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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曾任當代教育（武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當代教育”）
人文學首席專家的趙林教授
新作《古希臘文明的光芒》正式上架
沉甸甸的上下兩冊
凝聚了趙林教授40年的研究心血
作品根植於嚴謹深厚的學術研究
同時通俗易懂
為您開啟一場
徜徉古希臘的哲思之旅
趙林：武漢大學哲學院國家二級教授，全國教學名師，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曾任當代教育人文學首席專家，現任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委員。目前已出版《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西方文化概論》、《西方哲學史》等學術著作、演講集和高校教材18部，發表學術論文170餘篇。
西方人言必稱希臘，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很多文化形態都奠基於希臘。英國著名詩人雪萊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和藝術之根都在希臘。”
這從側面說明，希臘的文化形態對後世西方的影響直到今天依舊極為深刻。現在被人們熟知的西方的藝術、宗教、文學、哲學乃至科學，都可以從希臘找到根源。希臘不僅在很多方面啟發了後世，更重要的是，它在某些領域達到的巔峰令後人無法企及。毫不誇張地說，古代希臘創造了一段充滿魅力，永遠說不盡、道不完的文明。
考古大發現——特洛伊城和邁錫尼城
對特洛伊城和邁錫尼城的考古要從一位比伊文斯更早的德國考古學家說起，這個人就是前文提到過的“現代考古學之父”海因裡希·施裡曼。施裡曼從小受到熱愛希臘神話的父親的深刻影響，對古希臘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自幼熟讀《荷馬史詩》和各種希臘傳說，對希臘各位神祗和英雄的事蹟以及特洛伊戰爭的場面、用具器物瞭如指掌，19世紀的歐洲，受啟蒙運動的影響，人們的理性精神高漲，許多知識分子對傳統宗教採取了批判態度，這種理性主義的批判鋒芒不僅指向基督教的傳統信仰，也涉及古老的希臘宗教。當時的人們認為，希臘神話都是空穴來風，是後人隨意編造出來的。但施裡曼堅信，這些神話傳說具有一定的現實根據，其中的一些故事，比如特洛伊戰爭，在古代一定發生過。
2018-2020年度當代教育特聘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國家教學名師、中華名辯盟學術顧問趙林為當代教育“人文學首席專家”
特洛伊的考古發現
對邁錫尼遺址進行考古之前，施裡曼首先來到《伊利亞特》中的戰爭發生地特洛伊，試圖根據荷馬描述的具體場景，按圖索驥地進行考古發掘。功夫不負有心人，施裡曼果然挖出了一座塵封已久的古代城市遺址，發現了大量金銀製品，他確信自己找到了《荷馬史詩》中特洛伊國王“普里阿摩斯的寶藏”。後來更加精確的考古發現證明，施裡曼發掘出來的並不是《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特洛伊城，而是比那個時代更加久遠的城市的遺址。特洛伊戰爭發生在公元前12世紀初，大約在公元前1192到公元前1183年間，而施裡曼發掘的城市遺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世紀，比特洛伊戰爭發生的時代還要早1000年（這個遺址在考古學界被稱作特洛伊第1層）。最為重要的是，施裡曼還挖出了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800年間一個水平相當高的古城廢墟，這個廢墟在考古學上被叫作特洛伊第2層。特洛伊考古一共發現了9個文化層面，其中第2層和第6層是最精彩的，第6層後來被證明是特洛伊戰爭發生時的城市遺址。
