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河掩埋千年，不是為抱怨繁華沉落而來，而是奔著某一種使命橫空出世。這種使命是什麼？申遺嗎？
幾年前，記者第一次被“申遺”兩個字驚怵到，是看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播出的一期對話風水。節目中被媒體稱為風水申遺第一推手的徐韶杉和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後張其成教授，大聲疾呼修改詞典中對風水歪曲的解釋，還中國傳統文化本來面目。
當時看節目中大多數人和記者一樣被驚到了，因為說到韓國繼2005年“端午祭”申遺成功後，又擬將中醫改為韓醫申報世界遺產。而且，從2003年開始，韓國以政府行為啟動了韓國“整體風水地理”項目，還將其列為韓國國家遺產名錄和申報世界遺產項目。節目指出，不僅韓國，日本也想將“風水申遺”納入囊中，日本政府並已推動“風水申遺”展開準備工作。
眾所周知，端午節、中醫、風水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在中國，有“根”才稱得上“遺產”。試想，當韓方、日方將中華傳統文化紛紛申遺成功後，中國將何堪？“申遺”一時成了“匹夫有責”的光榮使命了。
商朝留下甲骨文，周朝留下青銅器，漢留墓室魏留碑，唐留絲麻宋留瓷，明清留下建築和傢俱。中華民族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每一項資源都是獨一無二的，都彰顯申遺的“天生麗質”和深遠影響。
如今，一條河帶著這樣的使命來了。它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歷史的韌性，一種文化的壯懷，一種時代的呼喚，一種機遇的指引。
不只是為之動容吧？你我都不是局外人。有一分力盡一分力，無力可盡，不還有口頭上的呼籲和支持嗎？不還有激盪於心的記取和驕傲嗎？
尋覓隋唐運河的步履和痕跡
當年，隋唐大運河流經商丘近200公里。時至今日，彷彿還聽得到它當年震盪商丘大地的步履聲響。
商丘市還有一些村鎮因大運河而得名。如睢縣的寥堤，是因運河堤上生寥草，遠望若嶺，故名寥堤嶺(今寥堤鎮)。明清時代商丘八景之一的“隋堤煙柳”，也是因隋煬帝南巡時為遮陰避暑在通濟渠兩岸築堤植柳而得名。
另有一些地名的由來，屬於頗有些傳奇色彩的傳說。如今梁園區水池鋪，傳說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流經此地，帶動商業發展，兩岸店鋪林立，許多支流把店鋪包圍，遠看如店鋪坐落在水池中。
又如虞城縣的芒種橋、谷熟集、麥仁店，傳說隋煬帝經運河下揚州，在商丘虞城縣被一條河攔住，他下令停船造橋，正值麥收大忙季節，老百姓不得不放下鐮刀來架橋，芒種橋因此得名。從芒種橋東行，隋煬帝在穀子成熟的季節到達一地休息，此地即被後人稱為谷熟集。第二年麥子黃梢時節，隋煬帝路經一村莊，在這裡品嚐了麥仁湯，從此命名麥仁店。另有蔡道口村，村人說原名本叫“菜到口”。隋煬帝下揚州途經這裡，時值冬天，很久沒吃上青菜了。來到一處村莊，有村民獻上一把野菜。隋煬帝龍心大悅，野菜入口時，他一連說了幾句“菜到口了，菜到口了”。從此，村子就叫“菜到口”，後來漸漸演變成另一個名字，“蔡道口”。
這些地名伴隨著歷史的傳說，流傳至今，構成了與大運河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豐富了大運河作為一部社會史的內容。
一城九萬家的繁華重溫
“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伴天下，主客多歡娛。”一城“九萬家”，城中“高棟”林立，這該是怎樣的一種繁華盛景呢？
無疑，隋唐大運河對商丘城市的發展，產生的是迅速“膨化”的作用。
隋唐大運河商丘段開鑿於隋代，漕運繁榮於唐宋，一直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肩負著南北物資運輸的重任。隋唐大運河促成了歷史上商丘的繁榮發展。運河通航後，商丘成了唐宋時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交通樞紐地位逐步顯現，城市規模擴大，城市人口增加。由於大運河的通航，唐宋時期的商丘西到京師，南達江淮，十分便利，漕運商旅往來不絕，糧商、鹽商、茶商、絲商聚集，商業繁榮。
說到“絲商聚集”，古時的襄邑，今天的睢縣，曾經在兩漢時期，因襄邑絲織業特別發達，朝廷在此專設“服官”官署，就是管理織造宮廷服飾的機構，為皇帝、王公、妃嬪、大臣織造服裝。《魏都賦》裡，提到北方名產有“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可以想象，當年的豫東大地，商賈雲集，寶馬奮蹄，把一匹匹襄錦運到長安、銷往西域的壯觀景象。
商丘自古為都城，為重鎮，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商丘最早建城始於西周初年成王封微子於宋，微子在古睢水北岸營建國都（城址已找到，即在商丘古城的外圍），使用時間長達七百多年，直至宋亡。
