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1929年“废除旧医案”和1950年《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三次中西医大论战。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度激起“中西医之争”。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孙焘认为，在医学技术层面之下，争论还折射着更深层的文化观念差异。但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接触中西医和看待其文化背景，都要破除迷信——不论是对不加审视的“传统文化”的迷信，还是对教条化的“科学”的迷信。
原文 ：《文化反思中西医之争》
作者 |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副教授 孙焘
图片 |网络
不要混淆“科学”与“合理”
否定中医的理由集中于“不科学”。问题不在中医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而在“科学依据”是否应垄断评判标准。日常语言也常有“你这做法不科学”的表达，不是说不符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论，而是说这做法不可行、不合理。“是否科学”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是否合理”。
那么，“科学”能等同于“合理”吗？若用“科学”这个概念的原本意思，恐怕不能。谁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于欧洲之前，人类的想法和做法从来没有合理过。也不能说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后，实践中就只有这一种“合理”。而且即便在科学领域之内，其方法和结论也在不断分化和变革中。
做科研的学者和许多从事临床治疗的西医医生并不轻易否定中医学，部分地因为他们在长期的专业训练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只说证据能支持的话，对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事物保持审慎。我们也看到一些并不从事科研或临床工作的“科普作家”，听说过“双盲实验”“安慰剂效应”等易懂的概念，知道医书里记载有蝙蝠粪便这类耸听的药材，就攘臂上手“反伪科学”了。
以科学的态度去审视一个事物，先要了解其全貌。诸多“反中医”文章以庸医误人的案例或怪异骇人的偏方去指涉中医的全貌，这是以偏概全的做法。以偏概全不是科学的方法，无视科学的边界去断言其研究范围之外的事物也违背了科学的精神。
背离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或出于对近代自然科学的迷信。所谓迷信，不必是某种“信”的内容，而应是一种“信”的方式，比如：执“科学结论”对尚未认真研究过的事物或领域作整体论断，不承认有科技控制能力之外的事情，等等。
“合理”也分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质疑中医的人倾向于将其无法否认的治愈效果归为心理暗示。这虽是以偏概全，但中医的确不排斥心理效应，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悲、肾主恐，“情志”是重要的诊疗因素。
心理效应被视作对实验室科学研究的干扰，但如果安慰剂会增强人的求生意志，若在生死一线间起决定作用，是否要采用呢？但凡进过手术室的人，都会给出跟登台演讲、键盘作文的人不同的回答。此次抗疫中，重症患者的意志力是关键性的疗愈因素。“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其实也是西医的座右铭。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中医有时又被冠以“伪科学”，因为部分中医从业者也持有“科学即合理”的观念，硬要把“阴阳”“虚实”跟一些貌似相关的科学名词捏在一起，欲以证明“中医是科学的”。这是走不通的道路。
靠什么选择，凭什么相信
传统中医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但是否有其“合理”呢？在近来的疫情中，西医有其无能为力的表现，尤其在涉及个体免疫力、自愈力和体质差异等方面，中医并非没有优势。据说中医方剂有明显的防疫效果，但最激烈的争议倒不在其实践效果，而是在观念上能否让人相信其合理。
关键在“相信”。在科学话语被当作尺度时，中医只能诉诸相信。有人会说“我信中医”，却没人说“我信西医”，因为大家都默认西医的知识体系是可靠的，不存在“信还是不信”的选项。一个人被用草药不明就里地治好了病，可能仍然心存惴惴——他或许记得有“科普文”指出中药方剂里的物质有毒，尽管那些文章几乎不提诸如用量、疗程这些涉及剂量的细节。
“信还是不信”，这不是靠罗列事实能解决的争议。信念基于思想，而中国传统医学与基于近代科学的西医学确有思想观念的分歧。
