”。
牢记“恢仔”的嘱托
时至今日，城坑村的老一辈仍然沿用父辈们对邓子恢的昵称“恢仔”。乡韵乡情，这个亲切的称呼，凝聚着城坑群众对革命领袖邓子恢的爱戴和亲近，伴随城坑人民走过了近一个世纪。城坑村属适中镇营坑行政村管辖，距邓子恢故乡东肖镇邓厝村20公里，距永定县培丰镇田地村3公里，距永定县境的竹仔芦、清凉山仅4公里，距南靖县长塔村8公里。这里群山环抱，丛林密布，地理偏僻。解放前居住有50余户人家，人口近200人。经常遭受国民党反动民团和武装土匪的掠夺蹂躏，穷苦百姓水深火热。
来到村中的文化广场，城坑村老人协会会长谢现书从道具箱里找出一个做工精巧的老狮头，不无自豪地说：“这个雄狮头也是当年在邓子恢指导下置办的。1928年后田暴动后，邓子恢从清凉山来到城坑村，指导城坑成立由秘密农会会员组成的舞狮队，以乡村自治为名购置大刀、梭标、坎九（步枪）等武器，在村口挖战壕、筑炮楼（遗址尚存），开展武装斗争。村里的老戏台前原有一个大草坪，曾经是邓子恢和舞狮队员们载歌载舞开联欢会的地方。”1930年3月18日，邓子恢主持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5月，闽西地方工农武装3000多人组建为红12军，邓子恢兼任军政治委员。此时的闽西苏区纵横300里，人口近百万，党组织发展到8个县委、53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万名左右党员；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苏维埃政府。在邓子恢和红12军的领导支持下，城坑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地址在原谢玉光家土楼，已毁）。舞狮队公开活动，并发展成为武装赤卫队。成立伊始，就曾从反动民团手中救回了两位青年妇女，其中一位是本村的赖绍香（健在），另一位是永定田地上和村郭志宏的妻子，并夺回被抢的耕牛和大量财物。赤卫队同时还担负肃清内奸和顽固反动头目等任务。在历次武装斗争中，赤卫队员谢桂兴（又名阿实）遭到反动派伏击牺牲，但以谢科洲、谢应占、赖承德等人为主要骨干的城坑赤卫队英勇善战，声震四方。
邓子恢指导城坑成立舞狮队时置办的老狮头
1930年7月，邓子恢被免去闽西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前往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城坑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牢记“恢仔”的嘱托，带领革命群众前赴后继参与创建闽西苏区的伟大斗争。1931年初夏，红12军进驻永定田地村，准备歼灭永定抚市龙潭村的反动武装头目“五牯一猫”。由于粮食紧缺，上级党组织派人送信给谢东允，城坑乡苏维埃政府接信后，发动全村群众提前收割尚未完全成熟的早稻，家家户户日夜加工大米、筹集蔬菜、编织草鞋，以最快的速度把军需物资挑到部队，有力保障了前方部队的后勤供应。
1934年冬主力红军长征后，党中央决定邓子恢留守闽西领导游击战争。1935年春，时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的邓子恢再次来到城坑村，在他的影响下，城坑村民赖承兴、赖承科、赖椿城、谢炳南、郭金海等一批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岩永靖游击队，跟随敬爱的“恢仔”转战八方。后来，赖椿城在攻打南靖长塔土楼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7岁。1936年夏，城坑游击队员赖承科等人配合红八团、红九团参加适中战斗，击毙当地反动大土豪。战后,与谢东允等人紧急运送红军伤员到我方联络点适中山坪头救治。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张鼎丞、魏金水、谢育才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带领红军游击队进驻城坑村指导革命斗争，城坑村成为闽西著名的红色堡垒之一。1949年农历6月13日，闽西南临时联合司令部司令员邱锦才率部进驻城坑，分别住在舜行楼、南庆楼和虑善楼。城坑群众兴高采烈，杀了两头肥猪慰问子弟兵。这三座土楼后来被村民称作“红军楼”“革命楼”。
由于历史原因，城坑村在册烈士仅赖椿城、谢炳龙（原新四军某部宣传干事，1946年在江西上饶集中营被害）二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城坑村涌现出了许多默默无名的英烈：谢玉光，曾任城坑乡苏第一任主席，因战争年代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赖锦昌，曾任城坑乡苏第二任主席，在对敌斗争中失踪后无音讯；谢东允，地下交通员，1945年在对敌斗争中牺牲；谢炳坤，原新四军二支队某部战士，“皖南事变”中与部队失散，后辗转回乡务农；赖桥照、赖承坤、谢科龙、谢登龙（曾化名谢田龙、谢金龙），都曾担任原岩永靖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员……他们有的牺牲于战争年代，有的终老于故乡田园，他们无怨无悔，慷慨悲歌，把热血和生命无私献给了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回首暮色苍茫的城坑村，炊烟袅袅，霞光万道。这块殷红厚重的苏区热土，镌刻着革命先驱邓子恢的青春足迹，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忠贞信仰，寄托着后世子孙不懈追求的富强梦想。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时代乐章中，依然回响着当年响彻山林的嘹亮号角。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