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才是我們報道的重點
文圖/雷仕忠
近日,在街頭碰到一朋友,剛閒聊了幾句新冠病毒疫情的事,他突然轉換話題,認真地說:“前不久我看到你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專門寫縣委書記敖錫清幫你朋友解決急難的事,還配了幾張我們從未見到過的老照片,對吧?”
我說:“你記性好!”
他說:“看了那篇文章後,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年你寫了那麼多文章,好像沒有咋看到過你專門寫那些縣領導的報道。”
他說的基本屬實。
二十年前退休時,我已在全國、省,市報刊上發表了數以千計的新聞稿、論文和照片,突出宣傳的是領導集體和群體形象,記憶中好像只有幾件作品提到縣級領導人的具體名字。
面對朋友的疑問,我笑了笑,反問了他一句:“要是你在退休前,經常給你的頭頭們評功擺好,大家會怎麼議論你?”
他頓了一下,好像找到了答案:“懂你的意思了。”
其實呢,我也並不是絕對不報道領導個人。我想,只要堅持新聞的黨性原則,堅持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只要堅持新聞的真實性原則,什麼人都可以寫。那些年,我只是對領導個人的報道少之又少,偶爾提到他們的名字。
記得八十年代初期,縣委、縣人大、縣政府和縣政協的領導們為鼓勵農村專業戶帶頭髮展商品生產,放下身段登門給一些有代表性的專業戶拜年。在這些活動中,我拍下了一些照片。
1984年春節馬上就要到了。縣領導決定專程到元通鎮青石村給育水杉樹苗專業戶段玉成拜年。那天天氣不好,頭天晚上紛紛揚揚下起了雪,直到早上還在稀稀疏疏地飄雪花。領導們冒著風雪,腳踩泥濘小路來到段玉成家,給他送去這樣一副量身定做的對聯:
培育苗木興家立業
植樹造林利國利民
領導們七手八腳地把這副對聯貼在段玉成家門上後,段玉成熱情請領導們來到他屋旁的地裡,掀開塑料棚的一角,給大家介紹:怎樣選擇水杉枝條、怎麼截段、怎麼扦插、怎麼管理......我看領導們聽得是那樣認真,那樣專注,當即找了個理想位置,舉起相機,拍了一張又一張黑白照片。
當天晚上,我連夜寫了篇文字稿,次日發給報社,很快刊登了出來。報道寫的是縣委、縣人大、縣政府的領導,沒點到個人。
兩天後我把膠捲衝了出來,覺得畫面構圖還可,主體突出,領導們肢體語言形象生動,突出了領導們群體形象,便選了幾張畫面略有不同的底片精放,寫下這樣的照片說明:“崇慶縣林業專業戶段玉成用溫床儲藏了三十多萬枝水杉短穗,準備今年春天扦插用。圖為段玉成正在向給他拜年的縣領導介紹水杉扦插育苗的方法。”
照片發出後,有三家報社刊用。
有一次,原縣委副書記、縣長劉萬順要我同他到省財政廳辦事。途中閒談時,他對我說:“我看到你發表的江源鄉利用土壤普查成果指導科學種田的文章,還看到你其他好幾篇農技方面的報道,顯得對農業技術很熟悉,還以為你是學農的呢!”
我說:“我雖然學文,但祖祖輩輩都是農民,從小就和種田打交道,十多歲時就學會了全部農活啊!讀初中時,對《植物學》很感興趣。現在我還特別認真地經常向農技人員請教啊。”
他說:“我也是農民出身啊!”
我說:“我知道你是竹編之鄉道明鄉出來的。聽說你手很巧,編竹扇時還可在上面剪字(編字的意思)?”
他來了興趣:“道明場的人,不僅會種田,搞竹編也是祖傳,不管是粗篾活還是細篾活,大人小孩都可以來兩手。”
他是我縣第一個土生土長的縣長。一個縣長能搞竹編,夠新聞啊。於是我順勢說道:“那有機會同你一道到你家鄉時,我順便給你拍一下編花篼的照片哈!”
他應允道:”要得嘛!”
隔了好久好久,我終於瞅了個機會。
那是1983年底的一天,我同縣委書記敖錫清、已卸任縣長轉而擔任縣人大主任的劉萬順在懷遠鎮午飯後準備返城。快到元通時,我提議兩個領導繞道道明鄉去看看竹編,我順便拍幾張照片。他們說,可以。
就這樣,我們來到道明鄉東嶽村竹編專業戶羅福安的家。敖書記和劉主任同羅福安拉家常,瞭解竹編生產情況,鼓勵他大膽走勤勞致富的路。劉主任一邊擺談,一邊拿起竹片、篾絲編花篼。手法快而嫻熟,我瞅準時機連拍了幾張。不用說,幾家報社都採用了這張照片。
又比如,1991年十月,縣委書記款錫清、縣長王艾文收到大劃鄉萬家碾帶病回鄉的退伍軍人萬慶剛女兒的來信,述說家中特別悽苦的狀況。他們體諒這個弱者的呼聲,當即批示給民政部門,要求立即對全縣特困戶進行調查,幫助解決困難。在書記、縣長的親自過問督促下,萬慶剛一家在除夕前搬進了新居。其他鄉特困戶的困難也得到了妥善解決。我們判斷這正是報紙在春節前後報道的熱門話題,當即進行採寫,稿件很快被報紙刊用了出來。
1987年4月23日,崇慶縣觀勝鄉青竹村農民陳俊民在麥地中捕捉到了一隻小熊貓(俗稱九節狼),這是國家二級保護動物。陳俊明趕緊向政府報告。副縣長羊群英聞訊,代表政府表揚了陳俊明,並獎勵了他40元錢(約相當於當時一般鄉幹部一月的工資)。羊群英在徵詢林業部門意見後,同林業部門的人一道將這一隻小熊貓護送到九龍溝風景名勝區放生。
當時我同縣政府辦公室的幹部王偉(現任市政協副主席)親歷了事件的全過程。我們覺得這件事,既可表現我們縣領導和幹部群眾自覺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又有利於提高風景區的知名度,當即寫成通訊《小熊貓落戶九龍溝》,述說了羊副縣長護送小熊貓放生深山的事。報社很快套紅刊用了此稿。
實話實說,我們在報道中直接提到縣級領導的稿件就只有幾篇,實在是少得不能再少!
照理,縣一級黨政領導,是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在縣域經濟發展、政治體系建設和兩個文明建設中,具有極端重要的地位。宣傳報道他們完全是應該的。但我們想,作為縣級對外宣傳幹部,在對外宣傳報道時,無論寫全縣哪一方面的工作,實際上也就是對領導工作的肯定和宣揚。
特別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決定少宣傳領導個人後,我們儘管寫了大量的全縣工作的報道,都更加堅持突出集體,常寫的都是縣委縣政府如何如何;如果某領導有值得單獨宣傳報道的地方,可推薦給省市甚至全國報刊記者採寫。
如1985年10月,我在陪《四川日報》農村部主任吳中福採訪時,建議他寫西河改造工程。他在發表的長篇通訊《西河獻寶記》中,就多處提到縣委書記敖錫清。他這樣寫,就比我出面寫好得多。
在撤縣設市後,我們也始終堅持了把重點放在報道宣傳基層幹部群眾上,很少宣傳報道縣市領導個人,贏得了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