西漢時期，漢文帝封其子劉武為梁王，都睢陽（今商丘），劉武延用了宋國都城，為漢中央朝廷的東方屏障。“七國之亂”時，吳、楚等諸侯國聯兵由東向西進攻，“梁孝王劉武城守睢陽，以拒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可見當時商丘地位十分重要。
隋朝開鑿大運河的目的是便於南北交通，促進南北的政治、經濟交流。商丘是當時東方的重鎮，從國都赴東部、東南部等地，商丘是交通要道。古人評價商丘說：“襟帶河濟，屏蔽淮徐，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商丘為腰膂之地。”因此開鑿大運河棄古汴水而改走睢水，途徑商丘，除為了縮短距離，商丘戰略地位重要也是因素之一。
大運河的通航進一步促成了商丘的交通樞紐地位。大運河通航後，商丘更成了唐宋時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交通樞紐地位凸顯。唐朝爆發“安史之亂”，叛軍南下必須經過睢陽（今商丘），唐代名將張巡抗擊叛將尹子奇達十個月之久，延遲了叛軍南下的速度，保住了江南免受戰亂之苦。
大運河的通航促使商丘城市規模擴大，城市人口增加。唐代時商丘是大都市之一。杜甫《遣懷》：“昔我遊宋中（指商丘），惟梁孝王都。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伴天下，主客多歡娛。”透過詩人的詩境，我們不難展開這樣的想象：一座繁華大都市，道路四通八達，汴水直達於海，舟車往來，絡繹不絕。城內道路寬闊壯觀，住著多達九萬戶的居民，按每戶五、六口人計算，城市常住人口多達四、五十萬人。每當夜幕降臨，酒肆茶樓高朋滿座，燈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開杯暢飲，一片狂歡。
大運河的通航促進商丘的商業活動更加繁榮，催生商丘躋身當時著名的商業大都市行列。
隋唐大運河商丘段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價值
文化，是一個越來越彰顯溫度和精神的詞。如同畫龍點“睛”，文化是讓一切歷史事件與遺存瞬間生動起來的“眼睛”，也是促成其堅韌延續的“文脈”。
大運河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於它是我國古代創造的一項宏偉工程，更在於它是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同樣可貴的是，隋唐大運河商丘段通濟渠，在文化的積澱上，一直彰顯著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隋唐運河商丘段的發現和確認，佐證了通濟渠的確切走向和地點，起到了補史和證史作用。通濟渠開封以西部分是在東漢汴渠的基礎上修成的，但在開封以東，與汴渠分道折向東南，經睢縣、商丘古城南、永城（老城）、宿縣、泗縣入淮。而汴渠是自開封一直向東（線路在商丘北部），經碭山、蕭縣、徐州東入泗水，通於淮河。前者經過商丘古城，後者則在商丘的北邊通過，二者分別很大。但由於南宋以後通濟渠曾多次淤塞斷流，加之所經之地為黃泛區，沿線地貌變化很大，同時也由於汴渠的存在，因此文獻中關於通濟渠的走向及流經地點自古以來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商丘段線路的確認，解決了這一歷史之謎。
商丘段由於地處黃泛區，淤積嚴重而被深埋於地下，相對而言，受到的破壞較小，運河本體保存較好。另外根據文獻記載及實地調查走訪，在運河沿線還存在沉船、碼頭、橋樑、官倉、驛站、會館等相關遺蹟以及依託運河發展起來的城、鎮、鄉、村等，這些為研究當時的漕運制度、水利史、交通史、造船技術以及生產力、商業流通發展水平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商丘段故道還是一個古代瓷器和陶器寶庫。近年來在基本建設和生產生活過程中，在大運河故道內出土大量的古代陶、瓷器。經初步觀察，瓷器的器形可見碗、罐、壺、缽、盆、盞、盤、杯、瓶、壇、枕、滴及人物、動物造型等。釉色有黃、青黃、白、青白、黑、醬、綠和三彩等，時代自隋始，跨越唐、五代、宋、金、元、明，窯口或窯系涉及邢窯、定窯、耀州窯、鞏縣窯、密縣窯、磁州窯、當陽嶼窯、鶴壁窯、界州窯、鈞窯、壽州窯、建窯、吉州窯、景德鎮窯、長沙窯、越窯、德清窯等，分佈在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微、陝西、福建等地，南北皆有，地域廣闊。商丘段故道出土的瓷器數量之多，窯口之眾，品種之豐富，十分罕見。唐宋時期是我國瓷器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這些珍貴標本，為研究中國陶瓷發展史，制瓷工藝演變，運銷和外銷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鑑於此，2008年，隋唐大運河古陶瓷文化研究會在商丘宣佈成立。該研究會是當時國內從事隋唐大運河古陶瓷收藏與研究的首家民間學術組織，旨在保護國家優秀文化遺產，宣揚文物政策法令，普及古陶瓷鑑定與鑑賞知識，加強古陶瓷的理論學術研究。
一個城市，文化是靈魂。同樣，一條河，有了文化，才有了靈魂。一條有靈魂的河，方是一條有申遺價值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