特洛伊第2層的時代要比荷馬描寫的那場戰爭發生的時代早七八百年，但在這一層出土的文物卻非常豐富。施裡曼挖出了宏偉的城市遺址和大量珍貴文物，他還把這些文物與《荷馬史詩》中的具體描述相對照，大體上都能對得上號。因此，他認定自己發現了特洛伊戰爭發生時的古城遺址。隨著考古技術和手段的不斷完善，以及考古學界的進一步探索，人們發現施裡曼的結論是錯誤的，但這些錯誤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它意味著特洛伊的文明歷史出現得要比荷馬描述的時代早得多。這就如同15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他一直認為自己發現了印度，只是沒想到印度遠遠不像傳說中那樣富庶。他沒能像稍晚踏上航海之旅的葡萄牙人達·伽馬那樣從印度帶回大量財富，因此，他回到西班牙之後遭到了伊莎貝拉女王的冷遇。哥倫布不服氣，後來三次踏上美洲的土地，但是一直到死，他都不知道自己發現了一個新大陸。事實證明，哥倫布對美洲新大陸的發現要比開闢通往印度的航路重要得多。
邁錫尼的考古發現
發掘出特洛伊遺址之後，施裡曼又來到邁錫尼進行考古工作。在這裡，他再一次創造了考古學上的輝煌。施裡曼於1876年開始在邁錫尼的遺址上進行考古發掘，很快就挖出了擁有五座豎井墓坑的古代墓葬群。
這些墓葬中，有一座較大的墓穴被施裡曼認為是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的基穴。他從這個墓穴中挖出了大量金銀寶藏，包括刻著獵獅圖的青銅匕首、杯把上雕有一對鴿子的高腳金盃，等等，這些東西與《荷馬史詩》中描寫的器物非常吻合。基葬中還有許多閃閃發光的金首飾和金葉片，熠熠生輝，證明邁錫尼果然如荷馬所言，是“多金的邁錫尼”，尤其是一副製作精美的黃金面具以及一具骨格粗大的男性屍骸，讓施裡曼躊躇滿志地相信，他發現了阿伽門農的骸骨。因為傳說阿伽門農身材高大，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而且阿伽門農是被他的妻子謀害而死，死的時候比較年輕。因此施裡曼認定，這具粗大的屍骨就是阿伽門農。他甚至電告希臘國王說：“我正在凝視阿伽門農的臉龐！”然而，命運又一次捉弄了施裡曼，後來的考古證明，他再一次把時代搞錯了。他發掘的這個墓葬要比阿伽門農所處的時代早幾百年，而那個黃金面具，也為更早時代的邁錫尼國王所有。儘管如此，施裡曼的發現仍然價值連城。
公元2世紀，希臘地理學家波桑尼阿在《希臘紀事》一書中記載，埋葬阿伽門農屍骸的墓葬群裡一共有五座墓坑，包括阿伽門農、他的父親阿特柔斯，以及他的一些朋友和親人，共有五人埋骨此處。
約1700年以後，施裡曼來到《希臘紀事》中記載的地方進行考古發掘，果然挖出了有五個墓坑的墓葬群，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制器物，甚至還有所謂的阿伽門農的屍骸和金面具。這些東西不僅可以與《荷馬史詩》的描述相印證，而且與古希臘地理學家波桑尼阿的記載也吻合。這些情況足以使施裡曼確信，他發現了阿伽門農的墓葬。
然而，就在他的考古工作即將收尾的時候，他又意外地挖出了第六個墓葬。這讓施裡曼非常尷尬，波桑尼阿的書中不是明明說有五個墓坑嗎，怎麼又多出來一個?施裡曼認為，可能是波桑尼阿弄錯了，古代人的記載不一定可靠。然而後來的考古研究證明，是施裡曼自己搞錯了，他發現的是比阿伽門農早400年的國王墓葬。
後來，人們才真正地在邁錫尼獅子城門外的一座小山丘下面發掘出阿伽門農的墓葬，又叫“阿特柔斯的寶藏”，這處墓葬氣勢更加恢宏，規模也更大。至於之前所謂的“阿伽門農的黃金面具”，後來證明並不屬於阿伽門農，但這絲毫不影響它的考古價值。這個黃金面具現在成為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參觀者一進該博物館的大門迎面看到的就是這副金面具，而且金面具下面仍然打著引號註明：“阿伽門農的黃金面具”。
趙林教授為當代教育員工講授課程——《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教育》
小國寡民的希臘城邦
古風時期是希臘城邦文明的起始時期，這一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眾多希臘城邦在愛琴海乃至地中海地區相繼出現。
城邦就是一個城市連同周圍一片不大的鄉村區域組成的獨立主權國家，以“小國寡民”為基本特徵。它的國土面積一般只有百餘平方公里，人口則有數萬，最大的城邦也不過8000多平方公里、數十萬人口（包括奴隸）。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他所描繪的理想國家就是一個小國寡民的城市國家，與古希臘的城邦剛好契合。
伴隨城邦產生的是成文立法。在此之前，希臘氏族之間所謂的“法”都建立在血親關係、氏族關係之上，完全以習慣法為紐帶。雖然大部分城邦都是“彈丸之地”，但它終究是一個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再將原來的血親關係、生活習慣等作為法律規範顯然是不現實的。故而在城邦的建立過程中，還隨之誕生了許多成文的法律，並以此作為規範，古希臘一步步邁入了文明社會。