西医的思维方式基于身心二分的哲学传统，将“身”拆分为组织、细胞、蛋白质、基因等物质对象和转氨酶、血糖等物质指标，追求不断增强对物质对象的精确认识和人为控制。一个人生病了，可能因为体内有细菌、病毒、癌细胞或者其他。治病的思路是把这些不良的物质实体精确定位，然后用药物、激光、手术刀等人工手段把它们清除。这跟现代社会“精确识别、精准打击”的管理思路一致。美军能用精确制导炸弹干净漂亮地打击恐怖分子的军事目标，却对隐匿在平民中的敌人束手无策。
中医更仰赖每个生命体的自组织能力，方剂和针灸都旨在激活和加强生命本有的免疫和自愈能力，并把积累的经验凝固在其理论和操作体系中。这种思路擅长的不是定义和消灭恶人（病原体、癌细胞等），而是改变小环境，使恶人干不成坏事。对付隐藏在平民当中的恐怖分子，重在体察平民的恐惧和虚弱，使其不被裹挟。质疑中医的人说，无法分辨一次疗愈是出于中医的疗效还是人体的自愈。这种说法预设了治疗与生命力的割裂以至对立。飞速发展的科技医学固然伟大，但对积累了亿万年的免疫、自愈和演化还是要有所敬畏。此次大疫也是一个警醒。
两种思路各有擅长。身体里有些病灶和社会里某些人的侵犯性破坏性很像，就应该外力介入，严密追踪，果断处理。但若身体的自发调节机制能更好解决问题，就要着重去改善其内部关系和环境（所谓“元气”），即便还有一些极端分子继续存在，但已经“不成气候”了。人体内有些致病菌、肿瘤无需赶尽杀绝，以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不可言说”的高妙与困境
不过，专精于研究物质实体的西医有其难以企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可积累可交流的知识体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全世界的水分子都是一样的。
不论日本还是巴西的实验室研究出来的最新成果，一旦公布于权威期刊，全球的医疗界都能了解和应用。病理检测的基本数据，有些连护士和久病成医的患者也能看懂。系统化的知识和数据让诊疗保持在一个稳定可控的水平上，专业交流还能让全领域的平均水准稳步提高，现今不能解释的现象或许日后就能解释。
相对而言，传统中医的实践和理论都更支持个别化诊治。一物一太极，每个人，包括患者和医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高度差异化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人要摸索自己独有的模式并愈加精熟，所以“老中医”貌似更可靠。但这个特点让“可重复”“可证伪”和“可交流”变得困难，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张医生说的“气血”未必是王医生理解的意思，是阴虚还是内热，弦脉还是紧脉，不仅难以定量，有时连定性都有争议。即便药方里没有像马兜铃酸这种“有毒物质”，但只要医生的判断出现方向性错误，寻常药物一样害人不浅。《红楼梦》里的把怀孕当作气血瘀滞，把治病搞成打胎，可不仅是小说家的杜撰。
不仅中医，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厨艺、武术、艺术等等也往往存在类似问题。“成不成气候”跟“火候”“分寸”“元气”“水土”一样是中国特有的意象化术语，高度依赖语境和“悟性”，难用实验数据验证。同样的菜谱，不同厨师做出不同口味；同样的曲谱，每个乐师各有发挥，甚至同款的乐器都各各不同——中国传统音乐因此不能像交响乐队那样成规模合奏。情境千变万化，人要依靠生命的敏锐体验给出个别化的、创造性的应对。庖丁解牛的技艺、兵不厌诈的战术、出奇制胜的医案让人拍案叫绝。“说不清楚”在理想状态是“妙不可言”，但流于平庸则文过饰丑。不世出的高手被传为神话，提高平均水准却不能只靠讲故事。意象化的概念体系要由扎实的技艺训练去承载。技艺唯恐失传，更怕“道”“气”等词语被各路“大师”用作蒙混的话术。
“说不清楚”制约着积累和传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困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固能成就精绝的艺术，但难免“人在政举，人亡政息”之忧。即便有师徒传承，“非其人不传”的高成本传递也让“拿手绝活”难以积累，更谈不上支持一个稳定的商业模式去推广普及。这种局面遭遇到来自近代工业化的整齐划一式管理就更为严重，强立标准则风雨飘零，一拥而上又会泥沙俱下。在突出差异化的后工业时代，中医能否因大数据技术和商业创新而重显生机？不敢预测，留个想象空间吧。
或许在热衷论战的双方看来，本文并没有立场鲜明地去批判或者捍卫中医。但要如实了解那些关涉身心的技术，反思文化的特点，首先要摒弃非此即彼、非“粉”即“黑”的“站队思维”，了解其各自的局限和优势。非此即彼往往出于迷信盲从，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接触中西医和看待其文化背景，都要破除迷信——不论是对不加审视的“传统文化”的迷信，还是对教条化的“科学”的迷信。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2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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