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元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1929年“廢除舊醫案”和1950年《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是中國近代史上公認的三次中西醫大論戰。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激起“中西醫之爭”。中國戲曲學院副教授孫燾認為，在醫學技術層面之下，爭論還折射著更深層的文化觀念差異。但無論我們從什麼角度接觸中西醫和看待其文化背景，都要破除迷信——不論是對不加審視的“傳統文化”的迷信，還是對教條化的“科學”的迷信。
原文 ：《文化反思中西醫之爭》
作者 |中國戲曲學院國際文化交流系副教授 孫燾
圖片 |網絡
不要混淆“科學”與“合理”
否定中醫的理由集中於“不科學”。問題不在中醫究竟有沒有“科學依據”，而在“科學依據”是否應壟斷評判標準。日常語言也常有“你這做法不科學”的表達，不是說不符合自然科學的方法和結論，而是說這做法不可行、不合理。“是否科學”實際要表達的意思是“是否合理”。
那麼，“科學”能等同於“合理”嗎？若用“科學”這個概念的原本意思，恐怕不能。誰也不能說在近代科學出現於歐洲之前，人類的想法和做法從來沒有合理過。也不能說在近代科學出現之後，實踐中就只有這一種“合理”。而且即便在科學領域之內，其方法和結論也在不斷分化和變革中。
做科研的學者和許多從事臨床治療的西醫醫生並不輕易否定中醫學，部分地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專業訓練中形成的“科學精神”：只說證據能支持的話，對自己研究範圍之外的事物保持審慎。我們也看到一些並不從事科研或臨床工作的“科普作家”，聽說過“雙盲實驗”“安慰劑效應”等易懂的概念，知道醫書裡記載有蝙蝠糞便這類聳聽的藥材，就攘臂上手“反偽科學”了。
以科學的態度去審視一個事物，先要了解其全貌。諸多“反中醫”文章以庸醫誤人的案例或怪異駭人的偏方去指涉中醫的全貌，這是以偏概全的做法。以偏概全不是科學的方法，無視科學的邊界去斷言其研究範圍之外的事物也違背了科學的精神。
背離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或出於對近代自然科學的迷信。所謂迷信，不必是某種“信”的內容，而應是一種“信”的方式，比如：執“科學結論”對尚未認真研究過的事物或領域作整體論斷，不承認有科技控制能力之外的事情，等等。
“合理”也分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質疑中醫的人傾向於將其無法否認的治癒效果歸為心理暗示。這雖是以偏概全，但中醫的確不排斥心理效應，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悲、腎主恐，“情志”是重要的診療因素。
心理效應被視作對實驗室科學研究的干擾，但如果安慰劑會增強人的求生意志，若在生死一線間起決定作用，是否要採用呢？但凡進過手術室的人，都會給出跟登臺演講、鍵盤作文的人不同的回答。此次抗疫中，重症患者的意志力是關鍵性的療愈因素。“有時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其實也是西醫的座右銘。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中醫有時又被冠以“偽科學”，因為部分中醫從業者也持有“科學即合理”的觀念，硬要把“陰陽”“虛實”跟一些貌似相關的科學名詞捏在一起，欲以證明“中醫是科學的”。這是走不通的道路。
靠什麼選擇，憑什麼相信
傳統中醫不屬於近代科學的範疇，但是否有其“合理”呢？在近來的疫情中，西醫有其無能為力的表現，尤其在涉及個體免疫力、自愈力和體質差異等方面，中醫並非沒有優勢。據說中醫方劑有明顯的防疫效果，但最激烈的爭議倒不在其實踐效果，而是在觀念上能否讓人相信其合理。
關鍵在“相信”。在科學話語被當作尺度時，中醫只能訴諸相信。有人會說“我信中醫”，卻沒人說“我信西醫”，因為大家都默認西醫的知識體系是可靠的，不存在“信還是不信”的選項。一個人被用草藥不明就裡地治好了病，可能仍然心存惴惴——他或許記得有“科普文”指出中藥方劑裡的物質有毒，儘管那些文章幾乎不提諸如用量、療程這些涉及劑量的細節。
“信還是不信”，這不是靠羅列事實能解決的爭議。信念基於思想，而中國傳統醫學與基於近代科學的西醫學確有思想觀念的分歧。