在西方的歷史中，有兩種國家形態交替出現，即小國寡民的城邦與地大物博的帝國。而且，以希臘城邦為基礎模式的國家形態往往比大一統的國家形態對後世歷史的影響更大、更深遠，以至羅馬帝國滅亡之後，西方基本處於一種分崩離析的狀態，即使中間有過幾次被帝國統一的時期，也總是曇花一現。
除了影響古代的社會形態，希臘城邦制度對今日歐洲的形成也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今歐洲的一些國家，仍用“小國寡民”形容也不為過，比如安道爾，國土面積為468平方公里；聖馬力諾，國土面積僅為60.75平方公里；而梵蒂岡更是被稱為世界上最小的國家，國土面積僅為0.44平方公里。
在希臘城邦出現之時，中國正處於西周末年，當時周天子分封了很多諸侯國，如齊國、晉國、魯國、衛國等。西周滅亡後，周平王東遷洛邑，王權衰落，諸國林立、群雄爭霸的時代又出現了。這一狀況與同時代的希臘城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直到秦始皇出現，他憑藉祖輩的積累和自己的雄才大略結束了戰國分崩離析的狀態，使中國第一次實現了大一統。此後歷朝歷代雖然紛爭不斷，但整體仍走大一統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國依然是統一且不可分裂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城邦這種小國寡民的政治模式對西方世界的影響是長久且深遠的，也曾與東方國家遙相呼應。但由於歷史機緣和發展態勢，東西方國家形態後來才走向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趙林教授為當代教育所屬高校武漢華夏理工學院學生講授通識教育名師團隊示範課第一課《古希臘羅馬文化》
雅典民主制的特色與缺點
經歷了幾次立法與改革，雅典終於有了較為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下面我簡要闡述一下雅典民主政治的優勢及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
到底什麼才是民主政治？伯里克利在“喪葬演說”中講了這樣一段話，其中就有他對民主一詞的定義和理解。
“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作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具備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他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默默無聞。在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值得寬恕的；但是在公家事務中，我們要遵守法律。這是因為法律使我們心悅誠服，我可以斷言，我們的城邦是全希臘的學校；我可以斷言，我們每個公民，在許多生活方面能夠獨立自主，並且在表現獨立自主的時候，能表現得特別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
我們可以從這段話中總結出伯里克利表述的雅典民主的實質：不論富貴、貧窮，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具有同等的權利，也都可以為國家發揮政治才能。
當然，這一實質必須有法律的保證。正如我們前面所說，民主一定要以法律為前提，才能真正被推動。而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就是法律。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沒有變得無法無天。解決各階級的矛盾和衝突基本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序，以暴力和流血手段爭權奪利的現象很少見。與此同時，雅典成了全希臘的“學校”，向全希臘展示自己的民主，並在民主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成為整個希臘城邦的典範。這應該就是伯里克利追求的民主政治。由於歷史的侷限性，這一政治制度雖然獨具特色，卻也問題重重。
希臘悲劇的命運主題
