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中國翻譯界，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2020）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他的闡釋翻譯學自上世紀80年代傳入後，學者們如數家珍，學生們奉若圭臬，說到或沒說到點子上的論文書籍晚春蛙聲般地出現。其翻譯四步論已替代了嚴復的信達雅，成了翻譯學的基石。
與之相反，如垂釣者盯著浮標一般盯著西方文學批評動態的文評家們對斯坦納多少會有些失望，即便他貴為英國的“文化首相”。斯坦納和學院派專事“純批評”（pure criticism）的學者們不一樣，沒有推出諸如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格式塔等可資複製的文學批評公式，多數人是不能倚仗他來生產文章的。斯坦納認為，“文學批評，尤其是當前與學院派同流合汙的文學批評，不再是有趣、負責任的活動”，學院派批評家們沾沾自喜地在“文學內部”嬉戲，鮮少顧及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文評家要走出“文學內部”這個封閉的圈子，“拒絕想當然”，“帶著與生俱來的驚奇”觀照人世百態，因為“最有活力的現代批評……都將文學批評當成了社會批判”。斯坦納自己身體力行，只是出了文學的藩籬，他有時未免“此間樂，不思蜀”，單純地做起了社會批判。
原文 ：《虛妄與教養》
作者 |廣西民族大學 龍靖遙
圖片 |網絡
斯坦納之問
在斯坦納批判的社會現象中，最吸引他的莫過於20世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進行的那場大屠殺了。許多劊子手受過良好的教育，平常彈鋼琴，聽古典音樂，看歌劇，欣賞名畫，讀歌德，討論哲學問題，舉手投足完全是紳士和淑女的派頭，但是他們照常到集中營上班，打人殺人，習以為常。
教養對獸行起不到絲毫作用，那些充滿著悲憫、救贖、奉獻的文化藝術明明是思無邪的呀！高雅文化和非人性的行為之間莫非存在著某種紐帶？文明自身莫非有某種東西為野蠻鋪平了道路？
斯坦納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猶太人為西方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貢獻，最突出的莫過於《聖經》，它為西方世界帶來了秩序，把他們變成了文明人。
然而帶來秩序的同時，《聖經》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後世的猶太人埋下了禍根，這個禍根可能就是《聖經》證明的“選民”觀。猶太人認為，上帝把猶太人從所有族群中挑選出來，賦予他們偉大的使命，讓他們完成自己的宏大計劃，因而猶太人是上帝唯一的寵兒。
在斯坦納看來，現代國家的基石是民族主義，它是現代社會的毒素，是世界紛爭的根源，它的源頭有可能是選民觀。民族主義者認為，某一特定族群先天優於其他族群，這一族群的獨立、排外、擴張是天賦的權利。民族主義或許是對選民觀的承襲，二者本質上都屬於種族優越論。
上世紀30年代，納粹黨人在德國掀起民族主義浪潮，他們認為，雅利安民族歷經冰川紀的嚴酷考驗而倖存了下來，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這個民族有義務也有權利幫助那些蝗蟲一般繁殖的猶太人、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等劣等種族在地面上消失。這一觀念通過現代的宣傳工具得以反覆向人們灌輸，於是他們對猶太人的清洗就成了荒謬的“天降大任於斯人”，似乎合情，合理，亦合法。
人類的虛妄
選民觀無疑起到了示範性作用，但它不一定就是民族主義的源頭，民族主義更有可能源於人類的虛妄。人天生就以自己為中心，弗洛伊德用“自我”（ego）一詞來概括這種心理。
自我的擴大是家庭。有個寓言，說的是兩兄弟爭奪家產，正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有賊人入室，兄弟倆勠力同心，把賊人趕跑，然後繼續廝打。家庭再擴大是家族，繼而是村、鎮、縣、市、省、國、洲等，不一而足，地域主義和民族主義最終應運而生。由自己與他人的親疏遠近形成的“親和力”是民族主義的基礎。
人總是相信或者願意相信自己優於別人，即使他意識到自己不如別人而承認了這一事實，這終究是無奈之舉，一旦有機會超越別人，他會毫不猶豫，魚躍龍門。這是人的天性，它與生俱來，延綿不息。尼采認為，人生而為人，都有徵服他人控制他人的衝動，這種衝動叫權力意志，是人就會受制於它。
人有出人頭地的衝動，擴而大之，族群也一樣。沒有哪個民族會甘心屈從於另一個民族的統治，受壓迫民族總是要擺脫他族的奴役，爭取獨立，實現強盛。自強不息不僅是個體的使命，也是民族的使命，這不僅僅是生命衝動的驅使，也是生命延續的必要。既然要出人頭地，個體和族群可能都會努力把自己的優越性事實化與合理化，只是未料，有時候竟然有極端的對其他個體和族群的汙衊與迫害。比如希特勒把猶太人當成蝗蟲來消滅，大作家傑克·倫敦把華人稱作“黃禍”，20世紀初日本人種學家證明日本人屬於白人。這便是人類的虛妄。
虛妄的底氣
人要高人一等，這不光體現在金錢和地位上，還體現在教養上，教育程度高是優於他人的明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中國的“六藝”和西方的“七藝”古時是貴族才能學的，學“藝”確保了他們高人一等。“狀元”的身份在中國一直是一種資本，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各機構排國家座次時，國民教育程度也是至關重要的依據。
教育不光要教人吃飯的本領，還要教人知書達理，讓他們變得有教養。英國貴族學校教文學、數學、哲學、美術、音樂等“毫無用處”的課程，斯坦納稱之為“無私心的”高雅文化，其目的是提高人的修養，讓人變得溫文爾雅、風度翩翩。蔡元培擔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就曾首推“無私心的”美育。
然而教養一定會消除偏見，剋制行止，讓人善待同類嗎？明治維新之後，有了“教養”的日本人陡然生起睥睨一切的豪氣，欺負起“落後”的鄰居。上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旋即吸引來許多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者，他們以極低廉的價格獲得了大量珍貴典籍和壁畫，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嚴重損害了莫高窟和敦煌藝術的完整性。
又比如，17世紀，有“教養”的英國定居者的來臨，給居住在北美東部的印第安土著居民帶來了他們歷史上的最大危機。高雅文化有時不僅沒有消除“才子”對他人的偏見，反而會助長偏見，因為高雅坐實了他們高人一等。
教養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意義自然毋庸置疑，但我們同時還要警惕，人的虛妄與生俱來，我們（比如伏爾泰）一廂情願地認為教養能消除人的虛妄，而實際上教養有時非但沒能消除虛妄，反而可能成為虛妄的底氣。
有時高雅文化讓人成為某一群體中的天使，又讓他對另一群體露出撒旦的面孔。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2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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