西醫的思維方式基於身心二分的哲學傳統，將“身”拆分為組織、細胞、蛋白質、基因等物質對象和轉氨酶、血糖等物質指標，追求不斷增強對物質對象的精確認識和人為控制。一個人生病了，可能因為體內有細菌、病毒、癌細胞或者其他。治病的思路是把這些不良的物質實體精確定位，然後用藥物、激光、手術刀等人工手段把它們清除。這跟現代社會“精確識別、精準打擊”的管理思路一致。美軍能用精確制導炸彈乾淨漂亮地打擊恐怖分子的軍事目標，卻對隱匿在平民中的敵人束手無策。
中醫更仰賴每個生命體的自組織能力，方劑和針灸都旨在激活和加強生命本有的免疫和自愈能力，並把積累的經驗凝固在其理論和操作體系中。這種思路擅長的不是定義和消滅惡人（病原體、癌細胞等），而是改變小環境，使惡人幹不成壞事。對付隱藏在平民當中的恐怖分子，重在體察平民的恐懼和虛弱，使其不被裹挾。質疑中醫的人說，無法分辨一次療愈是出於中醫的療效還是人體的自愈。這種說法預設了治療與生命力的割裂以至對立。飛速發展的科技醫學固然偉大，但對積累了億萬年的免疫、自愈和演化還是要有所敬畏。此次大疫也是一個警醒。
兩種思路各有擅長。身體裡有些病灶和社會里某些人的侵犯性破壞性很像，就應該外力介入，嚴密追蹤，果斷處理。但若身體的自發調節機制能更好解決問題，就要著重去改善其內部關係和環境（所謂“元氣”），即便還有一些極端分子繼續存在，但已經“不成氣候”了。人體內有些致病菌、腫瘤無需趕盡殺絕，以免傷敵一千自損八百。
“不可言說”的高妙與困境
不過，專精於研究物質實體的西醫有其難以企及的優勢：一個強大的學術共同體，一個可積累可交流的知識體系。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全世界的水分子都是一樣的。
不論日本還是巴西的實驗室研究出來的最新成果，一旦公佈於權威期刊，全球的醫療界都能瞭解和應用。病理檢測的基本數據，有些連護士和久病成醫的患者也能看懂。系統化的知識和數據讓診療保持在一個穩定可控的水平上，專業交流還能讓全領域的平均水準穩步提高，現今不能解釋的現象或許日後就能解釋。
相對而言，傳統中醫的實踐和理論都更支持個別化診治。一物一太極，每個人，包括患者和醫生，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高度差異化的，“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人要摸索自己獨有的模式並愈加精熟，所以“老中醫”貌似更可靠。但這個特點讓“可重複”“可證偽”和“可交流”變得困難，雖然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張醫生說的“氣血”未必是王醫生理解的意思，是陰虛還是內熱，弦脈還是緊脈，不僅難以定量，有時連定性都有爭議。即便藥方里沒有像馬兜鈴酸這種“有毒物質”，但只要醫生的判斷出現方向性錯誤，尋常藥物一樣害人不淺。《紅樓夢》裡的把懷孕當作氣血瘀滯，把治病搞成打胎，可不僅是小說家的杜撰。
不僅中醫，中國傳統的手工藝、廚藝、武術、藝術等等也往往存在類似問題。“成不成氣候”跟“火候”“分寸”“元氣”“水土”一樣是中國特有的意象化術語，高度依賴語境和“悟性”，難用實驗數據驗證。同樣的菜譜，不同廚師做出不同口味；同樣的曲譜，每個樂師各有發揮，甚至同款的樂器都各各不同——中國傳統音樂因此不能像交響樂隊那樣成規模合奏。情境千變萬化，人要依靠生命的敏銳體驗給出個別化的、創造性的應對。庖丁解牛的技藝、兵不厭詐的戰術、出奇制勝的醫案讓人拍案叫絕。“說不清楚”在理想狀態是“妙不可言”，但流於平庸則文過飾醜。不世出的高手被傳為神話，提高平均水準卻不能只靠講故事。意象化的概念體系要由紮實的技藝訓練去承載。技藝唯恐失傳，更怕“道”“氣”等詞語被各路“大師”用作矇混的話術。
“說不清楚”制約著積累和傳播，體現著傳統文化的困境。“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固能成就精絕的藝術，但難免“人在政舉，人亡政息”之憂。即便有師徒傳承，“非其人不傳”的高成本傳遞也讓“拿手絕活”難以積累，更談不上支持一個穩定的商業模式去推廣普及。這種局面遭遇到來自近代工業化的整齊劃一式管理就更為嚴重，強立標準則風雨飄零，一擁而上又會泥沙俱下。在突出差異化的後工業時代，中醫能否因大數據技術和商業創新而重顯生機？不敢預測，留個想象空間吧。
或許在熱衷論戰的雙方看來，本文並沒有立場鮮明地去批判或者捍衛中醫。但要如實瞭解那些關涉身心的技術，反思文化的特點，首先要摒棄非此即彼、非“粉”即“黑”的“站隊思維”，瞭解其各自的侷限和優勢。非此即彼往往出於迷信盲從，無論我們從什麼角度接觸中西醫和看待其文化背景，都要破除迷信——不論是對不加審視的“傳統文化”的迷信，還是對教條化的“科學”的迷信。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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