古希臘悲劇較多反映一些顯貴家族內部的倫理衝突，例如伯羅奔尼撒家族幾代人之間骨肉相殘的故事、奧狄浦斯父娶母的故事等。當然，這些矛盾衝突的原因並非悲劇主人公個人品德方面存在缺點，也不是邪惡的外部力量，而是根植於悲劇主人公內心的自由意志與某種不可抗拒的客觀必然性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客觀必然性就是所謂的“命運”。所以，古希臘的悲劇中總是蘊含著非常明顯的命運主題。
在古希臘的悲劇中，很少有反映現實生活的內容，絕大部分講述的都是神話傳說、英雄事蹟，這些看起來似乎都是一些脫離現實的內容。但事實上，這些神話傳說、英雄事蹟通常蘊含著深刻的倫理思想、哲學理念等，可以給人很多啟示。從這個角度來說，古希臘悲劇已經遠遠超越史詩、敘事詩那樣單純講故事的層次，更多地闡釋一些深刻的意義，尤其突出了命運的主題。
“命運”這個詞在古希臘語中的寫法是“Moira”，它的本義是“份額”。在古希臘文化中，每個人一生中能分得的“份額”早已註定，也就是“命運註定”。或者說一個人從出生開始，他的一生已經被命運女神規劃好了，他一生的經歷、遭遇都是註定的。
在希臘悲劇中，命運常常會作為神的意志並且藉助神的活動表現出來，因此，敬畏神、崇拜神、順從神就成了古希臘人文精神的主題。有時，命運甚至凌駕於神靈之上，因為不但凡人要接受命運的安排，神明也要接受命運的安排。在古希臘悲劇當中，命運既不能用日常的邏輯來解釋，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的證明，它更多地具有一種“形而上”的神秘意味。正因為如此，古希臘的悲劇通常也被稱作“命運悲劇”，它最重要的意境就在於突出“命運”這個主題。而命運也意味著人的侷限性，意味著人性和人力的不足。這樣的悲劇更像是古希臘人對自身與世界關係的反思，是對人的侷限性與世界的無限性的表達。每個人都有不可預測的命運，這既是舞臺上表演的悲劇的內容，也是現實生活中人生的常態。即便是普羅米修斯這樣能夠預知未來的神明，也同樣無法擺脫命運的安排和支配，故而他才會在痛苦的磨難中深深地感嘆。
哦，透亮的晴空，穿飛的風兒，
你們，奔騰的河流，大海層層屈卷的笑魘；
哦，大地，萬物的母親，
還有你，無所不見的球體，
光輝的太陽——我對你們呼喚！
看看我吧，一位神明，
忍受眾神制導的災難，
看看我的苦難，此般羞辱，
拼命掙扎，一萬年的磨難。
這便是我的釘綁，被那位新掌權的王貴，
幸福的神明的首領，被他的謀劃禁錮在這邊。
苦啊，磨難！為眼下的不幸，也為將來的苦酸，
我出聲哀嘆，不知何時才得解救，
命運使我渡過難關。嘿，我在說什麼？
我預知未來，將要發生的一切，
清清楚楚，都在我的料想之內；
對於我，苦難的來臨不會出乎意外。
我必須接受命運的支配，不會大驚小怪，
知曉與必然的強力抗爭，絕無勝利可言。
命運不僅是人類無法擺脫和改變的，也是神靈無法擺脫和改變的，就像奧狄浦斯說的：“我們不可與命運抗爭。”作為客觀的現象世界背後的一種抽象的本質或規律，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命運是建立在形象思維基礎之上的，是古希臘神話和古希臘悲劇無法真正把握的。因此，對於古希臘人來說，命運是不可理解、無法改變的。黑格爾就曾指出，命運在希臘神話中是一種“較高一級的東西”，它“對神和人都有約束力，但本身又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納入概念的”。神話傳說和悲劇中這種撲朔迷離的決定性力量只有在古希臘哲學當中才會以不同於神話表象語言的另一種語言——抽象的概念語言得以明確表述，這就是希臘哲學追問的世界“本原”或“邏各斯”。
也可以說，古希臘悲劇表現的更多是命運與悲劇主人公之間的衝突，而命運又帶有某些“形而上”的色彩，是經驗不能解釋，甚至超出經驗的一種概念，它實際上是將人們引向了更高的思想維度。簡而言之，古希臘悲劇將觀眾的眼光，尤其是將那些聰明睿智的觀眾的眼光從悲劇展現的表象引向悲劇背後，促使這部分人發現悲劇蘊含的更為深刻的內容，這就為哲學的興盛奠定了基礎。所以，人們常說古希臘的悲劇家都是哲學家，因為悲劇本身就是一種與詩歌、對白、表演、音樂、舞蹈等文藝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哲學，只不過它蘊含的哲學思想不是直截了當地表述出來的，而是通過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表達的，使之成為一種普羅大眾都可以接受的哲學，並在古希臘民眾當中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 版權聲明 ——
文章摘錄自《古希臘文明的光芒》
趙林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